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房管局篡改居民档案事泄 局长15天不敢回办公室
2010年04月29日 12:58法制日报 】 【打印共有评论0

截止到上周六(4月24日),长沙市民周忠良一家已经在长沙市房管局住了将近一个月。

在经过数个月的“考古”,确认自家的房产档案确实被篡改后,周忠良向房管局讨要说法,但一直未果。

周忠良的维权,唤醒了一份沉睡多年的房产档案。

围绕这份档案是否遭到篡改,公民房屋物权的最后防线———房产档案的安全性,被摆在了公众视野中

截至上周六(4月24日),长沙市民周忠良一家已经在长沙市房管局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们惟一的要求,是对已经显而易见的自家房产档案被改一事要一个处理结果。

然而,将近一个月的时间,事情未有任何进展。

周忠良一家所住的信访接待室,就在局长办公室隔壁。他们穿上冤字服,近一月来天天守在局长办公室的门口,但从未见过局长,他们只好将标语挂到了局长办公室的门前。

周忠良他们“入住”15天后,长沙市房管局局长石长松来过一次办公室。看见众多的上访户后,石长松在单位保安的保护下匆匆离开。

周家人彻底体会到了上访的艰辛,“受人白眼不说,也要吃尽人间辛苦”。周忠良的姐姐说死都要死在长沙市房管局。房管局的工作人员指着她扔下了狠话:“我倒要看看你如何死在房管局!”

已到古稀之年的姐姐没有死在房管局,却在上周六病倒了。

周家人住在房管局有一个很大的感受,房管局豪华办公楼与他家的房子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们说一辈子都没有住过这么好的房子。

周家的房子位于长沙市开福区西长街槽坊巷,全家11口人蜗居于43平方米的3间小房内。今年56岁的周忠良在这里出生,从咿呀学语到长成一个身材魁梧、声音洪亮的长沙汉子。

周家原本400多平方米的祖屋已在1958年私房改造中腾出。

所幸,针对私改中出现的错案,1990年12月,长沙市曾下达了51号文件,即《关于处理我市私房改造遗留问题的意见》,决定对上世纪50年代部分被改造的房主按政策返还房产。

如果没有意外,周家也会像当时被返还的数千户人家一样,顺利拿回房产,并迅速抹去历史的伤痕。

不幸的是,因为一份可能遭到篡改的房产档案,周忠良一家不仅未从历史的漩涡中得到解脱,反而陷入另一段长达20年的艰难抗争。

【是否出租让档案说话】

当年的51号文件,内涵十分清晰:私改时房主未出租的房屋若被改造,则视为错改,政府将予以纠正、返还房产。私改时尚年幼的周忠良对家中房屋是否出租毫无印象,但当时已18岁的大姐周清兰则记得很清楚:家中房屋当时是周家私人的织布作坊,并未出租。

1992年和1994年,长沙市处理私房改造遗留问题领导小组办公室(下称私改遗办),两次给周家下达了维持原有改造的决定,理由却是:周忠良家改造时已将房屋出租,不符合返还条件。

显然,“出租”还是“未出租”,仅一字之差,却决定着房屋的命运。能够说明房屋究竟“是否出租”的最权威证据———房产档案,此刻变得无比重要。

2009年,周家祖屋被纳入棚户区改造范围,拆迁指日可待,房产的归属之争也进入最后阶段———如果不能在房屋倒地之前拿回房屋产权,拆迁之后,周家的房产将由一个名为“长房集团”的国有企业来处理产权,这部分房屋的拆迁款也将进入长房集团的“专户”。

2009年3月,长沙市私改遗办的两名工作人员来到西长街槽坊巷,实地测绘周家的房屋。工作人员手中一摞泛黄的纸张,吸引了周忠良的注意,他意识到:此前一直难见一面的房产档案,此刻就近在眼前。

那天,能够亲眼见到祖屋的房产档案,周忠良至今仍感叹自己的运气。5年前,某报记者曾针对私改遗留下来的那些“问题房产”档案,做过调查。他发现,“公开这些房屋的档案是解决问题惟一的也是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但许多地方的房管部门都有‘内部规定’,不公开这些历史档案,使得问题解决难以向前推进”。

两名工作人员同意在由他们翻、周忠良不碰的前提下,让周看一眼他家的房产档案。匆匆翻过一遍,档案即被工作人员收走,且还隔着十几厘米远的距离。但周记得很清楚,档案中,有两页明确记载:“入户调查表有未收租记录。”在另一张登记表上亦有手书的“未收租”字样———一切有如石破天惊,一直沉睡在长沙市房管局档案馆铁皮柜里的房产档案被激活了。

周忠良说,直到这一天,家中老人的记忆与泛黄的档案终于成功对应起来,“我们都觉得,事情水落石出了,很快就能拿回房子”。周随即向私改遗办递交了复查报告,请求按51号文件就“未出租”这一事实发还房产。

当时,房管部门工作人员的表态同样让周忠良倍感欣慰:“只要是未出租,我们就全部发还。”令退休警察周忠良没想到的是,接下来,是另一段艰难旅程的开始。为捍卫房产,他被迫进入了一片茫茫的历史海洋,并不得不再次拾起昔日做刑侦工作的全部智慧。

