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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记录难以接受的真实

2012年06月18日 10:23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卫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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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为军,纪录片导演,现供职于武汉电视台。1969年出生,1994年开始从事纪录片创作,2004年反映河南艾滋病家庭的纪 录片《好死不如赖活着》获多项国际大奖。2007年,讲述小学生班级选举的《请为我投票》入围2008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此外还有《世界上最大的中国餐 馆》、《日出日落》等作品。(图/本刊记者 卫毅)

不久前,陈为军和妻子去看了3D版《泰坦尼克号》。15年前,他也是和妻子一起看的。当年他没看进去,觉得好长。老婆倒是哭得一塌糊涂。这一次,他认认真真地从头看到尾,觉得真好。“美国电影最可怕的是细节,它的细节让你无法自拔。我们的文化体制如果不改革不自由的话,永远也达不到这样的水平。”妻子在旁边补充了一句:“要知道,这可是人家15年前的水平。”

15年前,《泰坦尼克号》横扫奥斯卡的时候,陈为军是武汉电视台一名默默无闻的编导。奥斯卡看上去跟他毫无关系。2008年,他执导的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入选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前10名短名单,他没想到,自己可以离奥斯卡这么近。

奥斯卡的入围门槛之一是,影片必须在影院公映。对于纪录片来说,很难,尤其是一个中国导演的纪录片。公映后,会有一个70部的入围长名单,然后是10部的短名单,最后是前5部获得提名。那年前10名的片子,有7部是关于伊拉克战争的,陈为军的片子能够入选,殊为不易。

他只顾拍自己的片子,参评这样的事情他不管。很多时候,突然就有一个通知告诉他,到哪里哪里去等候领奖。他觉得这是很折磨人的事情。比如艾美奖,他获得了提名,千里迢迢到了现场,最后没得奖,“真是让人难受。”

这些年,他大大小小的奖得了不少,但他的片子在国内没有发行。不过,国内卖盗版碟的店里,大都能找到《请为我投票》。陈为军用来送亲朋好友的碟也都是从盗版商那里买的。“他们直接盗的美版,盗得不错。”陈为军笑道。

民主是什么?

在纪录片《请为我投票》开头,陈为军向两名小学生提了两个问题:什么是民主?什么是投票?两个小孩一脸的茫然和不解。

拍片源于英国和丹麦两位电视人发起的一个项目。全世界范围内,10位导演被挑选出来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陈为军最初拒绝了这个邀请,觉得在中国拍“民主”的故事实在太难。直到遇到同事的小孩成成。陈为军问成成,长大后做什么?成成说,要当×××。问他为什么?成成说,我不会开车,我要是他,就让大家和我一起步行。

这让陈为军思考:中国孩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过了两天,他拿了摄像机到成成家,又问了一个问题:老师、商人、干部,你想当哪个?成成想都没想,说,想当干部。理由是,老师每天批作业很辛苦,商人会亏本。

“孩子像镜子一样,直接反射给你。”陈为军认为,全世界60亿人中真正对政治感兴趣的几亿都没有,这几亿人中关心中国民主的更少。但60亿人中,可能59亿都喜欢孩子。他用了一个比喻来说明自己拍这部纪录片的构想:一个包子,很多人不愿吃皮,用馅来诱惑的话,就会连皮都吃下去。

《请为我投票》讲的是成成所在班级选班长,家长在后边出谋划策的故事。《华盛顿邮报》对此片的评价是:“这是一部关于一群7岁大的孩子令人如坐针毡的政治戏剧。”

片子在网上引发争论。很多人骂片子里的家长和小孩是魔鬼。陈为军不赞同这种看法。“骂人的这些人肯定是没当父母的,中国家长都是被体制绑架的。作为中国人看这个片子,与其把它当民主自由看,还不如着重看独生子女政策对民族未来的影响。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在国外,儿童时期是释放想象力的时候。中国孩子一出生就没有自己的空间,他们被教育得像个成年人,不相信童话,这对民族的伤害很深。”

对于民主,陈为军有自己的观点。在他看来,如果有10个人,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一个问题肯定有10种观点,可能会出现大吵大闹的场景。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就会坐下来讨论规则,怎么解决分歧,但讨论的前提是10个人得有独立思考的能力。“中国的教育是万众一心。孩子一起做广播操,鞋子摆成一条线,读书齐声念。大家只是希望有人领读,自己跟着就行。”

