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驾驶员能拿到15万年薪。我(公司)3600名员工,养老保险和手机费除外,平均工资是3800元。我对员工平时要求严格归严格,但我对他好归好!就像父母对孩子,打在一边疼在一边。公司基金放在那里,家里面父母亲生病啦、孩子上学有困难啦,我能帮助就帮助,优先帮助公司内部的。
员工感觉离不开我陈光标这个老板、这个公司、这个品牌。所以你必须老老实实地、心服口服地服从我。所以我出差一两个月,根本不需要问事,公司一切都很好,每个员工都拿公司当自己的家。
我工作起来是“白加黑、无法无天、五加二”。我没有白天黑夜,从早干到晚上一两点很正常,有时候加班头朝外一看,太阳都出来了。从来不知道礼拜六礼拜天。劳动保障法对我没效果的。我这种企业家不成功才怪呢。
《新民周刊》:你通常一天能休息几个小时?
陈光标:实话告诉你,正常休息四五个小时,但是中午要睡一会,我已经习以为常了。
《新民周刊》:员工有没有休息?
陈光标:员工该加班的也加班,没有规定的。需要的时候,大家没有二话可说,要不然为什么他工资拿这么高、年终奖金拿这么多。我们公司年终发红包都是我们几个人掌握,平时表现好不好都看在眼里面,红包发多少大家都不知道的,有一个讲出来就开除你。
《新民周刊》:你经商的头脑从哪里来的?
陈光标:我这个人三种性格,第一个是智慧型、第二个是善良型,还有勇敢型。智慧型,大小生意没亏本过,做什么赢什么。苦干加巧干,没有智慧不行,老农民苦一辈子不如我一天赚的钱,把握商机更重要。我这个人还不怕死的,黄继光堵枪眼,董存瑞炸碉堡,我都敢。
人一定要有博大的胸怀才能做大事情,我这个人做生意从来没亏本过,只有赚到钱被人骗去过,两三千万地被人骗都有。被骗钱后我从来不后悔,就当花钱买教训、交学费的。很多事打官司都能赢,我一笑而过。
《新民周刊》:商机的嗅觉从哪里来?
陈光标:来源于智慧。我这个人怎么说呢,还是随心所欲型,变化多端,俗话说孙悟空七十二变。做企业也是这样,说变就变。人家真的很难研究透我的思路,我是声东击西,就像打拳一样,你看我一拳打你眼睛上去了,这是虚的动作,实际上底下一拳就打你肚子上去了。哈哈哈,迷踪拳。
擤过鼻涕把手往裤子口袋里一塞
《新民周刊》:再生资源利用,用房屋拆迁后的废料再生产,你企业的这种拆迁的模式在中国得到广泛运用了吗?
陈光标:全国做得像我这么大的规模没有的,我排第一。国家经济在飞速发展,需要我们废旧利用的东西太多太多。那就是长江里的水,一个人喝不完,希望那些做化工企业的老板,都把企业关停,都来做环保企业。
我渴望企业越做越大。我在这个市场中只占千分之一,甚至万分之一。国家一年上万亿的废旧损失没人去利用,希望更多企业家参与环保产业。人家企业怕竞争,我不怕,越多越好。
《新民周刊》:拆迁之后的材料怎么利用?
陈光标:再利用。打下来的混凝土磕成一块块的拿去铺路,混凝土里打出来的钢筋再回炉。
《新民周刊》:废旧资源利用的技术从哪里来?日本这方面做的时间较长。
陈光标:我感觉我比日本做得好。这个不能讲这么细,这里面有诀窍的,我这个核心秘密,窗帘纸一点就破了,那你们都会了。
《新民周刊》:你本人也是个环保主义者?
陈光标:我们公司都知道,每次到机场,能不要驾驶员送就不要送,因为送了就车要放空回来,这样无形中就带来污染,没有重要客人,我都打车去。
到酒店去,一张餐巾纸擦下嘴一摔,我感觉太浪费,一棵树才能生产一万张餐巾纸。我擤鼻涕,擤过后把手往裤子口袋里一塞,在里面一拧,擦到口袋里。反正裤子三四天洗一遍,大家看到你在干什么,对不对,要吃东西再去洗下手。我尽可能不去浪费那张纸。现在我5岁的小儿子也学会我这个动作了。不该浪费的不要浪费。
《新民周刊》:很担心下一代的教育?
