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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舞者因与江青同名文革时遭批判 3名亲属自杀

2013年05月14日 16:49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万佳欢

舞蹈家江青照片

1957年9月27日,首都机场,周总理拉着江青(右二)向匈牙利总理卡达尔献花。

舞蹈家江青女士

原标题:“我是江青,但不是‘那个江青’”

因为一个名字,她一生被迫与政治牵扯不清。在中国大陆、在殖民地时期的香港、在戒严时期的台湾、在资本主义心脏的美国,无论在哪里她都注定无法逃脱那个身份的牢笼

本刊记者/万佳欢

67岁的艺术家江青已经习惯于向每一个人解释,自己不是“那个江青”。8岁那年,为了积极响应国家实现共产、摒弃个人主义的号召,母亲把她的原名“江独青”中的独字去掉了。59年来,这名字没让她消停过。

她一生经历的传奇并不亚于人们所熟知的那一个江青。她成长在新中国,10岁开始在北京舞蹈学校学习中国古典舞、接受教育,却机缘巧合地去了意识形态截然不同的香港、台湾,在台湾,她成为国民党统治下红极一时的电影明星。

她与毛泽东夫人江青在经历上有很多奇妙的契合点,比如两个人都与电影和舞蹈有关。1964年,政治人物江青第一次把照片刊登在《人民日报》上,让全国人民熟知她时,艺术家江青开始在港台走红;前者风风火火地推行样板戏时,后者获得金马奖影后;文革如火如荼之际,艺术家江青放弃在台湾的一切,前往美国从事现代舞创作。

江青特殊的名字和经历让她的一生紧紧跟政治联系在一起——与“那个江青”主动介入政治不同——这种联系一直是被动的。今年4月,她于22年前创作的回忆录《往时往事往思》终于在中国大陆出版,她传奇命运终于被简体字书写。

“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

每天早上必须喝咖啡,晚上则爱喝红酒,因为已经去了西方太久时间。在北京舞蹈学院旁的一个咖啡馆里,江青这样慢条斯理地介绍自己。她正发愁怎么把这次在国内找到的一堆样板戏资料弄回纽约的家——有一个外国朋友有兴趣做一个关于江青的剧本,“当然,我是指毛泽东的夫人,”她笑着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2008年,她曾跟音乐家刘索拉在德国一起合作过一个关于江青的舞台戏,名叫《红都女皇》,表现“江青年轻时候不顾一切往上爬”的故事。创作这样一个跟自己同名同姓、在几十年里一直被迫扯上莫名关系的人,她倒挺轻松“就是一个名字呗”。

然而生活远没有那么轻松。1960年代中期,已成为台湾著名影星的江青才知道,原来大陆还有另外一个江青。台湾媒体为了区分,经常加上定语:“此岸的江青,彼岸的江青”。还好,那个江青在政治版,而她在影剧版。文革结束后,身在美国的江青想回大陆探亲,可因为这个敏感的名字,她申请了十几个月都拿不到签证。

1978年,香港亚洲艺术节邀请江青在美国创办的舞蹈团到香港演出,但香港方面对舞蹈团的名字审了又审,无法通过。“四人帮刚倒,这名字尤其敏感,不能用,”香港方面对江青说,最后舞团改名为“纽约江上数峰青舞蹈团”才得以演出。

那一年,四人帮被审判,而江青也终于可以回国——她为此匆匆跟男朋友结了婚,以随行家属“青·彭贝克”的名字成功拿到签证。回到老家上海,她发现家里亲戚在文革时成为重点批斗对象,外婆精神失常半瘫在床;二姨常年被监督劳动拉人力大板车;更有三位亲人不忍屈辱自杀——一项重要的罪名便是,亲属江青叛国投敌,还竟然故意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同志、爱人江青同名。

