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滩画报报道 在一次由中国官方发起的“寻根之旅“活动中，数千名中国弃儿受邀回到自己出生的故乡。如同2008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亦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好时机。

人们已经习惯于看到这样的场景:可爱的中国女孩牵着她们白人养父母的手（她们的养父母通常上了年纪，眼神中充满溺爱），从纽约街头走到悉尼海滨。她们在距出生地万里之遥的白人世界里生活、成长，与祖国的土地和文化远隔重洋。

由于封建思想的遗毒，成千上万的女婴在诞生之初遭到抛弃。时光荏苒，中国的政治经济力量早已今非昔比，中国政府于是着手寻找这些“丢失的女儿”，并欢迎她们重返祖国。

在一次官方发起的“寻根之旅”活动中，数千名中国弃儿受邀回到自己出生的故乡。如同2008 年的北京奥运和2010 年上海世博会，这亦是一个向世界展示中国的好时机—众星捧月似的待遇，铺天盖地的礼物，泪水和拥抱……

治疗之旅

对身处事件中心的孩子们来说，故乡之行更像是一种治疗。她们其中就有我的9 岁女儿格蕾丝。今年3 月，她参加了原来孤儿院的20 周年团聚，同行的还有两个她从孤儿院时期就很要好的朋友。中国政府使这些归家的孩子得到最好的招待，无论走到哪里，她们都仿佛花团锦簇的明星一般:人们赠予她们数不清的礼物，为她们表演魔术和木偶戏，一路上满载善意与温情—这几乎是只在我们梦中才会出现的神话般的待遇。

参加扬州故乡行的女孩子年龄从8到18 岁不等。几天之内，她们得到的最无价的财富恐怕就是自尊心的飞跃。透过中国政府递来的柔和的眼神，她们得以看到自己短暂人生背后残酷的事实:一出生便被永远都不知道名字的父母抛弃，被孤儿院远送异国他乡。

去年3 月，一支由来自美国、荷兰、瑞典、加拿大36 个家庭组成的旅游团来到他们养女的故乡扬州—一个拥有450 万人口、正在逐步走向繁荣的江南城市。扬州政府依照传统习俗盛情款待了他们，当地居民向他们热情地敞开了心扉和家门。孤儿院为他们举行击鼓表演，还赠送了一只真人大小的泰迪熊。墙上布置着这些被收养女孩婴儿时期的照片，当初照顾这些女孩的阿姨激动得几度哽咽。扬州市副市长在欢迎宴会上一句:“没有地方比家更好。你们不是客人，你们和我们是一家人。”这句话几乎触动了在场所有人的泪腺。那一晚，时钟每走过一秒，气氛就更浓烈几分，直到最后在一曲《友谊地久天长》中宣告结束。

我们中的不少人都去过扬州，例如梅勒一家、波特一家和沃特梅尔一家（也就是我家）。2000 年 8 月1 日，参加完一个伤感的仪式后，我们分别领养了杨雨瑶、杨依琳和杨淑敏，并将她们重新取名为:莉莉·梅勒、娜塔莉·波特和格蕾丝·沃特梅尔。

这三个扬州女孩出生时间相差不过两周。她们曾蜷缩在物资和人手均缺乏的孤儿院的同一张婴儿床上，度过了生命中最初的8 个月。如今，她们随养父母一起在美国生活。每年一次，她们和另一个女孩玛雅·欧博伦一起庆祝共同的生日或者被领养日。玛雅原名杨雪，没能参加扬州之行。她们的第五个好朋友艾玛·拉尔夫，原名杨雨浓，现居巴黎，与她们通过邮件保持着频繁的联系。

她们是永远的朋友。自打重回扬州后见面的第一眼起，她们就再也分不开了。坐大巴时，女孩们无视其他空座，三个人挤在两个座位上，手拉手咯咯笑着说着悄悄话。她们之间并没有血缘关系，但某种程度上，她们胜似姐妹。

