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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文革期间劝同学撕极左大字报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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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9月,一个穿着草鞋、挑着扁担的湖南少年到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报到,他就是贺国强。1961年,贺国强考上北京化工学院,成为湘乡龙冲村1949年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数学成绩更是获得满分100分。

原标题:贺国强文革期间劝同学撕极左大字报

引言: 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有一次,贺国强和几个同学抓了一夜麻雀,虽然最终的“战利品”是平均分配的,但回校登记时贺国强上报的数字却是最少——“因为有的人以少报多,而他却从不弄虚作假。”

贺国强反对“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机电楼贴出一幅对联——“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分先后”,横批“重在表现”。贺国强还劝同学去撕掉一些极左的大字报。

贫寒子弟光脚上学

1961年9月,一个穿着草鞋、挑着扁担的湖南少年到北京化工学院(今北京化工大学)报到,他就是贺国强。

不久,化工学院的同学们发现,即使是这双草鞋,贺国强也舍不得每天都穿,更多的时候,他都是光着脚行走在校园里。贺国强当年的草鞋和光脚,至今令很多师生记忆犹新。贺国强的小学和中学也基本都是光脚走过的。为了省鞋,他每年赤脚上学的时间至少有八个月,只有到天气冷得实在受不了的时候,才舍得穿上母亲为他缝制的布鞋。

贺国强出生在湖南湘乡一个偏僻的小山村——龙冲村。湘乡,是湘军故里,湘军创立者曾国藩治家所秉持的“耕读文化”在当地影响深远。贺家祖上虽世代务农,但也始终秉承着“诚信为本,耕读传家”的祖训。这对贺国强此后的为人和处世原则影响深远。

贺国强的父亲贺凡林读过四年私塾,能写日常应用文札,打得一手好算盘。贺凡林的“待亲至孝”在当地被传为佳话——夏天为母亲点艾叶驱蚊,冬天为母亲暖被。贺国强的母亲龚仁秀尽管是女流之辈,但凡男人们干的活她几乎都干过,还参加过修建湘黔铁路,一干就是四个月。1943年10月26日,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贺国强。

少年贺国强在读书之余就尽力帮助家里做事。还只有五六岁,就坚持每天早上放牛,下午回家打猪草;高小阶段,他跟随父亲学会了许多农活:插秧、种小麦、栽油菜,还帮父亲拉车送公粮、运石灰。砍柴是他的一项主要的任务,即使在县城读中学,每个暑假他都要砍上50多担茅柴,为家里储备过冬的燃料。

贺的小学和中学同学陈靖武向《凤凰周刊》记者讲述:1958年除“四害”运动中,有一次,他和几个同学抓了一夜麻雀,虽然最终的“战利品”是平均分配的,但回校登记时贺国强上报的数字却是最少——“因为有的人以少报多,而他却从不弄虚作假。”

1955年到1961年,贺国强在湘乡二中读完了完整的中学课程。湘乡二中的前身是湘军将领李续宾之孙媳曾广镛,1904年在长沙创办的淑慎女子学校。贺国强在2008年为母校百年校庆发来的贺信中说:“作为湘乡二中首届高中毕业生,不仅增长了知识,更重要的是磨练了意志、培养了作风,为我的人生之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东台山下的同窗苦读依然历历在目,涟水河畔的学习时光令我魂系梦绕……”

据陈靖武回忆,因为家境贫寒,贺国强读小学时没有书包,只能以父亲用藤条编织的提篮代替;六年中学,除了享受部分国家助学金外,绝大部分费用都靠母亲喂猪养鸡卖钱来解决,因为不能一次交齐生活费,每个学期都得几次回家取钱。而他家距离学校三十多公里,贺每次都是步行回家,有一年的寒假更是赤脚踏雪回家。

1961年,贺国强考上北京化工学院,成为湘乡龙冲村1949年以来第一个大学生,数学成绩更是获得满分100分。贺的中学老师周保扬告诉《凤凰周刊》记者:“贺国强当年的数学作业就像钢板印刷的一样工整。”周将贺的作业本保存了多年,因为“不仅可以作为同学模仿的范本,甚至也可以作为老师教学用的习题参考书。”但可惜的是,后来在办公室几次搬家的过程中弄丢了,让周保扬心疼了很久。

儿子考上大学,贺凡林夫妇虽欣喜,但同时也面临一个更大的难题,那时正值国家三年困难时期,去北京要坐几天火车,路费还没有。他们四处求人让公社开了一份证明,从省教育厅拿到5元钱补助,又变卖了一些东西并分头从几个亲戚朋友那里借了7元钱,总算凑够了路费。后来,他们在贺国强上学之后变卖了一床新棉絮、一顶麻帐,还有三尺布票,才把所借的钱及时还清。

到北京没几个月,贺国强又面临一个难题:怎么过冬?从家里带的被子很薄。这时,系里负责同学们日常生活的滕光泌老师为他送来学校特意为贫困学生准备的棉衣棉被。滕光泌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贺国强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激动,身体在微微发抖。

