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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清时:老百姓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教育的失望

2012年03月11日 08:07
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方可成 钱昊平 刘俊 谢鹏 褚朝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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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协的本质是政治协商,这是政协的本分。如果不围绕着改革这个词来提建议,那就是本末倒置。”

2012年3月4日下午,北京国际饭店。全国政协无党派和社科联组会议接近尾声,事先安排好的十余位委员都已经发言完毕。在到场参与讨论的李克强副总理做总结之前,给出了一个即席发言的机会。

社科界政协委员、中国行政法学会副会长杨海坤站起来举手示意。

征得允许后,他开始了5分钟的发言,从邓小平20年前的南巡讲话,讲到胡锦涛提出的“依宪治国”和习近平所说的“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他希望借助这些重要的领导人讲话,来证明一件事情: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党的领导下,站在政治的高度来解决,通过改革换来长治久安。

“当了三届15年的全国政协委员,可能要离开这个宝贵的舞台了,我觉得应该做一点事情,讨论一些重要的话题。”杨海坤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认为,除“民生”之外,“民主”问题也应该是委员们关心的重点。

杨海坤的这种观点,代表了相当一批参与“两会”的知识分子的心声。

“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

想抓住本届两会最后一次全会的机会发言的知识分子,不止杨海坤一个人。

在3月4日上午举行的政协第一场小组讨论中,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研究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瑞珠就旗帜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一定要把握时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否则社会矛盾会越积累越大,甚至经济改革的成果都会因此丧失。

第二天下午,中国工程院副院长谢克昌参加人大山西代表团审议时说:“改革如果不能深入,对国家将是个灾难。”

这几天,南方周末记者在大大小小的会上,不断听到代表委员们对“改革”的讨论。在谈论改革的人当中,知识分子无疑是最敢言,也最善言的一个群体。他们在强调改革重要性的同时,也时常采用易于为人接受的方式进行表达。

法学家杨海坤给自己的发言总结了三个特征:第一,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第二,都是他的心里话;第三,没有高深的法学理论和政治理论,都是大白话和朴素的真理。

这些大白话和朴素真理,许多也曾出自领导人之口。“我重温了邓小平的几句话,包括他对‘权力过分集中’的批评。”

他坦陈,自己并没有完整的改革想法、改革纲领,没有什么理论贡献,只不过说了一些大家都能接受的大白话。他还特别提出要“恢复正确的东西”,因为“创新不光是无中生有、有中生有,也应该包括恢复原来正确的东西”。

在现场,李克强副总理虽未直接点评杨的发言,但他表示:经济问题离不开社会、政治、法治、文化各方面的配合。他还强调:要对委员们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予以肯定和保护。

发现自己被问倒了

在贡献改革力量的人群中,知识分子们心中普遍拥有比其他群体更浓重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有的与他们的研究领域有关,有的则是与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关。

身为城市规划和建筑学家的王瑞珠属于后者。新中国成立时,他才9岁,是红旗下长大的一代人。1981年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那一年,他作为国家第二批公派留学生之一赴法留学。在法国,一些友好的外国人好奇地问起中国的情况,但面对一些现在看来很简单的常识性问题,王瑞珠却发现自己被问倒了。

“直到那时我才发现,像权利和义务之类的问题,我们都答不上来。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深思。”王瑞珠说。

作为最早开眼看世界,且与外面的世界联系紧密的一批人,知识分子很容易在中外对比之中意识到中国不改革将面临的危机。

北京国际数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田刚就常常在国际会议中亲身感受到差距的存在。

有一次,会议结束后,他和一位美国基金会项目负责人同乘一辆出租车去机场。这位美国人告诉田刚:如果出租车费超过25块钱,那么必须由美国人自己付钱,否则他必须申报——也就是说,如果田刚帮美国人付了25块钱车费,而美国人又没有申报,那就有受贿的嫌疑,会给美国人带来更多的麻烦。

“另外,他出去不能接受礼品,不能参加请客吃饭。这些都是很严厉的规定。”田刚说。

南方科技大学校长朱清时则通过观察中国学生的留学变迁看出了危机:“二三十年前在国外留学的都是研究生,后来本科生开始留学,现在中国学生很多到国外读中学了,这说明什么?说明老百姓用脚投票,体现了对中国教育的失望。”