陈光标:你看现在女大学生跟大老板同居的,那父母教育就有问题了。企业家经常跟企业家交流,我都知道的,他找个女朋友,××学校的,他也找个女朋友,××学校的。下午放学的时候,车开到学校门口,把人带跑了。我看到以后,我真气,恨不得拿把锤子把他车砸了。你说四五十岁带着个十九岁二十岁小姑娘,我心里面还真难过,把人家前途都破坏了。
现在的大学生普遍文化水平和各方面能力都是比较高的。但是还有相当部分素质不是很好,他没有良好的心态面对社会,感觉自己了不起,有满足感。
我给你们透露一个,我初中都没毕业。但是我喜欢自学,自学考到南京中医药大学,我们老家都说我是奇才。我初二下来,初三都不上了,出去做生意了,后来回过头来又上一年,考取南京中医药学院,是个大专,大专是从初三考的。
《新民周刊》:对小孩的希望是他能做自己的事业?
陈光标:我们有义务全面培养他,具体他长大做什么,小孩有自己的想法,想当企业家也好,想从政也好。
你看我结婚的时候,我父母连房子都没给我,我自己苦钱盖的三间小瓦房。我父母也没给我什么,我以后最多给我孩子买套房,买部车,结个婚,就拉倒了,给他三五十万块钱(事业)起家拉倒了。-(来源:新民周刊)
吴良定:兼济天下
吴良定不愿意把全部的金钱留给下一代,除了长子吴捷,他的子女们在家族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少得可怜,他害怕太多的金钱会使孩子们不劳而获,从而失去真正体会人生乐趣的机会。
撰稿·季天琴
虽然平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吴良定还是太忙了,只能在周六接受采访。坐在他超过200平方米、摆设昂贵的进口镶瓷古董家具的办公室里,这位62岁的浙江男人态度温和,礼数周到,但他的谈吐却很容易使人想到斯巴达人和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清教徒精神。
吴良定掌控着规模巨大的浙江中宝企业集团,除了中宝实业,同样归这个家族所有的还有另外两个集团——万丰奥特和日发控股,前者自称是亚洲最大的铝合金车轮生产基地,后者则是纺织机械和精密仪器行业的领先企业。吴良定估算,家族企业的净资产,包括一家上市公司和25家子公司在内,大概在50亿人民币左右——如果不是跌跌不休的股市,这个数字可能会更高。
不过,作为家族的领导者,吴良定表示自己从未关心过这些数字,即便自己年轻时是个穷光蛋,也没在乎过金钱。然而,他又不得不承认,有钱和没钱终究是有差别的,“我这一生做了场成功的美梦,普通人一辈子只为稻粱谋,他们做的是一场劳碌的梦,还有不少人甚至被剥夺了做梦的机会。”
吴良定表示,自己之所以打算成立一个10亿元的大学生助学基金,不仅是想补偿自己年轻时的遗憾,更是想帮助更多的青年走到正常的命运轨迹上,毕竟,“读书能改变人的后半辈子,帮助一个年轻人实现上学的梦想是世界上最有意义的事情”。
传统与家道
吴良定的家族关系庞大又复杂——他有五个子女,四个是自己亲生的,有一个儿子则是妻子和前夫所生,共有三种排列组合方式:和前妻生的两子一女,妻子和前夫生的一个儿子,和妻子生的幼子。
尽管如此,45岁正值壮年之时,吴良定便考虑家族股权和接班人的设置。
吴良定不愿意把全部的金钱留给下一代,除了长子吴捷,他的子女们在家族企业中所占的股份少得可怜,他本意是希望他们当公务员或者自己出去闯荡。他害怕太多的金钱会使孩子们不劳而获,从而失去真正体会人生乐趣的机会,如果他们真想做企业,那他们要学会的是如何承担责任,而不是继承财产。
吴良定的子女们清楚地记得他们父亲的要求:做一个正直的人,男人要有“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好好读书,不要做官;结婚对象要求门当户对。所谓“门当户对”,就是对方一定要有本科文凭。
财富的归宿
吴良定渴求知识,此生的渴望是成为学者型的专家,这一梦想注定不会实现。他把梦想转移到子女身上,希望通过年轻人的努力实现自己的夙愿。当初不被允许考大学的经历给他留下了巨大的心理刺激,如今他对贫困学子的感同深受可以理解为一种心理上的代偿需要。
成立大学生助学基金的计划在这个家族内已经谈了多年。大概10年之前,吴良定预计自己到2010年资产会有1 0亿元左右,金钱是如此之多,以至于不知道该怎么办。他召开家庭会议,宣布财产将悉数资助那些交不起学费的大学生。