在那物质匮乏的年代,每个学生每月只有32斤粮,一天一斤,剩下的两斤是机动的。这对一个处在长身体阶段的小伙子而言,显然不够。夜里,贺国强饿得睡不着觉时,往往会有好心的同学塞给他一点自己平时节省下来的干粮。还有的同学给他送来了衣服和学习用品。这些都见证了艰苦岁月里同学间的真挚友谊,也让贺国强对人性当中的良善与温情更加笃信。当时,学校发放的助学金是每月15元,其中12.5元是伙食费,第二年助学金增长到每月18元,伙食费变为15.5元。正是靠着国家助学金,贺国强熬过了那段艰苦的岁月。

“文革”期间劝同学撕大字报

据贺大学时的辅导员徐文珠老师回忆,贺国强本应于1966年毕业,后因“文革”留校待分配一年。在“文革”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贺国强的难能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头脑冷静,更在于其不凡的勇气。“文革”初期,“血统论”盛行,“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式的对联在学校随处可见。“出身不好”的同学压力很大,随时可能被揪出来批斗。但贺国强反对“否定一切”的极左思潮,他和几个同学在学校机电楼贴出一幅对联——“出身不能选择,革命不分先后”,横批“重在表现”。他还劝同学去撕掉那些极左的大字报。

“在‘血统论’盛行的气氛之下,贴这样的对联是冒着很大风险的。”徐文珠说,“这幅对联在当时引起的震动很大,起码让那些出身不好的同学在心里获得了一丝安慰。所以直到现在他们班同学的感情都很好。”

图:1978年山东鲁南化肥厂合成车间被评为全国化工百面红旗单位,图为作为车间主任参加全国工业学大庆会议载誉归来

同学、师生间的情谊,亦伴随贺国强始终。毕业之后,班级的三次大聚会,贺国强不论身居何职,必定参加。一次是1992年任化工部副部长期间,一次是2006年任中组部部长期间,最后一次是2013年北京化工大学建校55周年期间。

还有一个让徐文珠非常感动的细节是,贺国强每次到北京化工大学视察时都会去看望她——徐文珠不是校级领导,但贺每次在听完校级领导汇报之后,都要专门到徐的办公室去和她聊聊天。

“他不管职务多高,跟我在一起时对我都特别尊重,那种态度甚至让我自己都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徐笑着告诉记者,“人家以为我对他有什么特殊照顾,其实没有,只不过做了一些日常工作,但他一直铭记在心。”

为同窗遭遇惋惜,讲“将心比心”

早年的生活拮据,让贺国强一直保持朴素的生活习惯。陈靖武告诉记者,贺国强中学时最“奢侈”的一次花销是在高考之后,为安慰一位因家庭成份问题而不幸落榜的同学钱宗仁,破例上街吃了一顿面条。

贺国强和钱宗仁在同一年考入湘乡二中,相识于一位数学老师组织的“难题征解”活动中,两人都是这方面的积极分子,便成为朋友。高中三年级时,两人成为同班同学,友谊更加深厚。高考之后,他们约定:谁被录取就请对方吃一碗面条。

高考成绩揭晓时,湘乡二中有三个数学满分,除了贺国强,钱宗仁也是其中之一。贺国强如愿以偿考入北京化工学院,而钱宗仁却因为家庭成份问题没有被录取。自1961年分别之后,两人便失去了联系。贺国强沿着稳定的轨迹境况逐渐好转,钱宗仁却流落他乡,求学之路仍然不断碰壁。直到1984年,时任山东省化工厅厅长的贺国强读到《人民日报》记者孟晓云的长篇报告文学《胡杨泪》,才详细了解到这位同窗好友后来的遭遇。《胡杨泪》记述的是一位有为青年,因家庭出身问题,数度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悲惨命运。文中的主人公,正是贺国强的同窗钱宗仁。

钱宗仁在逆境中顽强奋斗的事迹声播海内外,后调入《人民日报》(海外版)工作,但不久就被检查出肝癌晚期。钱宗仁重病住院期间,贺国强正好在北京开会,于是来到医院看望这位阔别24载的朋友,两人促膝长谈三个小时,贺鼓励他安心治病、战胜病魔,给生命弥留之际的钱宗仁以莫大的精神安慰。不久,贺国强在报纸上看到钱宗仁去世的消息,悲痛不已。以后贺还多次询问和关心钱宗仁家属的工作和生活情况。

担任中组部部长后,贺国强曾多次和身边工作人员及干部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讲:“我们都是从基层成长起来的,都有亲身经历,关键时候,尤其是困难时候,别人怎样对待我们,可能会记一辈子。现在做了干部,更要学会换位思考,将心比心。”

全文详见《凤凰周刊》第494期文章《光脚少年如何走进中南海:贺国强成长记》

文/《凤凰周刊》记者/李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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