旁边一位会员看后立刻提出异议，因为今年资助的对象中已经没有小学生。他认为现在的中学生根本不需要铅笔、橡皮和卷笔刀，应该换一些更用得着的礼物。

来自美国的女孩娇西插话说，最近美国政府资助4个学生到南京河海大学进行为期12周的学习。他们来自非洲裔家庭，听说普方协会的项目很激动，愿意每周抽出6小时帮助普方做一些事情。众人讨论的结果是，“当然很欢迎”，具体事务就交给娇西负责。

一位负责外联的会员通报，本周五晚在苏州的某个酒吧有音乐节，将专门组织为普方协会筹款，感兴趣的会员可以去捧场。另外明天（12月3日）这家甜品店里也有珠宝义卖活动，一部分收入将捐给普方协会。

来自意大利的一位女士对此质疑道，究竟有多大的比例捐给普方必须明确，如果只是象征性地给一些，以普方协会的名义搞拍卖，那是很危险的。

后来，会员们一致认为，关于比例的问题将在下次的会议中提交讨论。

同样要讨论的议题是，现在有些被资助的学生已经从高中毕业升入大学，是不是还要继续资助？因为上大学比上中学贵，大家需要考虑清楚，究竟是有始有终地帮助一个人完成学业还是应该帮助更多的人？

参加这样一场历时两个小时的会议，你会发现西方人做慈善，绝不只是掏点钱或冬天捐一床棉被那样简单，这里面全是细节和琐碎的事务，需要人们花费大量的时间和心力。

问题是，9年过去了，在场的普方会员中，只有朱利娅是德国人且认识普方一家，为什么来自世界各国的人们都愿意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这个没有任何报酬的协会中？

“有时间去我们学校看看吧。”一直帮忙做翻译的南京国际学校澳大利亚籍教师罗宾对记者说，“你会找到你想要的答案。”

幼儿园时攒的钱去哪了？

两天后，记者走进南京国际学校，很自然地直奔传说中的“givingtree”。

临近圣诞节，那棵接近两层楼高的圣诞树上，已经缀满了五彩斑斓的饰品和写着受助学生信息的卡片。此时，树下也堆满了整整70份打包好的礼品袋，里面装着“佳洁士牙膏”、“中华牌铅笔”、“德芙巧克力”……据说，剩下的礼物将在3天内筹备完成。

这项倡导“给予”的活动已经延续了3年。每张卡片上还附有苏北学生的照片。国际学校的学生和家长就拿着这些照片，为那些学生精心挑选帽子、围巾和手套。“这里大部分学生的生活条件都比较好，”罗宾介绍说，“我们要让他们从小就明白，必须学会关心别人。”

在这所学校里，从幼儿园到高中，老师一直在灌输“givingisbetterthanreceiving（给予比接受好）”。

孩子们并不懂这句话的含义，但很多人会问，“这么大的一棵树，干嘛的？”

“这是圣诞树。”

“那为什么要挂着名字呢？”

这时候老师和家长就会告诉他，在离他们生活的城市不远的地方，还有许多需要帮助的同龄人。

“给你讲个最“势利”的吧。”罗宾笑着说，国际学校也像《哈利波特》里的那个魔法学院一样，学生一进校就被分为3个队:“五台山队”，“太平队”，“玄武队”。之后从学习到生活，任何时候都在竞争，包括每个队筹款的多寡也要排名。外国小孩也像中国小孩那样有存钱罐。有时候，他们会把钱哗啦啦地倒进去，然后为本队在募捐中取得的胜利欢呼。尽管他们并不知道投这些钱是干嘛的。

等到三四年级，他们会问，“幼儿园的时候攒的钱去哪了？”别人会告诉他，这钱给了普方协会。等到11、12年级，他们会去苏北农村，看望那些自己帮助过的人，自然会明白打破那些存钱罐的意义。

实际上，这些国家一向的教育理念，都是通过从小耳濡目染，把帮助别人变得习以为常。

来自美国的卡伦谢老师也是普方协会的会员。在她的记忆里，人们从小接受的都是这样的教育。万圣节，小朋友扮成小鬼，挨家挨户要糖果，收集起来捐给基金会。到大一点儿之后，就要学会如何筹钱，去医院看望老人。上大学的时候，她们甚至要花两周的时间，去别的国家帮穷人盖房子。

来自英国的保罗老师在当天（12月4日）的晨会上，讲述了自己的故事。这位40岁的单身汉，在亚洲某国家的孤儿院领养了两个孩子。如今他还时常回到那个孤儿院，带着那里的75个孩子去看牙医，上英文课和学电脑。

会后，一位教师的孩子告诉父亲:“今年的生日我不要礼物了，你把钱交给保罗老师。”这个孩子看了保罗拍的几张孤儿院的照片之后，他便决心帮助照片里的那个男孩，“让他也能骑上自行车”。

卡伦谢曾经是普方家两个孩子的老师，但她觉得，“已经不需要再过多地强调这个家庭了”，因为，“如今普方协会的主要目的，就是帮助中国那些贫困的无法完成学业的孩子”。

“我们这些外国人在中国生活得都比较好，那些苏北的孩子就像是我的邻居，我应该帮他们。”卡伦谢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