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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国强在中组部:用小卡片记录干部信息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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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大期间,贺国强看望浙江代表团的48名代表时,一进门就认出他曾见过的浙江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

原标题:贺国强在中组部:用小卡片记录干部信息

2002—2012年,贺国强先任职中组部部长,后担任中纪委书记,各五年时间。二者都是党内管理干部的职位,但前者被喻为“戴帽子”,后者则被称为“摘帽子”。对于贺国强来说,早年工作、生活经历造就的坚持原则、与人为善、重感情、公允的个性,深刻影响着这十年间对待中共干部的态度。

组织部长一职,外界看来是件很风光的事,而在党内人士看来“是一件得罪人的活儿”。贺国强以其在地方任职时积累成熟的“善于团结人”的才能,秉持“公道正派”的原则,为中共组织工作夯实了一系列的制度基础。

2012年11月卸任的十七届中央政治局常委中,时任中纪委书记贺国强恐怕是外界最为陌生的一个。即便是在以“解密”而著称的维基百科中,贺国强的条目也是同届九位常委中内容最少的。

退休之后的贺国强仍然保持着多年来钟表般的活动规律:在固定的时间吃晚饭,在固定的时间去散步,沿着固定的路线行走,走到固定的一处开始摇晃左臂,到达另一固定的位置后开始摇晃右臂,极少有随意性。用他身边人的话说,贺“严谨的程度就像一台精准的仪器”。

这位中共高层领导人的严谨形象与其先后执掌的中组部和中纪委在公众眼中的神秘色彩看起来十分吻合。而在与其共事多年的一位中纪委人士看来,贺国强的性格“更像一个暖水瓶”:外表看来严肃冷峻,内心其实温热如火。

“团结大师”执掌中共人事

贺的组织和团结才能,在进中组部之前就屡被发掘。

2002年9月,中组部为了筹备一次全国性的组织工作会议,曾派了一个调研组就组织工作到重庆调研,让时任重庆市委书记的贺国强谈意见。

“他看问题很深,当时谈得也很深,不是我们给的现成的稿子,而是他自己思考的东西。调研组的人当时没记全,回去后,就特别希望我们提供一份书面的。”贺国强当时身边工作人员回忆,“中组部的人催得很急,恨不得第二天就给。他说你们领导对组织工作有一套看法,很有价值”。

在1991年至1996年,贺国强任化学工业部常务副部长时,“善于团结人”的能力就已经凸显。一位当时的化工系统人士告诉《凤凰周刊》,时任化工部长顾秀莲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贺国强多年的化工专业背景使他成为顾的得力助手,贺的任劳任怨也颇得顾秀莲赏识。“他是一个非常努力的人,但又不越位。两人的配合可谓相得益彰。”“他曾经对如何当好二把手作过深刻总结,就是干工作要站在一把手的角度来思考问题;但总结成绩、需要出头露面时,要突出班子和一把手的作用,甘于当好配角。”刚到化工部时,贺国强在所有副部长中排在末位,但不久之后便成为党组副书记、常务副部长。

调任福建任职省长后,贺国强与时任福建省委书记陈明义同样相处融洽。此后再到临危受命紧急调往重庆担任市委书记,与包叙定市长搭档时,贺国强依然着力于班子团结,弥合了之前干部队伍间的隔阂。

在熟悉贺国强的人看来,“兼容性极强”是他的特点。“这一特质使得他无论和什么样的人搭配,都相处得很好。”由这位“团结大师”担任中组部部长,执掌中共人事大权,在外界看来顺理成章。

执掌中组部之后,贺国强继续研究如何优化部门或地方领导者,尤其是党政一把手之间的协作关系。结合自身任职经验,摸索出一套选配干部的“贺氏法则”——在保证干部个体素质的前提下,注重干部之间的兼容性:党政一把手的配备上,避免两个强势干部配在一起。通常将资历深一点的和资历浅一点的人搭配在一起;性格强势一点的和性格温和一点的配到一起;思维方式宏观一点的和微观一点的人搭配在一起。

