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本、韩国等多个国家，则将推行控烟等措施作为控制癌症的重要策略。今年3月底，在北京举行的中国肿瘤学进展学术峰会上，韩国国立癌症中心主任、教授柳槿永(Yoo Keun-Young)介绍说，韩国不仅推行了烟草加税措施，并利用烟草加税所得成立了健康促进基金，用于癌症等疾病的防控。

或许是借力于奥运会即将在北京举行，2008年，中国控烟运动终于取得了有限进步。自今年5月1日起，北京市实行在医疗机构室内区域、体育场馆等公共场所禁烟。

不过，中国烟草业发展的强大内在动力并没有被削弱。国家烟草专卖局和中国烟草总公司的“官商一体化”，仍然固若金汤。杨功焕等专家一直呼吁，国家烟草专卖局应更名为国家烟草监督管理局，并将中国烟草总公司剥离，以切实履行《烟草控制框架公约》。

据悉，今年年初，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已经将专家们的建议汇总上报，并得到了最高层领导的批示。但人们仍未见到官商分离成为现实。

至于烟草加税这一国际上通行的控烟措施，尽管不少专家和非政府组织都极力推进，但现阶段仍无法实现。不仅如此，国家烟草专卖局还在2007年推出针对低价烟的补贴措施，美其名曰“让农民兄弟抽得起烟”。

在杨功焕看来，正因为相对于城市人群，农民对烟草危害的健康认识不足，烟草业才会不惜提供补贴、拓展市场。这一举措，完全与中国政府已经签署的《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原则背道而驰。

在中国经济发展格局中，与公众健康发生激烈冲突的不仅是烟草业，更有造成环境污染等诸多产业力量。一场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力量往往是此消彼长；当癌症防控的力量不断削弱时，引发癌症的各种危险因素就会以惊人的速度肆虐。

扭转败局的机会

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此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

尽管中国在抗癌战争中处于被动，扭转局面的机会仍然存在。

在大洋彼岸的美国，癌症死亡率于20世纪90年代初出现拐点，此后逐年下降。中国医科院肿瘤医院原院长董志伟教授对《财经》记者说，美国癌症死亡率持续下降，首先归功于控烟等预防措施的推行，其次是癌症的早期发现，然后才是治疗技术的进步等因素。而美国在走上这条正确道路之前，也曾将控癌希望主要寄托于治疗，为此浪费了数十年的时间，以及数以千亿计的美元。

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可供中国借鉴。实际上，世界卫生组织指出，三分之一以上甚至约一半以上的癌症都是可以预防的。而癌症预防的成本，远远低于癌症治疗。

除了控烟，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增加体力活动，减少职业危害和环境污染等措施，同样至关重要。而对于肝癌、胃癌、子宫颈癌等与感染因素有关的癌症，减少感染也是非常有效的预防途径。

实际上，通过给儿童接种疫苗、阻断乙肝病毒感染的效果已经开始体现。根据卫生部的调查，中国的乙肝病毒携带者从1992年的约1.3亿人，下降到2006年的9300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