这部片子,陈为军拍了4周,光素材就有一百多个小时,剪辑用了一年多时间。在10部纪录片中,这被认为是最好的一部。

艾滋病村的“潜伏者”

陈为军能被选中拍摄关于民主的故事,与世界银行的推荐有很大关系。而他引起世行的关注,是因为艾滋病专家何大一在世行举办的一次会议上,播放了他的《好死不如赖活着》的片段。

何大一当初想到河南考察艾滋病,没有获得批准。武汉大学的桂希恩教授向他推荐陈为军的纪录片,这部片子让他感到震惊。

2001年,几位艾滋病患者来到武汉,桂希恩把他们带到了家里,陈为军当时也在场。这是河南上蔡县文楼村马深义一家。马家5人中,除了大女儿,有4人感染了艾滋病。这让陈为军深受触动——他决定把这一家人的遭遇拍成纪录片。

“艾滋病防治大家都知道,但打消心理障碍很难。和艾滋病人握手无法感染,但当真握手时,你可能会想,我不是在和一个人握手,而是在和很多病毒握手。”陈为军还记得,当马深义把自己的电话写在一张纸条上递给他时,他是“用两根手指头捏着放进口袋的”。

2001年夏天,陈为军进入文楼村,陆陆续续拍到第二年春天。彼时,当地政府对此事管得很紧。陈为军和许多媒体同行刚进村就被“软禁”了。他把拍了的带子偷偷塞给《武汉晚报》的一位女记者,用肥皂盒作伪装,才把素材带了出去。

拍摄过程中,陈为军和马深义也发生过争执。“拍了几个月之后,马深义突然对我说,不要拍了。万一周围村子知道,我可能得不到政府的补贴,这么多孩子我养不起。”陈为军生气了,和他吵。“我和他说,我把这些记录下来,可能帮的不是你一个人,是一个村子。”

马深义的妻子雷妹死的那天,陈为军赶到了村子。他把摄像机放到化肥袋里,马深义用摩托车载着他。村干部发现了,把摄像机抢过去。马深义疯了一样扑过去把摄像机抢回来。“我第一次看到他保护我。”陈为军说。

《好死不如赖活着》里,雷妹去世前的一个镜头,引起关于拍摄伦理的争论。雷妹当时已经意识恍惚,苍蝇停在她的脸上,她也不知道去驱赶,任凭它们叮咬。陈为军拍下了这个场景。有人将此与当年拍摄《等着吃小女孩的秃鹫》的摄影师凯文·卡特作了类比。在卡特拍摄的画面里,一个苏丹女童在通往救济站的路上,因饥饿而跪倒,秃鹰正在女孩后方不远处,目露凶光,等候进食。这张照片为卡特赢得了1994年普利策新闻奖,同时引来诸多批判与质疑:当时为什么不去帮帮那个可怜的小孩?

陈为军的答案是:我会拍下去。“我明白,在正常环境下不该拍了。但我知道,农村女人一辈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结婚生子。她结了婚,生了3个孩子,孩子还小,她就已经受尽磨难,即将死去。这是悲惨的经历,把她的人生记录下来,对她是一种公道。”

马深义一家的故事拍完后,陈为军去医院做了检查。抽血化验的时候,护士问他查什么,他说,查HIV。本该护士送血样,但护士马上说,你自己拿到楼上去吧——“艾滋病人在社会上什么地位,你立刻就明白了。”

陈为军从不讳言内心挥之不去的恐惧。化验完两天之后,他开着车去拿结果,心中非常忐忑,甚至有点神经质。“我对自己说,如果对面开过来的那辆车是单号,就说明我‘中标’了,如果是双号,说明没‘中标’。”结果,对面开来的车是单号。陈为军马上想,这次不算数,再来一次……

拿到了HIV化验结果,是阴性。他脑子里当时冒出的想法是:得去喝点酒才行。

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

《好死不如赖活着》为陈为军赢得了国际声誉。2007年,BBC的高层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在海鲜市场吃得很过瘾,想着2008年奥运会到来时,会有很多电视观众想了解中国人的生活。两个多月后,便派出一位英国老导演来拍中国的餐饮。老导演没找到感觉,拍不下去。于是,BBC找到了陈为军。

“如果让我拍中国传统美食,我不做。我想把餐馆作为一个舞台,反映中国人的基本价值取向。”陈为军将拍摄地点聚焦在长沙能容纳四千多人同时就餐的西湖楼。这座巨型酒楼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大的中餐馆,员工超过一千人,其中厨师就有三百多人。

