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华人低调生活不参与政治

原标题：印度华人低调生活不参与政治

位于老唐人街区的湖北同乡会和会宁会馆外观破旧。本报记者陈雪莲/摄

图为华人创办的诚昌酱油厂。本报记者陈雪莲/摄

《国际先驱导报》记者陈雪莲 发自加尔各答

华人华侨遍及世界各个角落，但身处印度的华人华侨似乎较少被关注。2012年底，《印度教徒报》记者安纳亚·杜塔走访了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他了解到印度华人华侨的人数已经大幅减少，并且自1962年中印边境冲突后，印度华人华侨的处境日渐艰难。

日前，《国际先驱导报》记者走访了加尔各答的华人社区，这座英国殖民时代的首都、现今印度第三大大都会，是在印度居住的华人华侨最多的城市。在加尔各答市中心维多利亚纪念厅里，有一些早期市井生活的画作，其中有一幅1836至1842年创作的制鞋华人的肖像水彩画颇吸人眼球。

这是早期印度华人生活状态的缩影。从19世纪中期起到上世纪初，有大批中国人为逃避战乱来到印度。后来的抗日战争时期和国共两党内战时期，又有大批中国人涌入印度。

时间似乎停滞在民国时代

现今的加尔各答有两条唐人街：一条是位于市中心、广东人占多数的老唐人街蒂瑞塔市场；另一条是郊区的塔坝唐人街。前者华人华侨群体较为分散，如今几乎完全融入印度社会；后者则较为集中，但更趋内向和保守。

在老唐人街，时间似乎停滞在民国时代。孙中山先生和印度“圣雄”甘地的画像被并置高悬，民国时代的许多教学内容、传统文化和宣传内容竟没有改变地保留下来。街区内分散着几所老旧会馆，会馆中都设有供奉关帝、观音等中国神像的寺庙，让人感受到几分中华文化的气息。

然而，年轻一代华人对此已经感到陌生，他们的生活方式已经非常印度化。走在老唐人街上，只能零星看到几张华人面孔，大多数都是印度人。广东省会宁会馆会长陈耀华告诉《国际先驱导报》，老唐人街的达姆森巷、黑焦巷和孙中山路两旁的商铺和房子，以前都是华人居住，如今大部分租给了印度人。

另一条唐人街位于加尔各答市东部郊区的塔坝，居住着约一千名华裔居民，是印度境内华人华侨最多的地区，以祖先来自广东梅县（今广东省梅州市）的客家人居多。

正如维多利亚纪念厅那幅古老的画作所描绘的，早期的华人华侨多从事印度教民众不愿从事的制革业和衍生的牛皮鞋业。1993年，印度政府以清除污染为由，强迫塔坝所有皮革厂迁移到25公里之外的郊外工业区，造成塔坝区内华人原有的180家皮革厂剩下不到50家，塔坝许多华人也因此被迫移民或转行——如开餐馆。

目前塔坝已经以中华客家饮食闻名加尔各答地区，当地高中低档中餐馆约有35家，来就餐者不仅有印度人，也有驻印的外国使节和外商，尤其是中国人。而当地华人华侨最爱去的是装潢简朴的“锦华餐馆”，其爆炒牛肚等地道的客家菜吸引了不少回头客。

加尔各答华人很少参与政治

当地华人最极盛时期，是1962年之前，加尔各答的华人人口曾一度达四五万人之多。1962年，中印发生边境冲突，印度政府出台一系列排华政策，并发布禁令，不允许在加尔各答的华人华侨离开该市一步。华人在行动、就业、购物等诸多方面受到限制，还有很多华人失去了家园。

“印度政府对我们有些敌视，那时有一个专门关押华人华侨的集中营——拉贾斯坦邦迪奥利集中营，约有三千名华人华侨被关押在里面。”华人皮革商李千（化名）说。

1962年中印边境战争仅持续一个月，但很多人却一直被关押到1967年才陆续被释放。据华侨刘佳（化名）介绍，当局抓人的借口是，这些人对印度的安全构成威胁。“后来印度政府发现没有一个被抓的华人参与反印活动，现在这批受害人想在联合国控告印度政府当年所为，并要求其道歉。”不过，50年后的今天，印度政府仍无悔意。