子女们完全支持父亲的决定。对他们来说,父亲有足够的理由用自己的金钱去支付兼济天下的梦想。吴良定对自己的家教十分自得:我们家的孩子,都不爱财。
就其丰厚的财产来说,吴良定确实算得上节俭。他抽黄壳的熊猫牌香烟,有2部供自己使用的车,办公室里的豪华家具还是太太为了使他显得体面替他购置的,除此之外,并无任何奢华之处,他每年用于自己的开销大概50万。对于金钱,他认为这个东西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临死之前能花掉2000万就不错了。
吴良定深感财富的压力,并怀念与人交往时的自然而然。他的名片上有两个手机号码,不过他却狡黠地说,这两个都是打不通的。他不得不经常换号码,以躲避外界的骚扰——经常有人号称来自中央级媒体,在电话里用十分威严的声音告诉他,他们决定授予他荣誉称号,不过得先拿出数目不小的一笔钱来。吴良定甚至果断地猜测:“他们背后肯定有人。”
他激动地表示不愿意把自己的财富送给那些“心太黑”的人。他原本打算未来将股票套现,将所得收入捐给某个有官方背景的慈善机构,但是“北京一个行政级别很高的朋友”透露出来的消息打消了他的念头。
在现在的计划中,他将于2010年退休,同时启动这个基金。届时将成立一个专门的基金会,邀请几位既有名望又有公心的企业界人士掌控,工资是没有的,差旅费可以报销。具体的设想是:将10亿元基金会的本金投资到比较稳定的行业,每年的获利款项将全部援助贫困大学生,资金的使用细目会在媒体上公开,还可以游说更多企业家来捐款,援助的原则肯定是先浙江,做大了之后可以考虑全国,但是目前可能性还很小,因为仅浙江就有20%的学生考上了大学而交不起学费。
吴良定相信“抬头三尺有神明”,蔑视某些富豪沽名钓誉的行为。他坚持基金会将不会以自己的名字命名,并且坚持这些钱必须用来资助那些年轻人,而且必须专款专用。
令他相当自得的不是自己一手创造的财富,也不是自己从事的善举——他表示,自己从来都没有虚荣过——而是以自己不知道怎么花钱为荣。他理想中的房屋应该是“竹林茅舍,背靠青山,面向绿水”,针对太太在上海浦东花5000多万购买的那套别墅,他深感不以为然,认为这是女人虚荣心的体现。像很多受中国传统熏陶的成功者一样,他外表低调谦和,但在内心深处,却陶然于自己作为一个男人在黄昏时如何日臻完美。作为超级富豪,他的选择与中国文化中那些蔑视金钱的传统渊源更深。(来源:新民周刊)
洪肇明:慈善就是做好事
“我以前很穷很苦,别人的帮助总是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现在自然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急需别人帮助的落难人。”
撰稿·邵乐韵
每天一大早,73岁的洪肇明就会到晋江林英镇的菜市场买菜,为了几毛钱和菜农讨价还价。有人看不懂,身价过亿的劲霸男装股份有限公司老董事长怎么如此斤斤计较。
但是在公益慈善方面,洪肇明一点也不计较。过去6年来,他累计捐款已经超过3000万,注资慈善机构、建立希望小学、帮助公司困难员工、成立爱心基金会……2006年,他和恒安集团总裁许连接并列央视“公益中国”评选活动福建企业界候选人。同年9月,泉州市慈善总会授予洪肇明“泉州市慈善家”荣誉称号。2007年12月,在晋江市庆祝建市1 5周年庆典上,他又获晋江市“慈善世家”荣誉称号。
“对于一个像我这样的老人来说,名声已经没有什么用了。”洪肇明理解的“慈善”就是做好事——别人有困难了就伸手帮一把。“只是我觉得自己所做的有限,离‘慈善家’还很远。”
有余钱,就做慈善。洪肇明认为,企业的财富来自于社会,也要回馈于社会,要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捐资行善、回报桑梓也是一种大事业,值得用一生去践行去努力。一个有实力的企业,就应该把更多的视线投到社会上那些需要扶持、需要帮助的人身上。“钱的价值就看你如何运用它,用在哪。否则,它什么都不是。”
洪肇明童年穷苦困顿,父亲早逝,家中兄弟姐妹10人,排行老二的他15岁就辍学养家。饱尝人情冷暖和创业艰难的洪肇明最终奋斗成功,创立了劲霸男装品牌。告别了苦日子的他感慨:“我以前很穷很苦,有时碰到病灾,别人的帮助总是让我们倍感温暖。所以现在我有经济能力了,自然要尽我的能力去帮助那些急需别人帮助的落难人。”这句话成为洪肇明热衷慈善的朴实注解。