1979年,北京舞蹈学院院长陈锦清对江青说:“你不知道文革时因为你的名字我吃了多少苦——我竟然培养出了一个又敢叫江青、又敢叛逃到台湾的学生。”1980年,在陈锦清的安排下,江青改名为“江菁”在中国做了第一场演出。后来,《舞蹈》杂志为江青做封面报道,没想到陈锦清突然出现,坚持江青的名字和历史背景风险太大,请他们无论如何把报道拿下来。

那段时间,国内有人会对江青说:“你的名字我叫不出口,你就不能稍微改一改吗?”“一想到她心里就别扭。”直到1987年,才有人觉得“江青”一名“大家过目不忘,有利于宣传”,江青的舞团才第一次用本名在全国八个城市巡演。她回忆,这是她这辈子因为这名字“第一次占了一点点便宜,扬眉吐气”。

1991年,江青的《往时往事往思》一书快要写完,传来另一个江青自杀身亡的消息。可江青没有想到,一直到十几二十年后,自己的名字在大陆还会继续保持敏感。

2008年北京奥运年,由她担任编舞、导演、舞美,谭盾担任作曲的歌剧《茶》在国家大剧院上演,但最后她却发现海报上自己的名字用的是英文“CHIANG CHING”。她十分生气,歌剧上演结束时甚至不肯上台谢幕。

直到如今,名字的故事也还没有结束。今年清明前,为了《往时往事往思》一书的出版,她正准备前往北京,忽然接到出版社的电话:“您先别买机票,可能有问题。”江青觉得,自己的名字就是一个测量中国政治气候的测温器。

“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1990年代以后,江青开始探索更广阔的艺术领域。1992年,她“突发奇想”想做导演,便把自传中“上海童年旧事”一章写成了电影剧本《童年》,并一举获得1993年台湾优秀电影剧本奖。

江青童年的故事始于1954年。那一年,在8岁的江青面前,外公因为“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戴上手铐带走。之后,舅舅被南开大学物理系开除,所有亲戚的子女都因为家庭成分问题不能报考大学;妈妈也被隔离审查。江青在《童年》剧情大纲里这样描述当时的政治环境:“贼的儿子必须是贼”。

江青一生几乎都在与政治进行心理角力。外公被捕后两年,小江青一边在学校里唱“镇压反革命”歌曲,一边抬不起头来。10岁时,她考上北京舞蹈学校,家里人不愿她那么小就离开家,但她为了“甩掉污点”,态度坚决地“逃离”了上海。在《往时往事往思》中,她写道:“在一个新环境中,我将又是干净清白的。”

《童年》获剧本奖后,曾支持《大红灯笼高高挂》《活着》等影片拍摄的台湾人邱复生本有心投资这部电影,可由于剧本没有“光明的结尾”,江青又拒绝修改亲身经历,拍摄一事不了了之。

童年的遭遇对江青产生了很大影响。即使10岁后到了北京,她还是小心翼翼,对家庭话题讳莫如深。不但谨言,她还懂得慎行。回上海时去监狱里探视外公,她特意没戴红领巾——一个少先队队员去探“反革命”的监,她感到言行上“太不相衬”,又生怕鲜红色太扎眼。她渴望见到外公,在亲人和“政治正确”之间深深纠结。

尽管有如此遭遇,但那个火热的时代仍然灌输给小江青自己就是“不折不扣的新中国小主人翁”。她曾得到机会去机场随周总理向国外领导人献花,也热爱在学校里跳舞。大炼钢铁时大家都不睡觉,疯狂的集体主义生活自有一股氛围,让她意气风发,十分沉迷。

江青上学期间曾两度前往香港探亲——父亲1949年前就一直留在香港,母亲也于1957年带着弟弟投奔父亲——但江青数次跟父亲发生口角,父亲认为她在大陆被“洗脑”,她倒认为香港“太物质”,父亲“不爱国”。她想,毕业后,“祖国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

[责任编辑:PN025] 标签:江青 亲人 北京舞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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