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轻的“故事大王”

1969年，只有16岁的张宝瑞被分配到北京铁合金厂工作。此时的张宝瑞，“能侃”的天赋开始显现，他能就着一个事物，编出一段离奇的故事，并且还是现编现说，“根本就不用写草稿，故事开头刚起，结尾就差不多在脑中了”。

对这个天赋，张宝瑞有些得意，“记得有一次吃饭，正好遇见评书大师单田芳，我走上前和他侃了三个多小时，旁边的人都听傻了。”

1970年，张宝瑞在厂里当上生产班长，凭借编故事的超群能力，很快成了工友们的“国宝”。

“厂里的工作三班倒，特别是上夜班，特累特容易犯困。作为班长，为了要调动大家干活儿的积极性，就给他们编故事，个个把眼睛瞪得溜圆听。”

休息结束，张宝瑞就赶紧结个扣子——“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大家抄家伙干活了！”

于是，精神抖擞的工友们吆喝一声，在期盼中，等着下一次休息赶快来临。

张宝瑞说:“编的这些故事，通常都是以恐怖的居多，工人们听了之后很害怕，但越害怕反越愿意听。听完结束后，胆子小的人根本不敢出去上厕所，干脆就在炉下方便，炉下经常冒出一片臊气，久而久之，也就习以为常了……”

手抄本就这样流传

从1971年开始，张宝瑞开始写他的“梅花党小说”

每当夜幕降临，张宝瑞就会坐在屋子前面的葡萄架下奋笔疾书。

“在离葡萄架不远的地方，有一株母亲栽下的白丁香，花开的季节，飘来淡淡的清香，夹杂着枣林的气韵，灰色的旧屋顶笼罩在黛色之中，偶尔传来灰喜鹊的叫声，此情此景，刺激我能想象出很多的故事，一天能写出几千字。”

这一年，张宝瑞把给工友们讲的梅花党的故事理顺，写了一部四万多字的中篇小说，取名《一只绣花鞋》，然后给亲朋好友们传看，一时轰动。

张宝瑞记得一年冬天，他的一个叫魏彦杰的工友，仔细翻看他写的《一只绣花鞋》，大风卷起炉灰，在他衣服上铺了厚厚一层，他竟全然不顾，成为了一个“土人”。

这一幕，张宝瑞说会“铭记一生”，它成了张宝瑞继续创作的动力。

1974年夏，张宝瑞把三年里给工友讲故事时的内容又加入到《一只绣花鞋》中，把4万字的小说扩充为一部12 万5千字的小说，用圆珠笔工工整整抄在日记本上，再次拿给人们传阅，这一次，引起的轰动更大。

后来，这部小说被笔笔相传，抄送到了更大的范围，“通过各式各样的路径，被在内蒙古插队的哥哥带去了大草原，被在大西北当兵的表哥带到了新疆，又到东北军垦，被在山西、陕西插队的同学带去了黄土高原……”

就这样，通过一支支简陋的圆珠笔、一盏盏摇曳的油灯、一本本印有天安门图案的日记本，通过千百万双手的传递，《一只绣花鞋》被越抄越广，最终，“走遍祖国的山山水水”。

张宝瑞说:“这世间，许多东西可以没有，许多东西可以被毁灭、被剥夺，但是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不会放弃对精神生活的追求，伟大的文学作品和真实的历史记载应该是生生不息的。“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正在这里。”

梅花鞋主:手抄本是一种群体劳动

由于近几年手抄本小说的畅销，张宝瑞得了个“梅花鞋主”的称呼。在他的家里，处处也暗示了这个“鞋主”的身份，房里两种装饰最多:绣花鞋和钟馗——正对门厅的“墙”上嵌着三株梅花，中间一株隐藏着一只绣花鞋，其实是个暗门。推开门，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房出现在眼前:书从地面到天花板，堆满了整个房间，几只红色绣花鞋散落在书堆上。

《周末》:您认为“文革”手抄本为什么会流行？

张宝瑞:手抄本流行时间主要是1970年到1976年，据统计当时流传有300多种手抄本。在“文革”初期，大家都忙着串联武斗，别的事情完全考虑不到。进入上世纪70年代，群众的生活稍微安定一点，就需要一定的精神生活，开始表现出对文化的渴求，但是当时文坛是百花衰败，没有什么文学作品，于是民间口头文学不胫而走，各种手抄本应运而生。它是特殊历史时期一种特殊的文化形式。

《周末》:您觉得“文革”手抄本的真正意义何在？

张宝瑞:“文革”期间流传的手抄本，实际上是对“四人帮”文化专制的一种叛逆行为。由于当年手抄本基本不署名，而且在长期的传抄中逐步被不同的人加工，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它实际上是一种群体劳动，一种自由的文学创作，它反映了人们不甘被禁锢的思想，对人性、个性、情感的渴求和反思。它赋予了受难而顽强的那一代中国人精神上和情感上的博大情怀。

《周末》:在那个年代，像您这样写手抄本小说的作家们要冒多大的风险？

张宝瑞:危险很大，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常常说这些手抄本作家很可爱。首先你得冒政治风险，不能与上面路线冲突，张扬就因为《第二次握手》，在“文革”中受到冲击，一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出狱。还有的手抄本小说被扣上宣传“爱情至上”“人性论”的帽子，数次遭到大面积大规模的查抄，无论是写作还是传抄都是需要很大勇气的。我常常开玩笑说那时的手抄本是抄写“自由主义”，发行“地下活动”，现在人认为理所当然的自由阅读，在当年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文革”期间，除了鲁迅作品、《金光大道》等极少数书籍外，其他的文学书籍都被当成毒草给扫除了。文化成了一片沙漠，文化的荒芜，造成了人们精神生活的贫乏，这就给手抄本的流行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和舞台。这些大多以侦破和反特故事为主，连作者姓名都不清楚的手抄本，从城市到乡村，很快便占领了地下文化的阵地。

据统计，“文革”时期林林总总的手抄本尽管数量众多，但基本无外乎两方面的内容:反特侦破、爱情与性。前者比如《一双绣花鞋》、《绿色尸体》、《龙飞三下江南》等，后者包括《第二次握手》、《远东之花》、《少女之心》等。

反特手抄本:幻想另一半的“世界”

“文革”时期生活极端封闭，社会缺乏个性创造的空间。人们的想象力只能到斗争的对立面——敌人的世界去展开想象，幻想和建构那另一半“世界”。

《梅花党》中侦察员与女特务的爱情，俊男靓女在资产阶级上层的客厅中翩翩起舞，透出对异质文化生活的向往。故事绘声绘色地描述主流所批判的事物，无意识中流露出真实思想——那些令人恐惧的反面事物，正是强烈吸引人的。

《林强海峡》在大陆和台湾之间虚拟出一个广大的活动空间。在这一虚拟空间中，充满了人们可以想象的各种科技发明和新奇的先进武器。林强是一个孤胆英雄的形象，他像《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是能够发挥个人创造性的民间英雄。故事结尾以林强来命名台湾海峡，可谓点睛之笔。海峡是大陆和台湾共享的空间，是一种政治、文化空间的隐喻，以林强来命名这个重要的空间，是将政治冲突的空间，变成一种个人的空间，使其脱离僵化的模式，富于创造，驰骋个性。那样的年代，这种思维所展现的魅力，是令人无法抵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