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比如说我们可不可以采用减税，或者说上保险，或者说其他的一些方式。我今天注意到一个媒体上登的，说有一个东莞的家庭领到了1000块钱之后马上用750块钱给他的孩子交了一个补课的班，因为现在孩子的竞争还是很激烈的。政府可不可以拿出一些钱来办水准很高的班，但是来参加这个班的家庭要经过一定的审核，也就是说为低收入人群家庭的孩子在暑假或者寒假期间的时候也可以不交钱却获得这种上相关的班，使他们更加全面的发展。

另外我觉得大家还要思考这样几个问题，在人们内心所搅乱了的这种公平意识是不是一种成本。我举一个例子，很多年前，15年前，当时《东方时空》刚刚成立的时候，刚一开始，来自五湖四海的支撑起了《东方时空》快速的成长，但是几个月后突然有一段时间，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信心都一下减弱了，大家很受伤，为什么呢？台里发工会的福利，临时人员没有，因此大家突然感到了一种受挫感。当时我是正式职工，几年之内我从来不领福利，我觉得我得跟来自五湖四海的兄弟一起战斗。就这样一个是好事，是给职工发福利，可是没发到的人有强烈的受挫感，这是15年前的事情，现在不会了。可是在这个时候你会去想，东莞601和650和700块钱收入的家庭没有领到这1000块钱，他们又会怎么去思考呢？如果我们的政策采用其他的一种方式，有更多的普惠，比如说北京市有一定的界定，北京市去年的时候就对23万低收入困难家庭实行生活补贴，每人每月20元，持续5个月。它用了一种细水长流，而且这个人群就在低保的范围之内，我觉得我们有很多可思考的地方。

主持人:

你刚才举的是港澳的例子，不仅仅是用现金返还这种方式，而是采取了各种很细腻的措施，很周到的措施。但是我们不妨去对比一下美国，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美国国会就通过了一项1600亿美元这样的一个返税，基本上就是把每一个人的退税寄到你家里，这也是用现金返还的方式。

白岩松:

是啊，刚才我就是特别举了关于退税的这种例子，退税本身就是一种支持，另外现在你看很有意思，就在这几天我们探讨关于东莞发红包的事情恰恰另一个热点在起来，就是说我们该不该再一次提高个税的起征点，这本身也是让更多的弱势群体受益的一个过程。

所以再次强调，像东莞这个，还有一些我们也要思考的，公共财政要不要经过预算，可不可以随便领导一决定就可以做，要不要有一个合理的程序，我觉得当然要了。

另外，怎么去把这个事情做的更细更合理，我觉得这都是大家要思考的。因此这件事情有价值，价值就在于我们现在在思考，怎么将来做的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