他将拍摄计划分成几个部分。其中有老板怎么创建餐馆,这是说明中国人对事业的看法。还有餐馆里的3场宴席:婚宴、寿宴、满月宴,他认为这涵盖了中国人的一生。“中国人活这一辈子,就是为了找个好工作,娶个好老婆,有个好孩子,好好孝敬老人。”

这与他后来接受NHK的邀请去东京拍摄的思路是一样的,他拍的是人生中的“普适情感”——NHK有一个计划,在全世界范围内找导演来东京拍故事,陈为军参与了这个计划。

东京有两个区,涩谷和巢鸭。涩谷是世界青少年时尚文化的发源地,有着大量奇形怪状的青少年。他对青春期的少年很关注,其中一个原因是,自己的小孩正处在这个时期。巢鸭有个高岩寺,是供奉地藏菩萨的庙宇。每月的初四、十四、二十四,东京七八十岁的老人会聚集到这里。在陈为军看来,全世界中年人的特点都是一样的:朝九晚五。然而,青少年和老年人有自己的特点。陈为军写了一个拍摄方案:在涩谷拍年轻人,在巢鸭拍老年人。

“一个刚出生的孩子,没有任何社会约束。随着年龄增长,开始接受很多规则的训练,最后成为一个社会人。成长对于很多人来说,会产生恐惧感。”

面对成长的恐惧,陈为军认为,中西有别。“西方会容忍孩子自由发展,孩子有试错的过程。比如,西方人在结婚前,性方面很自由,正是在这个阶段尝试了,真正谈恋爱时,对性的考虑很少,这样结合的家庭更稳定。中国相反,青少年在性方面是被压制的,结婚后,乱七八糟的事情就来了,这样的婚姻容易出问题。”

在许多观念上脱亚入欧的日本,是陈为军思考的对象。在这部叫《日出日落》的纪录片开头,有一段他的口述:“在日落的时分,我来到东京上空,我将降落在下面这片灯海。我不知道我的镜头会对着谁,也不知道谁会闯进我的镜头,但我作为中国人,肯定会看到日本的不同。”

在涩谷,他拍了一对轰轰烈烈投入爱河的年轻人,十几天后,这段恋情结束。在巢鸭,他拍了一对老年夫妻。老头患了老年痴呆,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老婆很好;一件是:自己是木匠。

拍完素材离开东京那天是2009年元旦。涩谷的那对年轻人正好在当天早晨分手,女孩怎么样都联系不上男孩。

《日出日落》于今年2月底在NHK播出。在所有已拍的纪录片中,陈为军对此片最满意。“这部片子对我的余生都有启发。”

有人问他,你通过什么信息才能发现这么好的题目?他的回答是:“中国道家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拍跨文化背景的作品,其实是一样的,都是生老病死。有人认为做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奇特的事,不是这样的。还不如谈人性化的故事,把道理说好。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之内。”

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

拍身边的事儿,这是陈为军一直在做的事情。

1992年,四川大学新闻系毕业后,陈为军来到武汉电视台工作。让他对纪录片产生兴趣的是两部片子:《望长城》和《龙脊》——这样的片子能听到摄像机的呼吸声。主持人不那么字正腔圆,很随意,这启发了当时一代人,纪录片不必做得“很庙堂”。

在电视台工作之余,他向朋友借了摄像机,开始拍纪录片。最早一部“拍来玩”的纪录片对准了两位拍摄对象:武汉大学哲学系教授邓晓芒和武汉肉联厂工程师肖平。“邓晓芒是思想深邃的人,德国古典哲学造诣很深。肖平下岗卖粉丝煲,生意非常好,因为是肉联厂出来的,知道哪里的肉最好。相同的是,他们每天也要面对老婆孩子油盐酱醋。”

他用了邓晓芒的一句话作为该片的名字:我的哲学就是我的生活。这部纪录片初步奠定了陈为军式的拍摄风格:在不同空间内,把完全不相关的人物放在同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生什么。

陈为军完全没学过怎么拍纪录片。从学校出来后,所有的拍摄手法都来自社会和个人经验。“我一直跟想拍纪录片的年轻人说,如果想拍好,就得认认真真地谈朋友、结婚、生孩子。生活不完整,你的感受就不完整。不当家不知道柴米油盐贵,不娶老婆就不知道女人多么难伺候,不生孩子就不知道当家长多么艰难。就像一棵树,长到哪里,树荫才能覆盖到哪里。”说这话的时候,他不断地笑着看身旁的老婆。

