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分的不好处”、“分开的好处”和“分了的难处”

　　随着吐酸水的次数越来越多，“搞一块地，自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的想法，在侯双喜的头脑中越来越强烈。尽管因为成分不好，队里最重最累的活，往往会让自己去干，年轻时“狂热”的作家梦，在劳碌中早早宣告结束，牢骚和意见常常只好埋在心间，但这一次，侯双喜还是忍不住纳闷，“总归是大家都吃不饱饭，是不是该变一变了？”

　　这种想法，慢慢从群众向干部中蔓延。1981年12月1日，侯永禄在日记里写了他一生中最长的一篇思想活动记录，题目为《分不分》，在三页半纸里，他详细分析了分不分土地的利弊。

　　这个回乡务农32年、管理大队农业生产近20年的村干部满怀忧虑地写道：“分开各干各，有心劲，能做好，这意味着分田单干。没有受过单干苦的人，是不知道单干难的。解放前旧社会的单干，是受着封建社会的束缚，少数人变成地主富农，压迫剥削大多数穷人。多数人单干，经不起天灾人祸，破产贫困便要受剥削。土改后多亏及时组织互助组成立合作社，没有使两极分化过于悬殊。就那很短的时间，也有不少人很快变穷，分下的房屋土地牲口农具只好卖掉，靠借债过日子。因此分田单干弊多利少，不能实行。只有走集体化道路才好。”

　　但20年的集体化经历，又给这个坚信共产主义的共产党员带来了困惑。“五八年来了个大跃进，实行了吃饭不要钱、干活不记工的办法，造成了干活磨洋工、吃饭放卫星……文化大革命又批判了工分挂帅，实行了大家评工的办法，又出现了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使生产又受到了损失。”

　　在分别了总结了5条“不分的不好处”、6条“分开的好处”和5条“分了的难处”后，这位大队支书得出结论：“就路一大队来说，分了利多弊少，不分弊多利少”。

　　一个月之后，中共中央在1982年1月1日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即“一号文件”中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等农村正在实行的各种责任制，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这一年，因文件的出台和逐级传达学习，分地成为路井公社社员心中期待解决的大事。

　　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尽管已经很理性地权衡过利弊，但在感情上，已经有25年党龄的侯永禄，多少觉得眼前的变化，有些不可思议。“我想，大包干岂不成了复辟资本主义吗？那什么是共产主义，何年何月才能到共产主义社会啊？岂不是太遥远、太渺茫了吗？党的政策真的是那样吗？”1982年7月9日的日记里，他内心的困惑表露无遗。

　　“他一辈子听党的话、跟党走。”在曾接替侯永禄担任大队会计的侯金虎的记忆里，侯永禄坚信毛主席的教导“坚强的意志能克服一切困难”。有一次他感冒，坚持不打针不吃药，直到烧到39度，实在撑不住，才对负责打针的侯金虎说，“那你打吧”。在儿子侯争胜眼里，侯永禄“非常崇拜毛泽东，认为分地不是走毛泽东路线”。

　　令侯永禄困惑的事情，经过社员们的开会辩论后，在1982年7月19日付诸实践。路井大队5小队的社员，在巷东头的饲养室里抓阄，分掉了生产队里的农具和10来个老弱病残的牲口。

　　侯永禄的运气不怎么样，“只分到一条口袋、一个六股叉、一个木锨和一个刮板”，还有四亩七分二的责任田。回想起1954年加入农业社时，自己加入进去的27亩地、一头牛和一头驴，听到身边有人惋惜“辛辛苦苦30年，一夜退到解放前”，甚至有位退伍军人慨叹“领导们把咱这一代农民做了实验田了！”侯永禄只是在日记里写道：“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他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不管怎么说，大包干就是好，大锅饭就是不怎么样。”

　　此时侯双喜的心里，则满是欢喜。因为在他眼里，当时除了土地也没什么东西可分，抓阄的过程基本公正，没有歪门邪道，抓到手的地基本都满意。

　　“分地是农民的心愿，一夜之间就把温饱问题解决了。”侯永禄的邻居侯顺安快言快语。这个当年一贫如洗的人，分地之后没几年，就盖上了几间大房。他家旧房子的墙上，如今隐约可见30年以前留下的标语。

　　麻将来了，苹果税来了，蒋经国走了

　　侯永禄的女儿侯西玲，也在这一年按照每人2亩4分地的标准，一家四口分得了9亩6分地。终于可以“想种什么就种什么了”，这让她满怀惊喜和期待。

　　不过，前两年她和其他村民一样，地里种的基本都是小麦和红薯。

　　“怕没粮吃，地里多种经济作物不种粮的话，怕把娃娃饿坏了。”侯金虎解释，当时大家都是从挨饿的年代过来的，“保命思想严重”。

　　1985年，当他人照旧在地里种粮食时，30岁的侯西玲却大胆地种上了甜萝卜。当年收获1万斤，以2分钱一斤的价格，卖给合阳糖厂。“卖了200元，好多张钱。”她长这么大第一次见这么多的钱。