以前,洪肇明会拿钱私下帮助有困难的人。但是后来,他愿意把钱交给慈善机构来让更多人受益。“我参加过泉州慈善总会和晋江慈善总会的许多活动,像助残活动、助老活动、希望工程,还有助听工程等等,发现他们的工作做得很到位,钱也都捐到那些困难的需要帮助的人手里。我相信只要操作透明化,没有什么不能信任的,都是为了做好事嘛。”
除了把钱捐给慈善机构,洪肇明还捐资成立了四个基金会,其中最大一个是去年年底成立的1000万元“樟香慈善基金”,这笔基金每年有约60万元左右的利息,全部用于补助村里65岁以上的老人,每人每年1000元。
过年的时候,洪肇明会带上孙子看望贫困户。两个孙子在心得体会中写道:爷爷是我们的榜样,让我们觉得自豪。慈善已经成为了我们家庭的传统,以后我们也会像爷爷一样,用我们的爱心去温暖其他人。(来源:新民周刊)
这个慈善群选择“躲闪”
这是一个隐秘的慈善群,他们投入慈善事业,但从不张扬。他们喜欢“纯粹”的慈善,鄙视附加商业目的的言行,他们说,这样做,求的是“心安”。
撰稿·黄祺(记者)
低调,再低调
在世界著名富豪比尔·盖茨正式退休前3天,非著名的“投资个体户”邝荣,以盖茨为主题写了一篇博客:
比尔·盖茨的580亿美元裸捐,震惊世界,让全世界的富豪们汗颜。
从佛家精神来看,盖茨的一生,是精进和慈悲的完美组合。上半生勇猛精进,富甲天下;下半生慈悲为怀,普济众生。
从这个意义上,盖茨是一尊活菩萨。
从博客文章上看,邝荣对盖茨的崇拜是不言而喻的。
邝荣曾经是上海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层管理者,近几年改行,变成了“股神”巴菲特的同行,很巧,巴菲特也是比尔和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最主要的捐助者之一。如果非要把这些事件联系起来,那么邝荣与他的偶像之间,似乎不至于存在天堑般的距离,他的崇拜变得具象起来——学习巴菲特“富甲天下”,学习盖茨“普济众生”。
前者,邝荣正在努力,而后者,事实上邝荣却已经开始行动。几年前,邝荣跟几位商业圈的知己,聊起做点慈善活动的事,他的想法,立即得到朋友的支持。很容易地,5个人每人拿出2万元,凑成了他们最初的慈善基金。
邝荣的想法是“知识扶贫”,很快,一个叫做“新世纪爱心图书馆”的计划开始启动,计划的目标是每年为一所农村中学建立一个图书馆,争取做到10所以上。经过一年的时间,今年,“新世纪爱心图书馆1号”终于诞生了,“1号”位于江西农村一所中学里,图书馆里配备了2万多册图书,都是他们自己去购买、运输过去的。
建设图书馆、购买书籍和管理软件一共花费了20多万,这些钱由5个人分摊。“2号”在哪里?邝荣说目前还不清楚,他们采取的是一种“务实”的办法,一个一个做,而不是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和目标。“我们不打算让这件事牵扯太多的精力。”
图书馆落成那天,当地地方政府希望邝荣和他的朋友们出席仪式,并要向他们表达谢意,邝荣和朋友们一致表示了谢绝,仪式也就没有办成。“学习雷锋不留名嘛。”邝荣玩笑般地说。
相比之下,向崎的慈善行动已经初具规模。向崎是浙江温州一家以农药生产为主的企业老板,白手起家20年,他的企业在全国同行中也算得上中型,即便是在财富神话频出的温州,向崎也是事业有成、家庭美满的“中产”典型。
向崎不承认自己是个容易心软的人,但事实上,如果看到报纸、电视报道一个贫困孩子上不起学,他就有立即去捐助的冲动。向崎的慈善支出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他个人名义的捐赠,一类是企业名义的捐赠。“其实,企业就是我自己的,说起来都是一回事。”
企业的慈善支出,每年在10多万到20多万不等,向崎说,花多少钱出去,主要是以是否需要为标准,而不是事先预算。“比如有一年温州遭受台风,我们捐的钱就超过这个数。”至于个人的捐助,向崎就没办法统计了,只要他听说哪里有贫困的孩子,或者无钱治病的老人,他就会想办法去看一看,然后给一笔自己认为合适的捐助。
