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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亲人们断断续续的回忆中，我逐渐拼凑出程磊完整的样子。

这是一个很清秀的大男孩，小时候，常有人笑话他长得像“女娃”。他的脸上有两个小小的酒窝，笑起来总是很羞涩，很内向，不大爱和陌生人说话。

程磊的成绩一直不算太好，但初三那年，他突然和父亲说，自己要好好读书，以后准备考大学。初三下学期，他的成绩开始突飞猛进。去年7月，他考上了当地最好的高中，上学期，他的成绩是班上第一名。

因为父亲总在镇上打工，程磊和母亲呆的时间更长，性格受母亲的影响也更多一些。他常帮母亲打扫房间，洗衣服，没事的时候，爱和母亲坐在堂屋的饭桌前，细声细气地说话。母亲一直喊他“幺儿”（注:小儿子），即便有了二儿子程勇后，也没改口。

程磊的理想曾让母亲感到吃惊。今年春节前的一个晚上，他突然告诉刘志珍，自己以后要当一个山村教师，“去帮助那些山里的穷孩子们”。

“当山村老师很苦的。”母亲说。

“苦也苦得值得，我不怕。”程磊回答。

他脾气很好，和班上的同学们一直处得很融洽，从来不像同龄的一些男孩一样喜欢打架。他体育不好，开家长会时，老师还劝过刘志珍:“程磊老是一个人在教室看书，你要劝他出去活动活动啊。”

程磊的手很巧。在他的书架上，还摆着几件他自己制作的手工作品。他很爱护书本，从来不在书上打折或者乱写字。那些纸制的台灯、笔筒，都是他从废挂历上裁下的纸张做的。

春节时，母亲给他买了一件红黑相间的羽绒服，衣服大了，程磊有些不高兴，母亲还安慰他:“你一直在长身体，明年这个时候，衣服就能穿了。”

这几天，家里人收拾出程磊生前穿过的衣服，满满当当地放在他的床上。父亲和二弟程勇怕刘志珍睹物思人，想把这些衣服丢掉，可刘志珍坚决不同意，说是要留个念想儿。

刘志珍已经好几夜睡不着了。她只是躺在儿子的床上，摸着他的衣物，喝些白酒，才能隐约入睡。她总是希望自己能做梦，在梦里儿子能够出现。可每天早晨醒来，等待她的，都是失望。

“幺儿，”她轻拍着程磊的坟头，小声说道，“妈妈现在只有一个念想儿，妈妈晚上做梦的时候，你来陪妈妈说说话，好不好？”

她说这些话的时候，父亲程林祥一直在边上垂着头，用手拭去不断涌出的眼泪。

本来，在整个采访过程中，我一直抑制着不断涌上的悲伤。因为我知道，自己只不过是一个记者，一个旁观者，也许我永远也不可能真正理解这个家庭，这个母亲失去至亲、爱子后的悲恸和痛苦。

但就在这一刻，我突然想起千里之外的父母，在知道我来震区采访后，他们那彻夜难眠的焦虑的脸庞，再也控制不住夺眶而出的泪水。

10

程磊的坟，就在家后面几十米的山坡上。

这是一块几十平方米比较平缓的空地，一面朝着山下，边上有条小河，风景很好。坟边的树林里，有鸟儿在枝间跳动，发出清脆的鸣叫。

程家在这里有几亩田地，离家的前一天，程磊还在这里帮着奶奶收割油菜。小时候，他很喜欢和小伙伴在这儿玩耍，吹吹风，钓钓鱼，偶尔抓住一只小鸟，他会把鸟儿喂饱，然后放走。

但现在，这里只有一座用石头垒起的小小的新坟。坟前没有墓碑，只插着几束已经熄灭的香。地震后，家中找不到完整的容器，父亲找到一个缺了大半个角的白瓷盘，上面放着两块芒果味的威化饼干，当作祭品。

程磊并不爱吃这些零食，但地震后，路断了，食品供应上不来，找不到他生前最爱吃的苹果和桔子。这让家人们觉得心里很不安。

“会慢慢给他补上的。”刘志珍说，“以后，我们一边种田，一边陪着他。一家人还是在一起。”

离坟不远，就是程家住的救灾帐篷。通讯中断后，他们只能通过一台小收音机，来了解外面的信息。5月19日的全国哀悼日，一家人觉得也应该做点什么。

村子里找不到旗杆，也没有国旗，他们便在帐篷边竖起一根竹竿，在竹竿的中部捆上一块红布，就算是下半旗了。每天下午的2时28分，这户农民就在旗杆下站上一会儿，用自己的方式，来表达对死难者的哀悼。

偶尔有微风吹来，这块微微抖动的红布，和天蓝色的帐篷布，构成了山坡上的一缕亮色。

这天傍晚6时半，在这根竹子制成的旗杆下，摄影记者贺延光为这个大家庭，拍下了灾后的第一张全家合影。除了被亲戚接去外地避难的二儿子程勇外，这个家庭的成员——曾祖母、祖父、祖母和程林祥夫妇，全部在场。

程磊也没有缺席，母亲一直捧着那个土黄色的镜框。在母亲的怀里，他面对着镜头，依旧露出发黄而羞涩的微笑。

5月11日的那个上午，这个懂事的大男孩洗掉了家里所有的脏衣服。吃过午饭后，他从父亲那儿接过100元钱生活费，叮嘱正在院子里学骑摩托车的弟弟注意安全，然后挥手微笑着和母亲作别，跳上了前往学校的汽车。

一天后，突如其来的大地震，把他淹没在倒塌的教学楼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