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永禄一家人的合影

　　这个老汉和其他农民一样，种了一辈子田。他和别人不大一样的，是记了大半辈子日记。

　　侯永禄2005年去世，终年74岁。这个陕西省合阳县路井镇路一村五组的村民，生前从1940年腊月开始，到2004年3月结束，一直记日记。在1957年7月28日的日记里，他解释道，这样做是“为了把自己的进步、碰钉、退坡等曲折的思想活动记录下来，以吸取教训、运用经验、改进工作，改造并提高自己”。

　　侯老汉的日记在他身后出了书，就叫《农民日记》。现在，老伴赵菊兰时常会从柜子里翻出放大镜，拿起炕头的书，一遍又一遍地看，尽管有些字她还不认识。书里64年的历史，有43年跟她的生活息息相关。

　　而对他们的小儿子侯争胜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1978年往后的这些年。如今，30多个大大小小的日记本，已被兄弟4人当作家里最值钱的宝贝分头收藏。侯争胜收藏的日记，从1978年7月1日开始，到 2003年2月28日结束。

　　人走了，书出了

　　侯永禄的日记写到第24个年头时，他的小儿子侯争胜出生了。这一年，毛泽东发出了“农业学大寨”的号召，并在12月26日自己生日当晚，召集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党支部书记陈永贵等人吃了顿晚饭。

　　后来一直积极响应毛主席号召的侯永禄，人生在当年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当了10年大队会计的他，被任命为路一大队党支部副支书；育有4儿两女的家庭已不堪重负，为了不再生孩子和避免妻子身体受伤害，他背着一辈子笃信“多子多福”渴望“儿孙满堂”的母亲，做了结扎手术。

　　而在毛主席生日的7天前，刚吃完晚饭的侯永禄，在油灯下总结了10口之家的年收成：全家总工分5800分；小麦分了2224斤，红薯分下了2500斤，卖了一些红薯，收入30多元，卖了一头猪收入36元。棉绒厂供匠人补贴现金7元2角5分，拾麦补助现金1元2角；打墙、卖胡基、卖泥基，共收入6元4角。队内预分现金12元。

　　在侯永禄的日记里，大多是这种关于土地收入、家长里短或有关信仰的社会思考、总结和分析。1964年收入较1963年的“大有增加”，令侯永禄欣喜不已。

　　而40年后，当一次次被儿子送进西安西京医院时，当年全家的92元8角5分的现金收入，尚不足以支付一次百元的专家特诊挂号费。

　　2004年，身患重病的侯永禄为自己写了64年的日记画上了句号。侯争胜一边在办公室与手术室之间奔走，一边忙于寻找门路，力争在父亲去世之前，把他的日记结集成书出版，好让父亲“瞑目”。

　　但他的努力失败了。父亲在2005年3月宣告不治。辗转找到的几家出版社，均以“工作量太大”“出了也卖不出去”等理由拒绝为他出书。

　　直到找到中国青年出版社的编辑谢慈仪，事情才有了转机。2006年1月，《农民日记》终于出版。

　　如今，在西安家中，侯争胜坐在床上，一边小心翼翼地整理父亲的日记本，一边叹息：“俺大（对父亲的称呼）还是没看到自己的日记出书，这是最大的遗憾。”

　　党的生日、春的生日和她的生日

　　“1978年是个值得记忆的年头。”44岁的侯争胜望着窗外古老的西安城墙感慨道。他说，尽管14岁那年的生活多少有些不堪回首，但记忆犹为深刻。

　　在他所收藏的第一篇日记里，父亲侯永禄写道：“今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五十七周年，公社通知各支部可以开座谈会、批判会、小整风会等形式来开展纪念活动。早上和王才支书研究准备明天上午开支部会，上午去厅上，下午下起了雨，正好是五月二十六，春的生日。秋田丰收，有了希望。她也是今天生日，真是个好日子。”

　　日记里的“她”，是指侯争胜的母亲赵菊兰，和党一天生日。

　　虽然写完这篇日记没几天，侯争胜就在陕西省中专招生考试中，以0．5分之差落榜。但这并不影响整个家庭这一年的喜庆气氛。

　　年前，沉浸于丧母之痛的侯永禄，被组织恢复了大队副支书的职务。在1973年被批判下台时，他在这个职务上已经两上两下。

　　当面临第三次上台时，侯永禄心里有些犯嘀咕。“1973年搞路线教育时批判我是‘光先生’，换下了我。我到底改正了错误没有，应该说个清楚才对呀！”他不想在是非没分清、对错没结论时，就糊里糊涂又上任。尽管一度无法想通，但他在炕上辗转反侧思量一晚后，还是打定主意：“听党的话，哪里需要哪里去！”

　　在他的主导下，1978年年初，离异的大儿子侯胜天再婚，小女儿西玲则嫁给了路一大队六小队在人民公社文化站放电影的侯新录。一双儿女决定在春节同时举行婚礼。心情大好的侯永禄，给自家大门写了一副春联“听党话上上下下干革命变职不变质，记母训兢兢业业为集体戒骄更戒躁”，横批是“继往开来”。