“我从来没有让报纸来报道过,我只是做我想做的事情。”向崎说。
理解王石
不公开,似乎是这群隐秘的慈善热衷者达成的默契。这群人有一些共同点:民营企业所有者,人到中年,事业有成,财富积累到超出自己消费所需的数量,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要求记者不要把他们的真实姓名和企业名称公之于众。
事实上,这个隐藏在人群中的群体,已经是中国慈善事业中一支庞大的生力军。国内一家大型的扶贫基金会的工作人员告诉《新民周刊》,他负责的项目,每年筹集上千万的善款,最主要的捐助者就是企业家,有的企业家每年固定捐助大笔善款给基金会。但是,这中间的很多企业家,对基金会明确提出的要求就是,不允许公开他们的身份。“不愿意公开的原因非常复杂,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理由。”这位工作人员说。
“人怕出名猪怕壮嘛。”邝荣这样解释,但不愿意仔细分析其中的奥妙。在慈善事业上,“多做少说”这样的中国传统处世哲学,被很多企业家看作最保险的办法,而张扬必定伴随着风险。
“看看王石就知道了,他本来说了一句实话,现在让舆论骂成这样。”采访中,很多人提到万科董事长王石最近的遭遇。讲这句话的是丁升,也在商场拼搏多年,有着自己的一套慈善观念。
丁升从来都只以个人名义捐款,他希望个人的慈善愿望,不要跟企业发展产生瓜葛。王石的“捐款风波”发生以后,丁升更是觉得自己的这个思路相当地正确。丁升曾经资助一名贫困中学生,从中学一直管到大学毕业找工作,每年年初三,丁升都要带着家人去这位受助者家里拜年,做这些,“自己心里很舒服”。四川地震发生后,丁升在外地的宾馆里,每天看着电视流眼泪,除了给地震灾区捐款,他甚至想上前线。丁升曾经是医生,“当时只要有人叫我去灾区救援,我会马上去”。
丁升认为慈善完全是个人自愿的行为,不应该成为企业家的负担。“说实话,我们的钱已经足够我们自己的需要了,为什么还要艰苦地继续创业、奋斗?我觉得,我们的钱是从社会上来的,最后还是要用到社会上去。”但目前的社会舆论,似乎跟丁升的想法有些出入,王石的遭遇就可以看出,大众对“富人”有更高的期待和衡量标准,丁升说,正是因为如此,他个人的慈善行为也从不张扬。
向崎把这种低调的做法,同样解释成慈善是完全个人的心愿。向崎出身贫苦,少年参军,现在,他深深体会到家庭环境和良好的教育多么重要,所以,他的个人捐助和公司捐助,除了赈灾,主要集中在助学和帮助老人。“我们这些人,都要感谢邓小平,现在我看到还有比我差的人,就觉得应该做点什么。”向崎也看到很多企业利用慈善换得名利的做法,对此他很不屑。“温州大老板、企业家很多,我也看到,一些企业家你出500万,我就出1000万。我觉得这样比高低,就是思想不纯洁。”
他说了一个例子:他跟儿子走在街上,碰到乞丐,向崎叫儿子给乞丐1块钱,孩子说,不给,因为这些乞丐都是假的。向崎对孩子的教育是:你不要管他是不是假的,你给他1块钱,就算是对一个老人的尊重,也值得。
向崎提到的一个名人不是王石而是马云,地震后,马云曾蒙受“1元捐赠”乌龙之冤,但向崎认为,“1元”概念才是慈善本身的核心,只要不求回报地帮助了别人,捐多少、怎样捐,都不重要。
欣赏盖茨,不学盖茨
对于盖茨的善举,所有接受采访的企业主都表达了自己的欣赏。丁升说,再过五六年,他也打算提前退休,“钱够了,想去做慈善”。不过,除了丁升的这个“远景规划”以外,在受访企业家里,多数都没有打算效仿比尔·盖茨成立基金会的做法,也不计划在自己的企业里将慈善制度化。
企业主们拒绝制度化,最主要是认为自己的慈善资金规模比较小,还没有到必须制度化的时候,也不希望形成制度后给企业和个人造成压力。
吉新是江苏一家电子类企业的董事长,在他的企业里,有一个“准基金”的制度。每年,员工把自己一个月的工资捐赠到企业内部的一个账户上,这笔钱,一部分用于企业职工之间的互助,一部分用于社会捐赠,社会捐赠的目标主要是学校和贫困病人。
这个“准基金”,每年大约要捐赠出上百万的资金,但在企业内部,并没有专人管理,只是属于企业办公室的业务范畴。吉新认为,如果专门成立部门管理这100多万的支出,在成本上不合算。而向崎不准备建立慈善制度,有他自己的特殊原因。“我企业的员工,文化素质不是非常高,如果我把每年的捐赠变成制度,职工会想:为什么要把这么多钱捐给别人?”
