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台商杨云悌,丁善理过去的下属

在丁善理(右一)的陪同下,越共总书记农德孟(右二)参观“中经贸开” 图/资料图片

胡志明的米铺,由于粮价上张,米袋上的价格标签经常更改
孤立、融合与冲突交织的20年
本刊记者 徐琳玲 发自胡志明市
“我认识你,记得你年轻时被革命、战火、死亡与污血所玷污的容颜。抛弃那些地缘政治的因素,我更爱你如今年轻、朝气、混乱和充满弹性的肌肤,你鼻翼呼出的气息。
“我们亲近又疏远过,我们曾经相似。如今,我们相差几步而各自走上一条相似的道路。”
——引子
“越南王”的悲剧人生
2004年9月23日傍晚,台北仁爱路三段芙蓉大楼,一个消瘦而沉重的身躯从15层的高处重重地砸向地面。
轻生者是一位65岁男子,名叫丁善理,生前是台湾“中央经济贸易开发公司”(简称“中经贸开”)的董事长。作为最早参与越南投资的外商,他一手创办了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加工出口区,及越南最成功的商业住宅区——富美兴,因其在越南拥有显赫的地位,人称“越南王”。
丁善理出身一个显赫的家族。其父是老国民党高层,其妻的母亲则是曾国藩的曾外孙女张心漪。丁善理自小精明强干,年青时以陆官学校第一名毕业考取台湾第一次“国防”公费留美学生,短暂入伍,后弃军从商,在台湾政界和商界都是一位实力派人物。
他曾担任过台湾“奥运会副主席”。1976年,他率领台湾代表团参加蒙特利尔奥运时,遭加拿大总理杜鲁道拒绝入境,代表团黯然返台。
1980年代末,丁善理与陈清治家族,合组这家有国民党背景的投资机构“中经贸开”,并出任董事长。1989年,丁把目光投向打开国门的另一个红色国家——彼时刚刚施行“革新开放”的越南。
杨云悌是丁善理多年的老部下,自1992年就跟随他开发越南。他回忆,丁善理当时认为,1980年代末开始“革新开放”的越南,很像他八九岁至1960年代的台湾——一块落后、以农业为主但是充满着机遇的土地。
另外,还有政治因素,“退出联合国后,世界上很多国家跟我们绝交。在外交上,台湾很窘迫,而越南是个国际关系还不错的国家,经过越南来做事,就能突破很多”。丁善理也曾公开谈到,他当年一路从东欧到西伯利亚,从非洲到东南亚考察,足足花了三年之久最后选中越南。
政治世家出身的丁善理施展“外交”手腕,取得胡志明市南部西贡河的一块河湾的开发权。按当时的规定,“中经贸开”和越南政府成立联营公司,后者以土地入股,台湾方承担所有的开发、管理、规划。
杨云悌时任“新顺加工出口开发经营联营公司”总经理,风度、修养极佳,一口字正腔圆的国语。原来,其父是民国时期在野党——民主社会党领袖张君劢的学生,1949年跟随国民党撤到台湾。
对前任董事长,杨云悌充满了感情:丁善理对下属要求极为严格,而且精力充沛,考虑问题事无巨细,大小事务滴水不漏。“当时,我们很多同事见到他就感到心惊胆战——他会对你负责的业务考问得很细,经常答不上来。”丁老爷子喜欢随身带纸条,想到什么就拿笔记录下来,就是游泳的时候也不例外。他的下属常常收到这样的小纸条。
丁善理为加工出口区的建立投入了很大的心血。平均每个月飞越南两次,一呆就是一两周。“我们这16年做得非常辛苦,资金问题、沟通问题”,最大的难题是和越南政府的沟通——说服越南官员,让他们相信“中经贸开”是对越南有好处的。
当时胡志明市的基础设施是一片空白,“中经贸开”投入大笔资金建造越南唯一一个100%的外资电厂,从而解决了加工出口区、南西贡开发区及后来的新工业园区的电力,还为胡志明市解决约45%的电力;为了解决交通问题,“中经贸开”修建一条至今都是越南最宽阔的大道,并以有“越南邓小平”之称的越共改革派领导人——阮文灵的名字命名。
另一个商业住宅区大项目——“富美兴”,在很长时间里,“中经贸开”都苦于资金不足,苦苦支撑着。2002年随着越南房地产价格一路暴涨,“富美兴”终于成为“中经贸开”的一株摇钱树。