在中国拍纪录片的人里面,像陈为军这样在国际上产生影响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他一定非常喜欢这一行,但他不那么认为。“做纪录片,是一件非常令人讨厌的事情。如果问我是否很喜欢做纪录片,说实在话,我随时会不拍。”

这个答案出人意料,他甚至明确地说,做完手上的活,他不打算再拍纪录片了。他的理由是:“拍纪录片需要深入一个人的生活,只要足够真诚,肯定会触摸到最真实的东西。比如,我拍你,拍一个月、两个月,肯定会拍到你不想让我拍到的东西,即使你可能会防范。刚开始,你也许会意识到摄像机的存在,但一个月之后,你就会忽略掉。你以为只是和我一个人讲话,其实,很多人在看。在剪辑时,我知道后面有千万双眼睛,他们随时会评价某个细节,这个细节是否放进去?放进去,会让被拍摄者和我都受到伤害。但如果一个导演把片子做成‘双赢’,一团和气,这个片子就更有问题。”

这是陈为军拍纪录片的痛苦,大抵也是生活的痛苦。当我们面对一个足够真实的世界,有时候,我们自己都无法接受。这也是纪录片的魅力与精髓所在。

(实习记者张迪对本文亦有贡献)

陈为军答《南方人物周刊》问

人物周刊:你对自己的现状满意吗?

陈为军:我的满意来自家人和师友,出了这个圈子,太多不满意。

人物周刊:你今天取得的成就,有什么心得可以与他人分享?

陈为军:拥有一颗良心,在你选择拍摄主题时就不会为功利和阻力困扰;拥有一颗善心,在你面对拍摄对象时就可以用真诚换真心,成就真实故事。做纪录片这一行,是对心的考验。

人物周刊:对你父母和他们成长的年代,你怎么看?你理解他们吗?

陈为军:父亲是淮海战役中致残,从他的讲述中,我体会到什么叫命如草芥,什么叫大时代小人物!他们顺从的很多就是我们抗争的,同一片天,我理解,但不都认同。

人物周刊:你对这个时代有什么话不吐不快?

陈为军:我不希望有轮回。

人物周刊:你对你所从事领域的前景怎么看?

陈为军:真实的力量是开天辟地、澄清混沌的力量,纪录片生命就是真实。只要人类还求真、向善,就会有人做纪录片,就会有人看纪录片。中国的纪录片是和国际社会零差距的艺术门类。

人物周刊:你觉得你的同龄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陈为军:对孩子的教育有问题,包括我自己,我承认自己被这个教育体系绑架了。

人物周刊:你认为什么样的人称得上有领袖气质?在当下的人中,你最钦佩的是谁?你的同龄人中够得上青年领袖的还有谁?

陈为军:为国不忘家,这就是领袖气质!我钦佩小字辈的韩寒。我希望是一个群体,而不是万众一心。

人物周刊:权利、责任和个人自由,你最看重哪一个?

陈为军:真正的自由是肩负着巨大的权利和责任的,所以我选择真正的个人自由。

人物周刊:对你影响最大的一本书,或者一部电影?

陈为军:每个阶段都有不同的书,到目前为止,是邓晓芒的《灵之舞》。

人物周刊:你幸福吗?有没有什么不安? 现在最大的担忧是什么?

陈为军:总体感觉还行,最大的担忧是孩子们,不论他们吃的还是用的,不论他们学的还是我们教的。

有人认为,拍摄纪录片,要找奇特的人和奇特的事。他不这么认为。他觉得,谈人性化故事,把道理说好才最为重要。选题在你一公里范围内——这是他常说的话。

于是,他在河南的一座村庄拍出了艾滋病在中国的现状。在武汉一个小学班级拍出了“民主”的故事。在长沙的一家酒楼拍出了中国人的人生观。在日本东京的两个区拍出了全世界的人都能体认的“普世情感”。

他的作品获得过美国广播电视文化成就奖和英国国家最佳纪录片奖,入选过艾美奖和奥斯卡奖。当他享有国际声誉时,在国内却鲜为人知。他设备简单,收入不高。他殚精竭虑记录“真实”,同时也被“真实”困扰——当这个世界足够真实的时候,我们是否愿意接受?

 
[责任编辑:PN008] 标签:真实故事 小学班级 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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