如果企业建立专门的慈善机构比较困难,向非营利的慈善机构捐赠,委托慈善机构使用善款,应该是一种“省事”的方法,但受访的企业家们,似乎更愿意亲力亲为。
吉新企业的捐助对象,是根据员工、朋友、供应商提供的线索,公司自己出人去调查,然后确定。类似的是,200 6年湖南洪水,丁升和一些朋友每人捐了几万元,他们把钱买成大米,委托一位热爱户外旅游的朋友,亲自把米押运到灾区,分发到灾民手中。很多企业主都表示,像这样自己去寻找捐助者,并监督善款的使用,更加放心。
吉新过去也尝试向慈善机构捐赠,但事后发现,他的善款没有如愿落实,让他很失望。更多的受访者,并没有尝试与慈善机构合作,但根据常常看到的新闻报道和坊间的传言,他们对国内的慈善机构总是抱有怀疑。
从冲动到行动的距离
一种普遍的看法是,西方发达国家,有更浓的全民慈善氛围,而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既不具备全民慈善的能力,也缺少相应的宗教和文化基础。一位受访者,把自己尚未介入慈善的原因,就归结为“慈善能力”的不足。“我还处于创业阶段,企业的良性发展是我最重要的任务。等我的公司发展到一定的阶段,我能有一些自由支配的资金,并且花费这些钱不至于影响我企业的运转的时候,我肯定会加入到慈善行动中。”
这位企业主的说法,也许代表了多数还没有行动的企业家的真实想法,正像杜甫的诗中所说:“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毕竟,拥有广厦千万间是前提。
但向崎不同意这样的看法,他认为,很多人缺少不是愿望、也不是从事慈善的条件,而仅仅是付诸行动的动力。
严峻的故事也许能够支持向崎的观点。3年以前,严峻的公司制定了一个建100所希望小学的计划,这个目标需要在2010年以前完成,到目前,已经有38所希望小学建成。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公司成立了一个给专用于希望小学的慈善基金,挂靠在上海慈善总会下。公司每年把利润的10%,大约500万划拨给慈善基金,公司内部有一个2人组成的部门,专门管理慈善基金的使用。在记者采访的近十位企业主中,严峻公司的做法是最规范和制度化的。
严峻告诉记者,这个慈善项目之所以能够从理想变成现实,要归功于公司的一位股东。这位日籍的“海龟”股东,是行业里的领军人物。这位股东倡议建立慈善计划,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其他股东的支持,慈善基金项目也很快得到实现。严峻说,他也曾犹豫从事慈善会影响会企业发展,但真正参与以后,他发现慈善项目对企业盈利影响不大,相反,慈善活动对于增强企业员工的荣誉感有很明显的效果。
如果没有这位股东的振臂一呼,严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把自己的慈善心愿付诸行动,毕竟,在中国内地,可供学习和效仿的对象并不多。
而丁升也曾受到过“先行者”的影响。丁升访问台湾的时候,接触了台湾“慈济基金会”。“好多很有身份的人,换了社工的衣服,就去社区里当义工。”台湾人的举动给丁升很大的触动,他说,他准备利用EMBA的同学圈子,联络热心公益的企业界朋友,也建立起自己的慈善组织。
冲动也好,行动也好,这个在慈善领域充当领跑者的群体,已经开始制造内地全民慈善的“气场”。不过,这群追求慈善纯洁性的企业家,选择了躲闪公众的目光,他们能感受到,要让更多的人信任“富人”慈善的善意,还需要时间。(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名均为化名)(来源:新民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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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卞宁
编辑:
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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