浅色的高级公寓和别墅、宽阔的马路、韩国餐厅、西式咖啡馆、外资银行、国际学校。“富美兴”如今成为外商和越南富人阶层聚居的高档住宅区,房价涨到2500美元/平米,而且,“新楼盘开盘时,就是排很长的队都买不到。”当年,杨云悌一手负责“富美兴”的前期规划和项目论证。他坚持认为,相比“中经贸开”在上面所投入的时间和努力,这样的回报并非暴利,而且,“有助缓解西贡市区高企的房价。”
新顺加工出口区成为越南第一个、也是最成功的工业园区,1999年还被国外评为“亚太地区加工出口区第一名”,成为越南建设工业园区的一个样板。每年,新顺工业园区为越南政府贡献10亿多美金的外汇收入。越南国家主席、越共总书记等政要每年都会到此参观视察。丁善理成了越南最显赫的“红顶商人”。
丁善理经历越南20年的改革开放历程,越南人评价他是为越南的经济发展做出最多贡献的外国人。他和“中经贸开”当然也从中得到了相当大利益。
天有不测风云。2004年,“中经贸开”大股东之间的一场利益纠纷,把处于人生巅峰的丁善理推向了绝地。当时,大股东陈清治把丁善理告上法庭,指控他“挪用资金、财务舞弊”。台湾的检调机关随后对丁善理进行立案调查,查出“中经贸开”有上千万美元被以现金提领方式,流向丁善理和一名神秘人物的相关账户。
面对“假投资、真掏空”的舆论指控,回台湾接受警方调查的丁善理羞愤难当。两天后,带着无法言说的秘密,跳楼以证自己的清白,留下了三页字迹潦草的遗书。
一位熟知内情的人士告诉记者,丁善理生前和越南政府高层相交甚密,“中经贸开”能从政府手中获得如此大的项目和大片土地、并得到越南银行的贷款支持,正是因为丁善理给了对方莫大的好处。一个坊间的传闻是,当初为了胡志明市造镇计划,丁曾以2500万美元贿赂越南官员。
自2000年起,越南已有舆论质疑政府的政策——为何对“中经贸开”的土地开发项目如此厚爱,而且,这几年里,“中经贸开”已偏离当初所承诺的协助“新小区开发”或“农业开发”,开始大发买卖不动产的暴利。一向主张土地国有的越南政府成立特调会,留住汇往台湾的资金,并追查资金的来源,加上公司大股东收缩银根,才会迫使丁善理走上自杀的绝路。
正所谓,成也越南,败也越南。丁善理之所以能成就“越南王”,正因为当初抓住了越南改革开放的先机,而他的个人悲剧也在于此。
继任“中经贸开”董事长一职的是丁的长子——丁广鋐。自从美国留学回来,丁广鋐就在丁善理安排下到河内参与公司越南业务,随父实习,接受各种培养。
公司的资料馆里,并排挂着越南党中央总书记农孟德、国家主席阮明哲新近视察公司与丁广鋐的合影。2006年,越南国家主席向丁广鋐颁布了一等劳动勋章,这是越南第一家、也是迄今为止获此殊荣的唯一一家外商及联营公司。
四年前的一切,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
风水轮流转
6月末某天下午3时,最具有殖民地风情的老西贡一郡的一家工艺品店兼茶馆里,李天柒和几个台商会骨干成员在商量周末在某度假村召开的台商大会的细节。他们戴着大大的翡翠或者金戒指,摸着发福的肚腩,间或嘲笑着中国大陆一波又一波的记者对“越南危机”的神经质反应。
在越南,像丁善理和“中经贸开”这样有着特殊政治背景的台湾商人是极少数,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台湾中小企业。据台北世贸中心驻胡志明办事处李建辉提供的数据,越南有1800多家台资企业,占到越南外资投资的七八成,主要集中在南部地区,胡志明市大约有75%。而据《西贡解放日报》记者杨迪生分析,很多台湾商人为了避免麻烦,借用越南人的身份登记,实际台资企业远远超过这个数目。
总商会会长李天柒是木材家具商,1989年到越南,是最早一批到越南淘金的台湾商人。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台商分为三股向外进行实业和资本扩张:西向到大陆,南进到越南,还有一部分到马来西亚和印尼。
李天柒的同行大多到了广州。“我也知道大陆情况会更好,同文同种,培训、教授起来比较容易,而且个性、思想也会有很多相同。”但是,第一次到了深圳,他却被吓跑了,“盲流很多、治安不好,被抢被砍被杀的事情经常听到。”
