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兵作战的大陆商人

两天前，赵玉星刚刚拒绝了一个越南女工——对方要求公司同时雇佣她的丈夫。他付给工人130万越南盾月薪，折合人民币520元左右，相当于越南工人平均水平薪酬。

“这些钱够女人吃饭和养家，如果是一个男人就迟早会感到不满足。统一招女工人，管理上会方便得多。”按越南的劳动法，工厂雇工超过10个时就要成立工会。记者问他怕不怕有人闹罢工，他笑着说，这个很容易搞定——找自己的人当工会头头就可以了。

来自大陆的中国商人“发现”越南，是在2000年之后。除了来自广东地区的商人，主要还有浙江人和江西人。相比在越南深耕细作了二十年的台商，他们的数量和实力非常有限。上海一家办理越南签证的旅行社的生意去年一下子火热起来。

这些中国商人到了越南，很快就如鱼得水，“适应起来很容易。那些门道，我们十年前就全部掌握了。”赵玉星对这里的业务很有信心。唯一让他担忧的是，这边做事的效率太低，将来的交货时间和周期都是问题。

湖南人赵玉星的公司是生产鞋配料和机器的，去年10月来到越南。他们的公司注册地在湖南，但在深圳、东莞两地都有工厂。大约一年前，越南那边来了大量订单向他们要机器，一批接着一批，“总是有市场在，否则不会买这些废铜烂铁”。

在越南，中国企业的名声不太好。越南人眼里，中国货几乎是“劣质产品”的同义词。

“前面的人把名声做坏了，现在我们要重新打品牌，很吃力。”赵玉星很有些不屑，“其实，这里很多产品还是来自中国。”越南记者杨迪生就很清楚，“中国货这些年质量好多了，关键是你会不会挑。”

周三晚上，第五郡华人聚居区的安东市场，金华小陈和几个浙江老乡约了一起吃自助餐。小陈是“浙江人在越南”QQ群的版主，这个社区集聚了一批在越南做生意开公司的浙江人。当晚露面的，有做饮用水设备的宁波人大余、做纺织品的温州人老黄，还有不知道做什么的金华江山人阿薇。

这些浙江商人都是早几年单枪匹马地跑到越南来做生意的。网络成为他们连接的工具，谈生意、价格战、笑骂着在越南碰到不顺心的事，商讨米价的涨跌、如何地下转资金、怎么通信更省钱,以及和越南政府机构周旋的办法。大余吞下一片又一片生三文鱼，咀嚼着，嘲笑着，“我就被修理过两次。”

三年里，大余凭着凶狠的价格战把竞争对手纷纷挑下马，如今，他的独资公司已经占有越南市场30%的份额。“本地人不懂得怎么做生意，要垄断这个国家的市场很容易。”这支可怕的浙商以单个力量在这个南亚小国迅速打开局面。此外，他们大多低调地遵循着“闷声发大财”的一贯风格。

在这个新兴国家的市场里，商机就是一切。尽管笃信“团结就是力量”，老乡们彼此保持着一定的戒心。譬如，老乡们只知道阿薇是到胡志明市大学来学越南语的。而事实上，在越南的几周里，她不动声色地办好各种海关手续、注册了自己的公司、打点好各路菩萨。她做一桩来路有些神秘的生意，至今，她都不想让其他的老乡们知道。

这个1980年出生的娇小女子，年纪不大，经历很复杂，跑过浙江、江西、深圳、香港等不少地方。她把浙江女商人、万事利集团的主席沈爱琴作为她的榜样，“有胸怀，有魄力，有钱”——她如是评价。“现在国内很难找到暴富的机会了。我出生得太晚，股市、楼市这些都轮不到我了。”

“这里就是二十年前的中国，机会是很多的。” 她给自己公司的开张选了一个黄道吉日——2008年8月8日，“很巧吧，千载难逢。”

目前，来自台湾的和来自大陆的商人，彼此交集不多。

张殿生2003年到越南寻求发展，2006年开了自己的公司。现在，他把太太和十岁的女儿都带到了胡志明市。女儿现在富美兴一家台湾人办的小学就读，这也是胡志明市唯一的华语小学。

张家客厅的电视机上摆着印有两首咏雨景的繁体五言绝句的字片，意趣稚朴，平仄工整，这可是十岁小朋友张千寻的大作。对台湾学校教育出的扎实国文功底，张殿生很满意，女儿现在会学着写古诗、读千字文，“台湾人传统文化教育比我们国内强多了”。

然而，中国两岸意识形态的冲突在这个南亚小国家依然延续。女儿在国内已经上过一年学，到越南新学校上学的第一天，一早就自己整整齐齐地穿好衣服、系上红领巾，等着爸爸送她去上学。碰到台北小学里庆祝“国庆节”或是其他一些敏感节日，张殿生会让女儿请假。

一次学校里测试，有一道题写着:“下面哪面是中国国旗”，备选的有美国国旗、日本国旗、还有一面青天白日旗。张千寻没有选任何一个答案，然后，自己在下面画了一面五星红旗。