翻天覆地

时隔近十年重回孤儿院，眼前的景象令我们不由感叹:十年间，这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门口通了路，房间里多了很多玩具，阿姨的人数也增加了。她们都穿着统一的粉色制服。更别提那崭新的、5 层楼高的育婴房。它看上去不像是座孤儿院，倒像一座度假别墅。

尽管如此，考虑到中国在过去十年内的飞速发展，这样的情形多少在我们的意料之中。真正令人感到吃惊的是，我们没有在孤儿院看到孤儿们，尤其是那些健康却遭到遗弃的女婴。从扬州孤儿院的工作人员口中，我们得知，孤儿院被领走的孩子的数量已经由我们当时的150 人，每年降至现在的10人到20 人。健康孩子的数量实在少之又少，甚至一些年纪稍大的有轻度残疾的孩子，也将在得到治疗后被领养。

过去二十年中，中国被国际收养的孩子几乎清一色是女孩，这样的数据很难让人得出理性的结论。但是，1999 年，杨淑敏（也就是格蕾丝）出生的那年，遗弃女婴仿佛是她亲生母亲唯一的决定。在一个可以说几乎没有养老保障制度的农村，养儿防老是仅有的出路，而“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这样的陈规陋习告诉人们，没有儿子意味着老无所依。生男或生女，成了理智与不理智的抉择。

于是，11 月某个寒冷的清晨，格蕾丝的生母怀抱刚刚出生六天的她，趁破晓时分把她偷偷放在了当地公安局的附近—她冒着被抓住的风险，仅仅是为了女儿能早点被人发现。一想到她做出这一举动背后所需要的勇气，我都不由感到十分揪心。遗弃孩子在中国属于违法行为，如果当时被警察抓住，她将面临惩罚。每次说到这里，我的眼眶便湿润起来。然而格蕾丝却笑我有这种念头—她还不懂她的亲生母亲曾尽过最大努力只为了多保护她一点，很多东西只有等这个9岁的女孩慢慢去体会。但她们长大成人后，这些痛苦的过往恐怕会成为记忆里不可磨灭的事实。

孤儿院本身就扮演了一个痛苦的角色。每一个带着养子女回到中国的父母亲都担心这样的事实会不会让孩子们太难以承受。我们这些扬州孩子却是个例外:扬州孤儿院到处都是惊喜。歌声环绕，我们包水饺、收礼物，聆听衷心的话语。痛苦几乎没有现身的余地。孩子们最大抱怨的是:天太热了，讲话太无聊了。更难以置信的，绝大部分孩子都没有对这个她们婴儿时期叫做“家”的地方产生消极情绪，即使是十几岁的孩子。我们原以为她们正处于青春期，相对更不愿接受孤儿成为自己形象的一部分。相反的，她们说自己喜欢看阿姨们摇着婴儿，并相当享受这个美妙的欢迎会。

事后，不少孩子还告诉我，她们认为如果能和别的孩子一起成长会非常快乐。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为此，我感谢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孩子产生了如此积极的影响。

我们翻看了孩子们在孤儿院时的档案。大部分的档案只记载了孩子是在哪找到的以及出生时是单眼皮还是双眼皮等少量信息。没有关于亲生母亲的记录，没有遗传信息（而这与她们今后的医疗密切相关），没有足够的素材去编织她们生命起始的故事—我哭了，有些养父母从头到尾都在掉眼泪。

有人幸运地在档案里找到了一张未具名的孩子亲生父母写的纸条，上面说明孩子的出生日期和具体时间。这燃起了许多人的希望，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最后都还是仅仅带着领养证明的复印件离开了。还有的养父母一无所获，只能面对一份空白的档案。一些女孩看到本该填着自己DNA 信息和家庭成员的几栏却空空如也时，难过得说不出话来，尤其是当发现与自己同样被领养的姐妹找到了自己信息的时候。然而在一做起游戏时，她们又立刻把悲伤抛诸脑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