他调转方向来到越南,“这里穷,但是盲流很少。”1990年代初,最早到越南投资的台商都是做农林渔类资源贸易的。那时本地越南人毫无商品概念,上好的木料任你免费砍——他们还等着耕地种植,海鲜、木材等等收购价全由台湾人说了算。
没有市场概念的地方,当然也没有遵循规则带来的保障和安全。收购价混乱,政府、海关毫无经验,经常制定一些让李天柒们哭笑不得、根本无法操作的规矩。最初几年里,李天柒很难赚到钱,“只能过过日子。”
投资大陆的同行却一个一个都发了。曾有一阵子,李天柒萌生过转资大陆的想法,最后还是作罢。
三十年的改革发展,中国大陆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以低附加值、劳动密集为特征的台资企业生存越来越困难。2000年开始,大量有关广东地区台资企业转移越南的报道见诸报章。
“他们现在的日子惨兮兮的。” 李天柒的口吻里有一点点幸灾乐祸。“如果不是宏观调控,大陆其实还是最多台商想去的地方。越南和马来西亚的人太懒,不像中国人做事那么勤快努力。”
如今,台商在越南已形成一股最强大、最有势力的外资经济力量。1994年,南北越两地台商会“统一”。这是一个联系紧密、灵活有效的组织,在越南各省都有分会,台商们定期联谊,分享经验,互相提携。
“我们都是民间的小企业,没有靠山,不像韩国、日本企业那样有官方正式的关系,政府不会在背后做支持。碰到什么问题,政府也没有力量帮你解决。我们只有自己抱团起来形成一股力量。”
5月12日四川大地震时,台商会举办了一场 “汶川地震祈福和募捐”活动,规模之大和组织之有序,让好些来自大陆的中国人大吃一惊。而与之相比,半官方性质的中国商会力量非常微小,会长、秘书长的职位都是由中国银行、中建二局这样驻胡志明市的大型中国国企领导担任。
近些年来,越南台资企业的劳资纠纷增多。在一些大规模的劳动密集型企业,罢工事件时常发生,越南工人的维权意识异乎寻常的强烈。
2006年和2007年短短两年,台湾的宝成鞋业爆发过四起大罢工。八年前,这家替阿迪达斯、耐克等品牌派加工鞋的台湾宝元鞋业把工厂从东莞陆续迁移到胡志明市。在东莞,关于这家“血汗工厂”的报道时常见诸报端,但是鲜有工人对抗资方的激烈行动。
开餐馆的江西人彭子豪每天要为胡志明市郊的几家台资工厂送盒饭,他亲眼见证了多次大罢工。罢工发生前一周,几个对薪酬不满的员工在厕所里写下号召大家“下周一罢工”的宣传语。周一清早,几个男性工人就守在工厂门口,拦住一些不想参与罢工的女工,“如果她们还是进去了,下班后就会挨打。”
耐人寻味的是,宝元的老板曾在公司内部悬赏举报带头闹事的工人,奖金是一个工人半年的工资。两年过去了,台湾人一无所获。
“在他们的意识里他们总是被人欺负,先是法国人,后来是美国人,到最后是中国人。所以面对外国人时,他们就会特别团结。”彭子豪说。在越南的外国公司里,工会是个有一定分量的机构,而政府对罢工行为也抱着默许态度。
尽管历史上有过种种纠葛,如今的越南人对美国人、法国人和中国人都比较友好。越南中小学的历史课本对于1979年的中越战争也不再提起。但是,很多家庭都亲历了战乱。年轻一代讲实际、爱享受、崇尚西方生活方式,另一方面,骨子里的民族自尊心却很强。
在越南记者杨迪生看来,“这一点和中国的年轻人很像。碰到某些时机,民族主义情绪就会爆发。”前一阵子,当中越两国为南沙诸岛的归属问题再次发生争执时,越南年轻人表现得很激愤,冲击了一些中国的店铺和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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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志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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