　　11月20日晚，侯永禄更是在电灯下欣喜难抑地写道：“这是教育战线招生制度改革的结果，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敬爱的邓副主席的恩典。”因为家里出了两个大学生，这“在家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巷也是空前的”。之前的10月2日，三儿子侯万胜被延安大学录取；11月5日，当兵的二儿子侯丰胜接到甘肃张掖师范专科的入学通知书。

　　自1949年辍学回家，已经面朝黄土背朝天29年的侯永禄，并不希望儿子像自己一样被拴在黄土地上。小儿子考中专的失利，一度让侯永禄有些失落。但当侯争胜在升学考试中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合阳中学时，他总算松了一口气。

　　不过，现实让这位大队副支书丝毫找不到轻松的感觉。无论在村头，还是在家中，他不得不时刻面对着一张张和自己一样面黄肌瘦的脸。

　　酸水和尿素袋裤子

　　在侯争胜出生那年，他们家人均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是222.4斤。但在侯争胜上初三的1977年，家里人均从生产队分的粮食只有63斤。

　　13岁的孩子原本以为，第二年进了县城的学校，就可以不再像在家里一样，经常一天三顿吃红薯吃到肚子痛，晚上吐酸水。但到了学校才发现，那里连红薯也吃不上。

　　“地还是那些地，但人就是没吃没穿的。”这个已经上高中的孩子怎么也想不明白。日以继夜的饥饿感，让他“咬着牙也无法坚持了”。一年之后，他转学回到镇上的路井中学。普通中学的教学质量虽然差了点，但至少他可以每天回家用红薯填饱肚子，哪怕晚上他依旧会吐酸水。

　　侯争胜不明白的道理，在时年30岁的侯双喜眼里，却是如此的简单——“老百姓都忙于搞批判，哪有心思搞生产”。这个被村里人称为“文学青年”的人，常常望着地里的即将发芽的麦子“多愁善感”。这些原本在6月1日前就应收割完的麦子，到了7月1日依旧还在地头经受着风吹日晒。

　　“反正不是自家的东西，也没人心疼。个人就是想割，也不敢去挖社会主义墙脚。”30年过去了，当年的“文学青年”已不再年轻，但一些旧事和辛酸场面仍在他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今天是不是又吃了一丈啊？”

　　“可不是吗。早上吃了三尺三，中午再吃三尺三，晚上又吃三尺三。”

　　在1978年和1979年里，这种一问一答的场面，在晚饭后的巷道里经常可见。在村民口中，高粱有个俗称叫“三尺三”。即便是让人吃多了吐酸水的红薯，也不是每个家庭都能吃上的，不少家庭得靠吃高粱为生，一天三顿加起来九尺九，四舍五入算一丈。

　　“那时候，做梦都想能有块地，自己好好种，好歹也不会让一家人饿饭。”坐在侯永禄遗像前的侯双喜，嘬了一口刚沏的热茶，说起了自己当年的种种想法。

　　侯双喜的这些想法只能通过日复一日的“做梦”来实现。作为村里侯双喜“最佩服的人”，侯永禄也只能在日记里写下对领袖的“感恩”。

　　两千里之外的同一个冬天，也被饿得面黄肌瘦的18户安徽凤阳县小岗村农民，坐在煤油灯下，按下红手印，宁愿坐牢也要“大包干”。尽管当年12月18日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仍明文规定不许包产到户，不许分田单干。

　　一个月后，作为大队干部的侯永禄，在路井公社的年终总结评奖大会上，领到了5元奖金。但无论是富农的后代、常常是村里批斗对象的侯双喜，还是大队干部之子的侯争胜，此时都面临着相同的现实窘境和内心煎熬：肚子里，一天三顿吃下去的红薯常常让胃里犯酸水；眼前，父老乡亲的缺衣少食，又常常令他们心酸。

　　按照路井公社的标准，一个劳力一年分一斤半棉花。这些棉花，相当一部分要用来做家里过冬的棉被，只有少部分能用来织布。而到城里买布需要布票，发到手里的布票又非常有限。于是，村里的人就把装日本尿素的编织袋子缝成衣服穿。

　　“屁股上写着净重50公斤，裤裆里写着含氮量80％，你想想是什么感觉？”尽管今天穿的依旧是做工粗糙的棉布衣服，侯双喜已经很知足。

　　即便是尿素袋子，当年也只是村里的干部能穿，一般社员还穿不起。“大干部小干部，一人一个尼龙裤，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这首当年在巷道地头的小孩口中流传的童谣，侯双喜至今仍背诵如流。

　　侯争胜则至今还能随口说出10种以上红薯的吃法。只不过，一说起当年让他保命的东西来，“就想起那些日子，就想吐酸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