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教授韦森：很多高干子弟要求民主法治

2011年12月14日 16:38
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作者：徐琳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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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Enlightenment一词的词源含义来看，大致含有‘点亮自己’和‘唤醒他人（民众）’的意思。所以在21世纪，中国启蒙知识分子的第一要务应该是先点亮自己，理清自己，然后才能照亮他人。”

办公室里靠墙的，整排整排都是历史书。

每天7点，韦森准时踏进办公室，在书海的包围中，一直忙碌到晚上10点。从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的行政职位退下来后，他还是觉得时间不够用，“连逛书店的时间都没有。”

他正在为一部中西方制度变迁比较的书做准备，想把近两三百年东方衰落、西方崛起的缘由梳理、分析清楚。他将之定位为“中学生都能看得懂”，“我要用史实告诉大家：什么是未来中国必走的道路——那就是民主、法治和宪政民主。”

过去4年中，韦森在各大主流财经媒体上撰写经济学随笔、专栏文章，他从税权和财权出发，反复宣讲“预算民主” 的理念，对政府征税、预算公开、通货膨胀、地方债务、货币政策、宏观政策抽丝剥茧，追根溯源，最终落到对政府权力的制衡和约束上。

他以一种温和、理性、如诗一般的语言，从关涉每个中国人财富和切身利益出发，希望由此突破中国社会制度转型最敏感的话题。

新启蒙

“像是被一股无形力量推动着，隐隐约约在夜里看到了一条小路，我沿着这条路一直往前走。” 对于自己听到的呼召，韦森有着越来越强烈的感受。

1968年，20岁的杨小凯写下了导致他入狱10年的大字报——《中国往何处去》。这位命运坎坷的思想者从未停止对中国的关切。晚年病重之际，他留下了对宪政和中国道路极为深刻、富有预见性的思考。

韦森常常觉得自己在继续着友人来不及完成的使命。这也是他在制度经济学和经济思想史研究上成果丰硕的10年。看似晦涩的象牙塔式的研究，最后总会落到对中国社会现实问题的思考上。

2007年“5 30”深夜，财政部以调控之名，突然宣布将证券印花税税率从1‰调整为3‰；6月11日，国税局宣布实行新的车船税缴纳制度；不久，一些企业的出口退税制度被宣布取消；7月份大幅提高资源税税率……另一方面，近年来政府财税收入每年增长率超GDP双倍甚至3倍。

频繁的调税和新增税种以及凶猛的财政收入增长，让韦森震惊，也让他寻找到了一条突破改革困境的可能路径。他说：“直到‘5 30’后，我才突然意识到，民主政治的核心，其实是税收问题，是民主预算问题，或简单说来是限制政府的征税权以及政府财政支出要受到民选代表的实质性审议和制约问题。”

他在媒体上撰文，反复阐述“预算民主”的意义，并以英、美、法等西方国家的现代转型为案例，指出“宪政”开始并不一定是“民主的”，许多西方国家到“普选”也经历了一个漫长过程。但是，英、美的宪政史都是围绕着限制国王或政府的征税权而展开的。

另一方面，“荷兰的建国，法国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从政府征税问题引起的”。在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也大都是亡自末期的横征暴敛和工商业凋敝。

在现有政治框架下，他设想了一个“分步走” 的体制改革方案：从推动“三公”消费公开，到要求整个预算全部公开；要做到预算透明，就要回到修改预算法——政府征税必须经人大代表批准；这就需要“做实”人大代表制；一旦人大“做实”之后，就可以监督、限制政府花钱。

韦森几乎利用一切公开的途径——写文章、做讲座、讲学的机会，宣讲“预算民主”的理念，唤醒国人的纳税人权利意识，并乐观地相信：“等二三十年后，年轻一代都成长起来，个人的权利意识成为社会共识后，制度的转型就可成为可能，且可能是自然而然的事了。”

“中国社会再经不起大波折了。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从来没有这么好的时机进行社会转型。我们在晚清时已经失去了一次机会，这一次，我们再也不能失去了。”

韦森宣讲常识的方式，似乎也摆脱了中国自由派学者的普遍困境——一方面是来自大众的敌意和猜忌，另一方面是政府方面的疏远和冷漠。

在这个自由派经济学家普遍挨骂的年代，韦森是一个例外。他从来不删自己博客上的回帖与留言。在民粹主义情绪肆意泛滥的网络世界里，他那些有理有据、润物无声的长文，得到了多数读者的认可。

学界友人陈志武称赞说：“许多人会认为法治、民主、宪政都是一些知识人的抽象诉求,好像跟老百姓的生活没关系。但是韦森教授的著作能走出眼前的雾障，让我们认识到长久持续的增长才是关键,而宪政、民主、法治是保证持续增长的基础，是长久的饭碗问题。”

他的温和、有意淡化意识形态的改革建议，也得到了来自体制的容忍和有限度的回应。

11月16日，他在《金融时报》中文网站发表长文，批评中央银行的存款准备金制度，高利贷现象乃是这一扭曲货币政策的必然产物，并最终“点”到了央行货币政策的宪政合法性问题。

当月最后一晚，央行忽然宣布从次月5日起下调存款类金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这是近3年来的首次下调。这表明，货币政策正在微调之中。

重庆市组织市委、市政府两个大院的处级以上干部多次到复旦大学培训，每次都指名请韦森给他们上课。韦森总是给他们讲关于民主与法治的课，学员中也有市委和市政府办公厅主任级别的官员。上完课后，韦森还托学员分别送给薄熙来书记和黄奇帆市长各一本余定宇的书：《寻找法律的印迹》。在中国思想界，韦森罕有地“没有敌人”。在左中右3个阵营里，他都有朋友。

他把哈耶克奉为楷模。这位思想大家去世之前有两大遗憾：一是没有彻底清算凯恩斯的思想，二是没有清算弗里德曼为始作俑者的经济学实证主义。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位都是和他私交甚笃的老朋友。

韦森喜爱引用史库森对奥地利学派领袖米塞斯的一句评论：“如果你点燃了真理的烛光，追求真理的人们就能够发现。”

“马克思主义理论家”之转变

韦森也曾是一名彻底的马克思主义者，“信仰非常之强烈”。

大学毕业后的十多年里，他怀揣着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以黑格尔哲学为方法论，撰写一部有逻辑体系的、三卷集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著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建立一个如同《资本论》那样的理论体系。

生于1953年、长在山东农村的韦森自称是“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受益者”。作为人民公社书记的儿子，他没挨过饿。即使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下地干活的大人们都啃粗粮，他和姐姐每顿还能吃上一个白面馒头。

学校停课闹革命，邻村的小伙伴从学校图书馆偷出了大量的书。没学可上的韦森在“文革”中读完了整套的《鲁迅全集》。“当时受鲁迅的影响很大，用他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特别苦闷，整天想着自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