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关于土地的记忆

　　也就是在这一年，与土地打了近60年交道的侯永禄，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他对土地的那种依赖和热爱，甚至在他死后的今天，也无法被儿女理解。1983年，麦子黄时，刚分得土地的侯永禄，一封信就把在上海进修的三儿子侯万胜叫回来割麦子。第二年，他又把正参加职称培训的二儿子侯丰胜叫回来收麦子，最终耽误了侯丰胜涨一级工资。

　　“那时候麦子一斤才两毛五，收麦子的钱还不够来回路费”。侯争胜至今不理解当了几十年大队会计的父亲算的是哪门子账。

　　对老人们来说，在村庄里生存下去，永远靠的是仓里的粮食。侯永禄生前，总想把房前巷道的土路铺成城市里的水泥路，但终没如愿。如今，土路已被修成砖路，但在与粮仓一墙之隔的巷道里，除了中老年人和孩子，平时已经很难见到青年人的影子。

　　做一个民办教师，教村里的孩子，曾是侯永禄“最大的愿望”。这个愿望，在现在看来多少有些奢侈。近几年，随着计划生育和大量人口外出，小学适龄儿童大幅减少，一些小学被撤并，不少孩子上学要赶很远的路，为了免受奔波之苦，路井小学附近不少曾空置的房子，被一些老人租来为上学的孙子孙女陪读。

　　“张艺谋要是在乡下结婚一生娃，他今天还能出来吗？！”每遭到别人对他人生职业理想的反驳时，侯永禄生前总是会如此大声呵斥。这个理由，似乎越来越不适用于他身后的现实。

　　在村头通往西安的公路上，一位年轻的女孩子正拉着旅行箱，不远处一位男青年则拎着用编织袋装着的被褥，旁边都站着他们憨厚的家人。开往西安的客车很快来了。女孩头发花白的母亲还没来得及挥一挥皱巴巴的右手，已经被汽车尾气激起的灰尘逼到了路边。

　　“年轻人现在很少有留在家里种地的。”侯争胜说，村里20岁左右的人，他大多已不认识，这些年轻人大都一年又一年地奔走于不同的城市，他们几年难见一次。而自从1998年，家里的土地不再耕种以后，侯争胜再也没到地里去过，那一片土地，他已越来越生疏。

　　“我这样正正经经种过不少年地的人，尚且如此，他们年轻的这一代，肯定会更模糊。”他对此坚信不疑。

　　主席、观音和秦腔

　　侯永禄去世后，葬于村头的公墓。他的遗像，被儿女们摆在老家堂屋正中的神龛前。这座1990年修的神龛里，一左一右分别摆着两尊塑像。

　　右边的塑像，是侯永禄终生崇拜的毛泽东。他四个儿子的名字，胜天、丰胜、万胜、争胜，都是根据毛主席语录里的“人定胜天”、“去争取胜利吧”等所取的。

　　左边的塑像，则是赵菊兰信奉的观音菩萨。菩萨穿着一件藏青色小棉袄，是赵菊兰专门为其缝制。她怕菩萨冷，每年冬天都会给菩萨穿上。门外，正飘着清明时节的细雨。她说，等这场雨下完，天就完全暖和了，就该给菩萨脱棉袄了。

　　这个因受母亲影响而一生信佛的女人认为，“信毛主席和信菩萨，都是让人做好事，总比信钱好。”所以老两口从来没有因为信仰而发生争执。为此，侯永禄写了神龛门上这副对联——“奔共产奔极乐奔向幸福，信马列信菩萨信仰自由”。

　　面对神龛时，赵菊兰偶尔会望着老伴的遗像发呆。但她更习惯拿着放大镜把日记逐字逐句再看一遍，“一方面是想念他”，另一方面，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后，村民“种地开始赚钱，过上了好日子”，赵菊兰担心“书里写的会伤着过着好日子的乡邻”。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这种担忧也越来越少。那些在侯永禄的日记里曾被提及的乡亲，已陆续离世。

　　3月29日傍晚，村里的广播声突然响起。“一定是哪家有事了，不是娶亲就是死了老人。”这含混不清的广播声，侯争胜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夜色刚刚在村庄里弥漫，苦音唱腔的秦腔，便开始在村庄的上空凄厉而激越地游荡。“肯定是死老人了。”侯争胜确信了自己最初的判断。按照村里的习俗，家里死了老人，儿女会请来被人们称为“鬼子”的草台班子来唱秦腔。

　　侯争胜专程到死者家门前搭起的帐篷边站了几分钟。几个上了年纪的老人，神色庄重地或敲或拉，旁边站立的两个中年女人脸上并无太多的表情，只是拿着麦克风，十分投入地唱着秦腔。

　　3年前，正是在这两个女人专注而卖力的歌唱中，侯争胜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送走了父亲侯永禄。

　　“再过些年，就不知道还有多少人在村里了。”侯争胜边往家走，边停顿下来打量着夜幕下低矮的房子轮廓。

　　他身后，村庄里灯火零星，侯永禄在1978年7月1日去过的“厅上”，即当年的大队部，一度是几十年里最热闹的地方，如今已是四处凌乱堆放着棉花秸秆的垃圾场。新修的房子越来越多，常住的人家已越来越少，夜风掠过几家久无人居的院落，颓败的土墙上，干枯的草枝随风瑟瑟抖动。

　　秦腔持续到晚上10点戛然而止，整个村庄寂静得便只剩下屋顶的风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