【谁动了我的档案】

2009年7月20日,周忠良和家人如约来到私改遗办所在的长沙市肇嘉坪巷38号。此前一天,私改遗办主动通知他们来这里,再次查看房产档案。

当时是下午3点多,在私改遗办那栋老式的三层小楼上,门外的周忠良听到屋内妹妹周晓兰一声悲怆的呼喊:“那两页档案哪儿去了?”周忠良闯进门去,接下来的经历,让他永生难忘。

“我发现,此前那两页最能说明问题的档案‘神秘’消失了。”周回忆说,“我们怀疑,有人撕毁了最能直接说明问题的档案。”

当时在场的人都看到,年过半百的周忠良犹如一只暴怒的狮子,气愤让他双臂和肩膀不住打颤,声音已近乎怒吼:“不管你们怎么搞,你们不应该改我的档案,这与落实政策是另外一码事,销毁档案是违法的!”

档案法第二十四条第三款确实有如下规定:“涂改、伪造档案的,根据情节轻重,给予行政处分;造成损失的,责令赔偿损失;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但当天下午,周忠良并不清楚这一情况应由哪级国家机关给予处分或查处,双方从下午一直僵持到晚上七八点钟,甚至惊动了附近浏正街派出所的民警。

最终,周忠良以跳楼相威胁,私改遗办的工作人员经电话请示后,同意在周家和私改遗办各有两人在场的情况下,将档案复印并拍照。

带着档案复印件离开时,周忠良丢下了一句狠话:“我搞了20多年的刑侦,你改动一次档案,十次难补回,看我怎么找出里面的破绽!”此后两个月,周白天去长沙市各个机关上门要求落实房产,晚上则将档案一页一页摊在桌上,一家人围坐着研究,苦苦思索其中的玄机。

一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很快被发现:泛黄的表格和文字材料组成的房屋档案,在一些关键页面上有着明显的涂划痕迹,有时甚至会同时出现钢笔、铅笔和圆珠笔三种不同的笔迹,“像是被多次批改过的学生作业”。

“档案中大部分涉及租金的地方都被涂改了,更改的笔迹分明来自另一个年代。”周忠良说,“我干过警察我知道,档案是不允许有任何涂改的,即使有涂改,也须加盖公章。但这些,我家档案中都没有。”

【“我们都在考古”】

除了涂改痕迹外,周忠良拿到的档案还显示,周家的房屋在私改前曾租给了“织布九社”、“制鞋六社”和“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沙办事处”三个颇具时代特色的单位。只是,这与周忠良家人的记忆截然不同。

对于“档案究竟是否有伪造”,发生争执的那天下午,闻讯赶来的派出所民警曾给纠纷双方出主意:双方共同到档案上所注明的承租单位进行调查核实即可。

民警们肯定不会想到,他们的建议,竟引发了一场周家和私改遗办双方的“考据竞赛”———有信息显示,在2009年下半年,双方都在历史深处打捞材料,试图证明对方的错误。

周忠良的逻辑是:只要能证实档案上的承租单位没有租过他家的房子,房产档案无疑就是伪造的,一切也将真相大白。他开始频繁出入长沙、湘潭等地的档案馆,一番寻觅后,关于“织布九社”和“制鞋六社”的档案材料始终不见一字,周遂向私改遗办表达抗议,认为这两个单位纯属杜撰。

几天之后,私改遗办的工作人员却把一摞“织布九社”和“制鞋六社”档案复印件摆在了周忠良的面前。他们用“扎实的考据材料”证明,这两所单位确实存在。

周忠良一面承认自己确实失察,一面又对新材料下起了工夫:在一张标注有“织布九社”抬头的公文纸下方,周发现,一行小字标注了该单位当时的地址———“长沙市楠木厅6号”,这是与周家所在的西长街截然不同的另一处地址。

随后,周忠良吃惊地发现,“长沙市楠木厅6号”这一门牌号依然存在,这里竟是昔日韩国民主运动先驱金九在华活动的办公场所,如今已被作为文物保护起来。周围居民肯定地告诉他,这里就是昔日的“织布九社”,而“制鞋六社”也在此附近,只是原址已被拆迁改建。

至于档案涉及的第三个承租方湘潭专署物资局,一本名为《湘潭市物资志》的书证实,湘潭专署物资局于1958年8月才成立,而私改在当年5月就已经开始了。

书证已有,人证尚缺。50多年过去了,当年湘潭专署物资局驻长沙办事处的老人们,有的去世了,有的年事已高,能记得当时在长沙喝过茶的茶楼,却记不清办事处所在的位置。周忠良开始觉得,他已经不是在维权,而是在做关于湘潭专署物资局前世今生的历史调查。

一次,周忠良又去湘潭调查,有位老人告诉他,几天之前,长沙相关部门的人也曾来向其了解情况。

这与2009年12月长沙市委督察室一位工作人员的表述十分吻合:解决这一争议,政府的态度是很认真负责的,因涉及年代久远,“我们都在考古”。“目前,我说服不了你,你给我的证据也不足,说服不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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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温泉 编辑:许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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