“这给国家带来的损失,一是国家人才外流,二是收入减少,他们在义务教育阶段都是国家拿钱的,但到了需要付费接受教育的时候却将钱花在国外。”朱清时说。

政协的本分与知识分子的本分

在两会中,比起作为最高权力机关的人代会,起协商民主作用的政协,是知识分子更集中的地方。尤其是政协的“社科”、“教育”等界别,更是知识分子扎堆,他们的讨论往往更加尖锐。

“政协给了我一个说话的平台,实际上起到了扬声器的作用。”上海财经大学教授蒋洪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2008年,蒋洪当上全国政协委员的第一年,他提交了一份题为“阳光财政,我盼得头发已白了”的发言稿。之后几年,他将大量精力投入到“三公经费”公开的研究和推动工作当中。2011年,政府终于在这项工作上破冰。

这是蒋洪为推动改革而亲力亲为的一项重要工作。同时,他还非常关注政协工作的效果和问题。

“政协的本质是政治协商,这是政协的本分。如果不围绕着改革这个词来提建议,那就是本末倒置。”蒋洪说。

政治协商是政协的本分,而很多人认为,知识分子们的本分则是承担社会责任。

王瑞珠说:“知识分子并不很在乎个人名利,而是对国家、民族的前途考虑比较多,觉得有责任。”他说,自己接触的很多知识分子都抱有这样的心态。

杨海坤则提出,在中国的问题上,既要有胆略、有勇气,也要根据国情,有时要迂回一点、耐心一点。他并不认为自己在李克强面前的讲话需要多大勇气。“没有什么可以胆怯的,也没有什么贡献,无非是点题。”

除了“点题”之外,也有许多知识分子在孜孜不倦地研究具体的改革方案。王名就提出了自己研究的改革设想:通过社会管理创新,探索出改革的新路。

他说,“我的想法是社会管理创新或者社会改革,有可能把政治改革中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社会的方式提前提出来,以比较温和的方式化解,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一种可能性。”

“我要为社科界的同志们说几句话”

当然,将知识分子们对改革的呼吁理解为完全利他的行为,也未免偏颇——最起码,知识分子们自身也可以从改革中获得更好的科研环境。

“过去,年轻科技人才外流的情况很严重,但这几年有所改观。”田刚说。改观的原因主要在于:中国的经济条件好了,国家有了青年千人计划等人才引进项目。

不过,他同时强调:其实钱对搞科技的人来说并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现在,在中国能拿到的工资也比较高了,科研的硬件条件也好了。“很多人担心的是大环境,不完全是钱的问题——回来了以后,是否能继续做好学问?如果认认真真做学问,能不能得到比较公正的承认?这些都很重要。”田刚说。

而这些科研环境,至少现在还不能令人满意,还需要改革。

以评估系统和奖励机制为例,田刚认为,如果那些奖金、荣誉真正奖励了学术水平高的科学家,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将继续发展;但如果奖励受到行政干预,奖给了学问一般的人,并被他当作去当官的跳板,那么毫无疑问,年轻人的积极性将会受到打击。

“另外,如果得大奖的那个人掌握了资源,但学术视野和心胸又不开阔的话,说不定还会反过来压制其他人,产生副作用。”田刚说。

“大环境”能否改革,不仅影响理工科学者的选择,也会对人文社科学者产生影响。

3月4日下午的联组讨论结束后,李克强副总理跟委员们握手告别。王瑞珠利用这个机会说:“我是学理工出身的,但今天我要为社会科学界的同志们说几句话。”

他提出:希望中央领导同志能为社会科学研究创造更为宽松的环境,在学术的研讨上,不要设禁区。“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只要你是站在真理这一边,没有什么好害怕的。应该允许人们发表各种意见。”王瑞珠说。

王瑞珠、杨海坤,以及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在国家领导人面前直接建言的机会并不多。他们中的不少人,正在利用3月中上旬的这十多天时间,在参政议政的舞台上履行代表委员任期末的职责。

“个人的力量总是渺小的。你要让社会上注意这些事情,必须要用尽力量来说。”蒋洪说,“我并没有疲惫感,但是有一种责任感。”

(实习生李熠祺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PN014] 标签:改革 协商民主 知识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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