“互补是很好的办法。否则省长老想干书记的活儿,或者书记越俎代庖把省长的活儿给干了,都容易出矛盾。”一位前中组部人士评价这种搭配方法。

用小卡片记录干部信息

上述细致安排要求贺国强对干部的工作履历、生活经历、特长特点、脾气秉性都要了然于心。

这一方面归功于贺国强出众的记忆力——他在给值班秘书打电话时,能够准确地说出他需要的某一个文件在哪个书架第几层的什么位置——所以很多干部哪怕他只谈过一次话也能记住对方的姓名和情况。十七大期间,贺国强看望浙江代表团的48名代表时,一进门就认出他曾见过的浙江一位村党支部书记——郑九万,边握手边热情地称呼“九万”,然后与其交谈。

但另一方面,贺国强的用心和细致也被下属看在眼里。他要求工作人员把中组部各局分管的干部信息制作成两种规格的卡片,较小的卡片比名片略大,上面有干部照片和各项基本信息;较大的卡片则是一张32开的活页纸,能记录更多详细信息。

每次出差,贺国强都会将所到省区市的领导班子成员简历带在身上,基本掌握每个人的出生年份、工作经历、家庭状况等信息。此外,他还会再带一个分管的副部长或干部局局长,在飞机上就能随时询问干部情况。

这使得一些地方的官员感到奇怪:从未见过贺国强,但贺国强一见面就能准确询问其家庭的困难,比如爱人的身体状况等等。

“他每次出差,肯定要到当地的省委组织部去看一看。到了晚上,一定会跟当地的组织部长、书记、省长或者其他省级领导谈话。就了解干部而言,亲自和本人谈一次话,可能比听别人介绍十次更管用,所以他晚上的时间基本都是在谈话中度过的。”贺的一位身边工作人员告诉《凤凰周刊》。

贺国强出任中组部部长期间,地方领导班子换届工作从2005年到2007年在各地陆续展开。一个可以被外界观察到的成绩是:在贺任内再也没有出现过某省区市的党政一把手因不合而被同时调离的情况。

“组织部长是得罪人的活儿”

中组部在中共的运行机制设计中处于枢纽位置,中组部部长也就颇为关键。

尽管在外人看来,中组部部长位高权重,但在熟悉中共运作体制的人士看来,组织部长却是“一个得罪人的活儿”——组织部长的权力并没有外界想象中的那么大,尤其是需要他对一些不同意见作出权衡的时候;而且,提拔一个干部,往往意味着“得罪”一批没有被提拔的干部。

而贺国强的长处在于,能把这项“得罪人的工作”处理得“入情入理”,秉持“公道正派”则是其反复强调的原则。

2003年7月3日,在一次以公道正派为主要内容的讲话中,贺国强说:“组织工作的对象是党员、干部,是做人的工作的。从这个角度讲,我们能不能做好,既要看业务水平如何,更主要的是看是不是公道正派。”

“如果你事事出于公心,不掺杂个人的私心,时间久了,大家自然会理解你的。”一位组织部人士为贺国强的管理之道作出这样的解释。当然,贺国强擅长“谈话”也在其中功不可没。

一般而言,省委书记调任他职时,省长会接任省委书记,但会有例外。此时贺国强就会给未能接任的省长做工作,解释没有任用的原因。“得让他心服口服,让他觉得中央考虑这个问题是周全的。比如说这次没用你,是因为你资历浅一些,当地情况复杂,用了你不但对这个地方的发展不利,对你自己也不利,可能会影响以后的发展。以及经受住考验继续努力工作,过几年仍可能重用等等。那时他就能体会到组织的良苦用心了。当然,最关键的还是作为组织部长不能有私心。”

贺国强本人的仕途成长经历也令其注重“公心”。1985年9月的中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时任山东省化工厅厅长的贺国强与其他一批年轻干部一同增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此时的贺国强年仅41岁,在中共选拔年轻干部、知识分子干部的大背景下,凭借年龄、学历、工作成绩等多方面的优势,成为中组部会同地方发现的一棵“好苗子”。这段经历足见当时中共在重用年轻干部上的力度之大,也对贺国强从被选拔者转变为选人者之后注重用“公心”选拔年轻干部和知识分子干部形成影响。