　　女儿家里状况的大幅好转，也让侯永禄几年前分地前的疑虑烟消云散。“俺大看到村民的收入过了，生活好了，也就完全想明白了。”侯争胜回忆。

　　而一些与不良风气或负面评价联系在一起的大小事物，如麻将等，也在这个素来不打牌的老党员的生活和日记里出现。1988年元月14日，侯永禄写道：“李萍9点上班。争胜来信说，万胜元月3日－10日来西安开会，小丽也来了，给咱买了副麻将。红洽说她已有了男朋友。晚电视新闻：蒋经国昨天下午去世，李登辉继任，中共中央还发了唁电。”

　　尝到甜头的侯西玲，和父亲一样，视野也在不断扩展。1986年开始，尝试小面积地种西瓜，到1990年，她一年就收入了960多元。

　　这让很多没种过瓜的人眼红。村民第二年跟风大量种植西瓜。1990年，瓜只要够大，客户生熟一起收，每斤一毛五；而1991年，恰逢南方18省遭遇洪灾，交通运输受阻，瓜价一个月内由1角4分降到4分，后来即便降到一四轮车瓜30元，一麻袋1元，“几天也不见一个客户的人影”。路井村的村民只好用铁锨在西瓜堆上盖上厚厚的一层土，把瓜堆变成粪堆。

　　“前年辣子去年蒜，今年西瓜比屎贱！”侯永禄忍不住在日记里感叹。但他记述的更为惨烈的事情，发生在1993年。有个瓜农带着女人去卖瓜，一阵风把女人的大草帽从头上吹到了地上，女人弯腰去拾帽子，却被四轮车撞死了。

　　“后来那两年种西瓜，可吃尽了苦头。”提及那时的遭遇，53岁的侯西玲摇头叹息道。

　　混沌的市场和惨痛的遭遇，让侯西玲放弃了对西瓜的种植，在地里栽上了苹果树苗，同时在父亲的支持下，1993年投资4250元左右办起了“面粉加工厂”，加工100斤粮食1元2角，剥皮每百斤2角。但好景不长，西瓜的命运也落到了磨粉机上，加工厂越来越多，客户几年内慢慢从有到无。侯西玲只好差不多以卖废铁的价格，卖掉了型号已经陈旧的机器和设备。

　　她重新把目光移回自己的那9亩多地上。此时，她家的苹果树已经开始少量挂果，这让她又看到了希望。

　　但侯西玲的希望，很快变成了失望，还有愤怒。同样愤怒的还有侯永禄。“为一个苹果税，弄得人心惶惶！”他在日记里愤然写道。

　　父女所说的“苹果税”，实际上就是1983年11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对农林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的若干规定》（国发［1983］179号），开始单独对农业特产收入征收农业税。只不过到1999年，村里才有需要缴税的农业特产苹果，村里的苹果树普遍开始结果。

　　1999年11月19日这天，侯永禄见到女儿气呼呼地回到了娘家。因为她的缝纫机差点被收税的人从家里抬走，幸亏有人帮忙阻拦，对方才没得逞。

　　在侯争胜的记忆里，为了征收农业特产税，“上面”规定，谁能把税收上来，谁就担任干部，“村干部成了黑社会”。从西安回家探望父母的他，多次看见“这些人”拿着枪，戴着钢盔，晚上到农民家里，搬电视搬家具，没有东西可搬的，就把男人抓走，让女人连夜去借钱。

　　“那种感觉，就像当年鬼子进了村。”侯争胜的这种感觉，跟侯双喜没什么区别。“那几年农民的日子不好过，没钱给就牵圈里的羊，抱电视，吓得一些人家把门一锁跑到亲戚家躲起来。”或许曾是“文学青年”的原因，侯双喜显得更为愤怒和激动。

　　作为曾经的村干部，侯金虎一度觉得“这似乎是变了天”。他始终无法理解眼前“特产税收税数目人为操作，干部纠集外村一伙人强权硬压百姓”的情景，就像他无法理解墙上写的那些“宁让家亡，不让国亡”的计划生育宣传口号。

　　侯西玲那年的苹果总共卖了4000元，最后缴了900元的税。而这900元据说是，收税的人到地里大致看一眼，说缴多少钱就缴多少钱。“减去成本，往地里投入那么多劳动和钱，到最后还是贴钱”。这让终年在土地上劳作的侯西玲异常沮丧。

　　而此时已经退位15年的老支书侯永禄，把村里群众述说的情况在日记里一一记录：因缴不起苹果税，侯兴才家的电视机被抬走了，侯振山家的四轮车被押到了镇上，侯四易家的粮食被装走了几麻袋，王新吾家被牵走了槽上的大乳牛……

　　直到2004年年初，陕西省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全面取消烟叶外的农业特产税，改征农业税。

　　“正是2004年村里开始大面积种植棉花，2005年依靠棉花收入，村里基本普及了万元户。”侯金虎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