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没能在美梦里睡多久——女孩开始带着他疯狂地血拼，他的信用卡从刷卡机上一次次划过，“就像一把钢刀从心脏上划过一样”。 正当他考虑如何表达的时候，女方也托人传话，说没看上他，拒绝的理由是他太纯洁了——快一个月了，连手都没拉一下。

与其说这个理由让他郁闷，还不如说作为一个传统的男子，他适应不了现代快餐爱情的步伐，“我发誓，下次相亲一定第一次就拉手，第二次约会就接吻，第三次就做些少儿不宜的事情。”

不过他又坦白，还真没勇气这么做。情之为物，如果运气坏，只能让人伤心摧肝。他觉得自己“看开了”，现在在陆地的时候，每周四他去一次超市买够一星期的粮食和一星期的烟酒，其余时间都待在自己的卧室里，上次逛街已经记不得了是什么时候。

有一次出门的时候，他随手接了路边一包印着广告的纸巾，上面的广告非常有意思:××医院特别推出寒假优惠，具体包括无痛人流、皮埋避孕、处女膜修复、乳头漂白、阴道紧缩等业务。他啼笑皆非:太久不接触社会了，原来外面是这样一个世界。

他无法回归农村，也无法融入城市。他怀念田园牧歌式的悠闲和家乡的打麦场，就像住在水泥楼房里那些人在怀念古井小院一样，但是回得去吗？租房子的时候，他曾经尝试回农村住，住了一个月发现适应不了那种安静，只能回到城市生活，再次游走在城市的边缘。

对注重精神层面的当代年轻人来说，这种无处安身的感觉并不陌生。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年轻人在愤怒与迷茫中度过青春，但仍然带着浓厚的理想主义色彩和道德激情。在物质化时代，年轻人在现实社会面前溃不成军，转型社会带来的价值规范断层使当下的年轻人找不到自己的信仰和皈依，方立阳感慨地说:“我们就是精神上的孤儿。”-

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

撰稿·季天琴

7月1日晚，贵州省就瓮安打砸抢烧突发性事件召开新闻发布会，几分钟后，“做俯卧撑”一语即开始流行于网络，其后在各大网站呈井喷式爆发:“给我做三下俯卧撑，我也能推动地球。”“如果我曾经看得远一点，是因为我比别人多做了三下俯卧撑。”“我有一个梦想，有这么一天，每一个黑人都可以自由地做俯卧撑，而没有人去问他们为什么！”……

事隔一天，上海袭警案的主角杨佳成为网络传播的关键词。在主流语境中，这个以极端方式结束别人生命的年轻人可用“丧失人性”来形容，但在网络江湖上，“刀客”杨佳竟然有了不同版本的“列传”，“杀人犯”变成了“杨大侠”。

无论是“俯卧撑”还是“杨大侠”，这两个网上流行的关键词有个共同特点——都来自对现实世界的关注，都包含了某种观点、立场乃至批评的力量。处于舆论被引导的时代，这些关键词身后到底是一种怎样的“切口”与“暗号”？针对这个问题，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洪兵副教授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洪兵说:

当类似于“我是来做俯卧撑的” 变成某种意味深长的符号开始流行时，至少说明潜藏其内的社会矛盾或者公共事件受到了一定程度的关注，与之相关的事物暂时得到了被强化。我的一个学生告诉我，当他看到别人MSN签名档变成“三个俯卧撑”后，特地追根溯源，在网上看了瓮安事件的新闻发布会——人们或许只在不经意间传播一些“俏皮话”，但是这些话有时恰似一种暗度陈仓的面具，内嵌着一种随时可被引渡或者激活的情绪。

在发布会后几分钟，“俯卧撑”就成了流行词，其实是一种略带狡黠的嘲讽和追问，背后涌动的是一股暗中争夺话语权的潜流。网民带着“俯卧撑”的面具在观察公共事件，表面沉默的背后是对公共事务的某种程度的认知和看法，也反映了公民权利面对强大公权力时微妙的心理变化，换句话说，一些网民在寻找心理宣泄的出口。对于并不具备强势话语权的普通民众来说，这可能还意味着“公民在场”——虽然他们没机会开口发言，但他们可以表示正在关注此事。

不过，我比较担心的是，“俯卧撑” 使用者用这个流行词来表示自己在信息潮流中并未落伍，并用一种娱乐态度掩盖或判断现实，这样导致在信息传播过程中被放大的，往往并不是最需要被关注。网络关键词通过流行的力量获得了某种程度的关注，但注意的间歇很短，过度娱乐化的倾向反而会丧失了这个事件自身的深层意义。

对瓮安事件的调查结果，我并不意外，法医的再次尸检结果是“溺水死亡”。但我也完全理解了它如何螺旋式上升为群体性冲突事件。但我们要认识到，当一些人津津乐道于“俯卧撑”，视线却忘了更深的层面:第一，政府有责任公开这些相关信息，而公民也有权利和有渠道了解全面的相关信息；第二，政府的治理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

跟报纸相比，中国的互联网承载了巨大的民意和情绪。这当然有积极意义，它给民众提供了一个无穷大的“电子广场”，在这里汇聚起不同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草根”民意，以其独立的民间视角和立场，不知疲倦地对所有重大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尽管其中夹杂着失真、情绪，却改变了以往的话语权力格局和利益博弈方式，改善了极度失衡的强势和弱势力量对比格局。

作为一种非官方的表达方式，网络民意与政府和传统媒体的表达，客观上形成了相互刺激和竞争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对正义和真相的追逐，比如说 “周老虎案”。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对真相的隐瞒、对是非的遮蔽，在今天的中国越来越难，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也在加快转变，与时俱进。

目前大家这么依赖互联网，觉得互联网能给人带来真正情绪的宣泄，这往往导致非理性占据了主导地位。比如说，这次在网上散发“警察打伤杨佳生殖器”信息的郏啸寅，如今已确定他发布的是谣言。之前，谣言经过人们想象力的发酵下，按照公众的传播兴趣几乎发展成了流言。

这都促使人们认识到，越是影响重大的公共事件，越是要信息公开；对付流言的一个办法，就是要比它走得更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