2007年4月18日,贺国强在与全国新任组织部长第一期培训班学员座谈时的讲话——《怎样当好组织部长》中说:“人们看组织部长是不是公道正派,很大程度上看他能否敢于坚持原则。”贺国强称,这是对组织部长的“基本要求”,但他同时也坦承“真正做到并不容易”。

在熟悉贺国强的人看来,虽然“谈话”是组织部长的基本功,但在贺身上,已经不单是一种工作方法,更是他真诚待人的性格使然。例如,干部退休的时候,并没有要求组织部门与其谈话,但贺来到中组部之后,却对此非常重视。所有的正部级干部退休时,贺均要与其进行一次谈话,如果有时间,有些副部级干部也要谈话。而且,这种谈话一般都不会少于一个小时。“从时间上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不是一种简单的形式上的安慰。”

强调干部考核不唯GDP

在配合中央选拔干部、协调地方领导班子等事务性工作的同时,贺国强还是中共内部推行制度化改革的坚定实践者。

其中,以扩大民主为基本导向的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被认为是其任内最重要成绩单之一。在中共的各项改革举措中,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属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范畴,虽然“扩大党内民主”后来被写入了中共十七大报告,但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这项工作都仍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和敏感性。

从整体上谋划干部人事制度改革、集中出台各项改革措施,是贺国强推进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基本思路。中共十六大到十七大期间,集中出台了两批带有制度创新性的改革措施,加上这期间出台的其他文件,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干部人事工作法规体系。比如,为了在干部工作中扩大民主、引进竞争机制,先后出台《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工作暂行规定》《党政机关竞争上岗工作暂行规定》等党内法规制度,使民主推荐、民主测评成为干部选拔任用的必经程序,公开选拔和竞争上岗成为选拔任用党政领导干部的重要方式。考察预告、任前公示和党委全委会无记名投票表决重要干部等制度也全面推行。

贺国强还以工程师特有的精准、严谨风格令中共对干部的考核、评价体系开始量化,并不断改善其可操作性。

“当年他就讲干部考核不唯GDP,中组部也从来没有把GDP作为一个唯一的指标,而是一套指标。这套考核干部的指标体系就是在他任上建立的。指标最初设计得很复杂,用起来很费劲。夸张地说,要是真实施了,中组部只够忙这个了。方案报给贺部长后,他就强调,指标要简便、务实、管用,而且数据要易得。”中组部有关人士回忆贺国强时期的干部评价体系。此后,指标体系被优化和简化,可操作性大增。

关于如何考察评价干部的政绩,贺国强2004年在与省级后备干部考察组长座谈时说:“既要看经济建设的情况,又要看社会发展的情况;既要看经济社会发展结果,又要看当地条件、前任基础及干部在这个过程中的主观努力;既要看‘显绩’,又要看‘潜绩’;既要看到班子集体的作用,又要恰如其分地评价干部个人的贡献。”

有评论认为,贺推行的改革大多是对地方实践经验的总结,因具有强烈的务实色彩,是寻找各方“最大公约数”的产物,而这又与贺国强为人处事追求积极稳妥的性格特征直接相关。这一点在其2007年4月7日赴江苏省调研中共基层党组织“公推直选”试点情况时的讲话中可见一斑。

2014年1月2日出版发行的《贺国强党建工作文集》,公开了他当时的讲话:从试点情况看,在提名阶段采取“公推”的办法产生候选人,在选举环节扩大差额选举的比例,这一做法符合党章和基层党组织选举工作条例的有关规定,已经比较成熟,可操作性比较强,因此可以“进一步加大‘公推’的力度”,并称可在基层党组织领导候选人提名中“全面推广”。对于一些乡镇在试点中召开党员大会直接差额选举产生乡党委书记、副书记,贺国强认为,这种“直选”做法突破了现行党章的有关规定,在小范围内可以批准试验,“在大范围推开还应该十分慎重”,应该“有领导、有步骤地做好扩大基层党组织领导班子成员直接选举范围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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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N043]

标签:中组部 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干部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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