当时，数千华人华侨在印度政府的迫害之下，不得不选择离开印度，少部分富裕或有海外亲戚联系的华人华侨迁徙到了欧洲、大洋洲、北美洲等地，大部门华人华侨则陆续返回中国。此外，少部分受各方面条件限制的华人华侨不得不继续留在印度。目前，除了在新德里、孟买、海得拉巴、班加罗尔等地的一些零散分布，留下的华人华侨大部分居住在加尔各答。

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印关系也不断缓和与改善，加之中国经济的腾飞，印度华侨华人的地位也不断得到提高。印度政府调整了政策，废除了限制华侨华人的一些法律，印度华侨华人有了有利的发展条件和宽松的发展环境。

即使如此，加尔各答的华人也很少参与政治，他们虽然也参与投票但从不参与竞选，最直接的原因是华人数量较少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另外，中印的历史恩怨让华人处境尴尬。加尔各答市所在的西孟加拉邦的国大党政府，对华人华侨群体一直采取自生自灭的态度。塔坝地区的道路、排水沟渠、路灯乃至垃圾清理等基本设施服务，全部由华人自费兴建和清理。

保留中国文化的社区充满活力

随着华人数量的减少，以及对当地社会的融入，年轻一代华人对中华文化传统的意识日趋淡薄。在会宁会馆，当地华人在一百多年前请来家乡的神像建立神堂供奉，如今已经积着灰尘，很少有人前来祭拜。

与祖辈不同，新一代华人选择融入印度当地社会。本报记者在老唐人街一位华人家吃饭，妻子做的家庭菜是非常地道的印度咖喱鱼和蔬菜，妻子和她的两个华裔闺蜜俨然已非常印度化，用铁盘子盛饭，用手抓着吃。“父亲如果看到我们这样，一定会训斥的，要我们用筷子吃。”

汉语是传承中华文化的重要媒介，然而年轻一代华人会说汉语写汉字的人越来越少，为了能融入和适应印度社会，他们必须要懂得多门语言——孟加拉语、印地语、英语。

印度的第一所华人学校是1920年加尔各答梅县籍侨胞在嘉应会馆所设的印京华侨小学，次年改为梅光学校。鼎盛时期，华文学校多达几十所，而如今，位于老唐人街的建国小学已经被印度人租下来教印地语，而在塔坝唐人街的最后一所华文学校培梅中学已于两年前停学。据李千介绍，该校中文老师青黄不接，学中文的华人华侨学生也越来越少，大多数学生上教会办的英文学校。

在历时六七年深入加尔各答唐人街拍摄的印度摄影师比乔伊·乔杜里眼中，保留着中华文明的华人华侨社区充满着生命力。“有一位非常富有的华侨老妇人，每天坚持去塔坝市场摆摊卖中国家常美食，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当年刚来印度，家中贫穷，她靠卖中国美食独自拉扯大几个儿女，如今摆摊已不是为了赚钱养家，而是她生活的一种方式。”

华人生活水平普遍高于当地人

如今，华人华侨们的生活已基本达到小康水平，普遍比当地印度人生活水平高。第三代华人梁陈玉华女士告诉记者，其妹开着餐厅，雇用印度人工作，生活富足且轻松。“平常也跟印度人有生意往来，到印度政府部门去办事，能够说流利的孟加拉语，也受到印度人的尊敬。”60岁的加尔各答第三代华人李万诚说。

目前加尔各答新旧两条唐人街的华人华侨总数不到3000人。很多华人都移民到北美和欧洲等地，一批年轻人也正在准备通过留学移民，本报记者此次见到的华人几乎都有亲戚和子女在加拿大。拿着中国护照的制革厂老板陈炳林夫妇，每年都要去加拿大的女儿和儿子家住上4个月，经常是夏季在凉爽的多伦多，冬季在温暖的加尔各答，他笑称自己“像季节性迁徙的候鸟”。

近年来，随着中印关系的逐渐改善，特别是中国经济的腾飞和国际地位的提高，留在印度的华人华侨们，开始越来越多地跟中国大陆有往来，或是旅行，或是商贸。陈耀华先生说，他会去中国义乌进小商品来印度卖，也在跟朋友合伙开办紫檀等珍贵木材加工厂，成品主要销往中国。

华人华侨们近些年喜欢到中国旅游，每次来中国他们都能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巨大变化。陈炳林每年都会至少到中国一次，他告诉本报记者，儿女所在的加拿大多伦多和中国梅州是他首选的养老城市。

李万诚从1986年到2011年25年间10次前往中国，他感叹，每次回去都发现中国的变化非常大。“现在，印度很羡慕中国的巨大发展，这些都是得益于改革开放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