涌动的中国热钱和一个台湾学生

2000年7月20日，胡志明市越南证券交易中心正式对外营业。

最先闻到钱味的，是来自千里之外上海的炒家。当时，证券交易中心最靠前的三十个账户几乎全是上海人的。但是，其中有四分之一账户的资金从未进过场。

以100点开始的越南股市，一年之后涨到了571点，足足翻了5倍。此时，中国股市正处于漫长熊市之中。这拨来越南股市淘金的，基本是个人，资金量达到几百万美金。

上海人的经济头脑、他们对股市的了解和经验，让“西贡证券”的业务部经理阮富强吃惊不已。 “浙江帮帮主”小陈有个上海的朋友，一个公认“很令人佩服”的上海女强人。2002年时，她带着几百万美金来越南开户炒股，阮富强正是为她打理股票的操盘手。因为她在国内的公司急需一批资金，她于2004年抛光所有股票，净赚40万美金。然后，通过特殊的地下通路，把钱经由台湾转移回国内。

阮富强在“西贡证券”负责华语地区市场。像这样的中国大陆客户，他手头有40多个，资金多的有几百万美金的资金量。越南的股市也吸引了中国富豪榜上赫赫有名的大鳄。阮富强有一位显赫的客户，每次驾临胡志明市，当地最大的几个台湾大老板都会安排接风和特别的招待。

进入证券经纪业六年，阮富强如今把工作重心放在开发法人客户，资金量在十来万美金的个人客户，基本都交给助手管理。但是，他还是会保留一些身份特殊的客户亲自打理，譬如台北驻越南的官员，或是台湾商会某会长的太太等等。

2004年，中国沉寂多年的股市情形看好，来自上海的第一拨炒家大多落袋为安，转战国内。之后两年，来自中国的资金数量不多。后来进入股市的主力，则是在越南的台商，还有韩国和日本的资金。

越南对外国股市投资者有诸多限制和复杂规定，开户手续来回折腾需要三个月。很多中国人都是借越南本地的“人头”开户炒股票，多数为广东、广西人，他们在越南有亲戚或者娶了越南太太。至于在越南的台商，他们往往借用公司员工的身份。

“风险是存在的，但我还没听到这样的纠纷发生——多数越南人不懂股市。”

在越南股市上淘走第一桶金的是中国人，但是在越南投资、做贸易的中国内地商人却很少涉足越南股市。“他们还是觉得先做好主业最重要。”

阮富强的助手现在清一色都是越南人，也有在中国留学归来的金融硕士。最初几年，他的助手都是华人，因为招不到学金融的越南人。

1994年，当阮富强刚从胡志明市经济大学毕业时，他还不清楚什么样的未来在等着自己。学校只学共产党党史和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老师上课只会照本宣科。他以往的师兄师姐毕业后常常找不到工作，当时的越南几乎没有商贸和经济。

似乎是冥冥中注定。当时，第一拨台湾人已经进入越南淘金。有位经营旅馆业的台湾老板希望能找到一个可以信任、有店面的越南人做“人头”，在第五郡华人的帮助下，他联系上了阮富强的母亲。

在酒店业工作了半年后，阮富强去台湾旅行，后来留下来学习中文。“真感觉自己像乡下人进了城。”一切都能吸引他:普通老百姓可以随意批评任何政府官员，信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特别是台大漂亮的校园和足球场，图书馆里有很多他在越南根本接触不到的资料，他常常跑去听课。

他想申请台大的研究所。校方看了他过去在大学修的课程，说他得重修本科。他决意要学到真正有用的东西。

台大的四年是他这辈子最艰苦的一段日子，语言不通、功课又重又多，但是又很开心。“觉得这些将来都会很有用。”

1996年，台湾的股市冲破了一万点大关。阮富强也借了别人的身份开了一个户头，拿着不多的钱边学边玩，“真是很喜欢”。接着，他经历了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毕业回国之前，他抛光所有的股票，“不赚不赔”。

回到越南，在台湾企业短暂工作两年后，2002年，他终于投身越南刚刚成立不久的证券行业。在台湾的留学经历给了他新的视野、新的专业知识、对整个社会的新看法。但目前，他在台湾学的东西很多还用不上。“这还不是一个真正的市场。说难听点，技术面、上市公司基本面分析这些都用不着，现在的重点还是政策面。”

主力还没进入这个市场，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还没有开始，一切都像二十年前的中国股市。股票交易还是半原始状态，所有的设施都是临时的，液晶大屏幕太贵，公司用投影仪来展示实时股票行情。

中国资本市场的发展历程是阮富强密切关注的重点。最大的恐慌，是担心越南的股市会不会在暴涨之后经历类似中国那样漫长的熊市。“那就得等太久了。”他对政府的决策和效率持有很多批评。“越南高层的决策权太分散。越南的发展速度赶不上中国，就是因为缺乏一个像朱镕基那样强势的领导。”

如今他的愿望是:“一辈子都在这个行业干，等对证券业有更多的理解和经验后，能有机会筹集和管理一个投资越南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