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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脸谱:律己于先 在家做饭招待老友


来源:凤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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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岐山夫妇想出两全之策:宁愿邀请朋友们到家里做客,开伙煮饭,而且王岐山夫妇几乎都不喝酒。

田埂上的改革者

在1984年之前,中国经济改革的重心主要停留在农村,涉及城市的改革相对较少。

“文革”结束之后,一些知识青年对农村的经济、社会问题产生了浓烈的兴趣。在成功举办了几次讨论会之后,为了更好地研究改革问题,年轻人们筹划着成立一个机构。“大家一合计,成立了中国农村发展问题研究组(简称‘农发组’)。”黄江南回忆。

当时农发组的成员以学生为主,其中包括后来的知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以及邓力群的儿子邓英淘。作为一个由年轻人自发组织起来的民间机构,农发组还得到了两位中共高层人士的支持,这在今天是难以想象的。一位支持者是邓力群,另一位则是时任国家农业委员会(简称“农委”)副主任的杜润生。两人亲自参加了农发组的成立大会,虽然所谓“大会”也不过只有三四十个回城知青。

经过邓力群与国家计委的沟通,农发组被挂靠在社科院农经所,经费则由农委发放。

1981年,农发组在杜润生的带领下,开始参与起草中央一号文件。这份名为《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的文件改变了中国,文件中肯定了“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自此合法化,人民公社在政策层面被瓦解了。

此后,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简称“农研室”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成立,两套班子一套人马,杜润生任主任。原有的国家农业委员会则被撤销了。

农研室由于坐落于北京西黄城根南街九号,又被习惯地称为“九号院”。

1982年,由于杜润生的赏识,王岐山被借调到农研室。他在九号院一呆就是7年。

九号院里曾流传着一个调侃“四君子”的顺口溜:“翁永曦的脑子黄江南的嘴,朱嘉明的文章王岐山的腿。”黄江南对这一调侃并不以为然。在他的记忆中,每当需要打印文件,或者送报告,王岐山就主动跑腿。“他经常说‘这事我去’。只不过是不摆架子,小事他也干。不能因为这个就说这是‘腿’。这都是外面人调侃的说法。”

“同事、朋友们找他帮忙或议事,总是很热心,骑个小摩托,挺忙乎,累得跟驴狗子似的。”翁永曦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回忆,这辆引人注目的小摩托是王的亲戚所赠,在当时给了王岐山很大的帮助。

王岐山在农研室的工作主要是安排递送文件资料、组织会议座谈,“保持基层任职年轻人与中央农研室密切联系”。赵树凯当时在农研室任办公室秘书,在他的印象中,王岐山“广泛交往”并且有“很强的组织能力”,先是担任联络室成果处处长,很快又被提拔为该室的副主任。

《三十年三十人之指点江山》一书中记载了张少杰的回忆,农研室设立联络室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保持与农发组的沟通,安排农发组的年轻人进行一些农村调研。“农研室有什么项目,我们就接过来,然后拉上一帮同学一起做。我们那时没事就跑到王岐山的办公室,问他最近有什么事、有什么想法。他就会告诉我们,比如最近农村有这么一些事,你找几个人跑一趟怎么样?杜老最近要抓一下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你们去调查一下吧,如此等等。” 在农研室的这些年里,王岐山的办公室是年轻人聚会、讨论的重要场所。除了农研室的工作外,当时王岐山还积极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运动。当时广受知识分子欢迎的《走向未来》丛书中,就有王岐山的身影。

“当时刚刚开放,国外很多科学前沿,大家并不知道。”黄江南告诉记者,《走向未来》丛书的诞生就是为了“把全世界人文科学的前沿,用简单明了的方式,介绍给国内的青年。” 这套丛书致力于普及西方先进理念,其编委和原创书目的作者,大多是当时国内优秀的知识分子。丛书上市之后,各地纷纷抢购,不断再版。“这套丛书已经是现代中国人精神史的一部分。”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朱晓阳这样评价,“这是那个时期中国自由思想界的象征和中坚,其地位有些如《新青年》之于五四时代的人。”

1986年,农村发展所成立,王岐山出任所长。他依旧嗜书如命,喜欢给朋友们开书单。他当时推荐的书是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写的《激荡的百年史》,这本书从明治时期日本打开国门、致力维新说起,一直叙述至二战之后在废墟上重建日本,并创造经济奇迹的整个过程。 据当时在发展所工作的王振耀所述,“读《激荡的百年史》,就是要提醒大家日本在现代化中走过的哪些路我们应该避免。改革有了成就后,还会有危险,会遇到崩溃、战争,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前瞻性的问题。”

“他是在引导大家。”王振耀说,“他跟我们一块儿学,听我们每个人发言。他一般不发表自己的看法或者和大家针锋相对,而是会提出问题,让大家思考”。王岐山并不拘泥于改革与保守的标签,“而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问题”。

在王振耀看来,在王岐山手下工作非常舒服:“发展所里写了那么多文章,没有一篇署他的名字,他参与讨论、起草,但要求不署自己的名字”,“现在有些领导写文章愿意署名,领导一署名,底下人怎么署?领导署在最前面,那些写得多的人署在他后面?王岐山有他的领导方式,他不署名,反而大家好署名。他很自觉,(各方面问题)他都给你考虑到了。可能外面人看来,王岐山很凶,很狠,但我们在他手底下工作的人,很舒服。”

王岐山以自己独特的工作风格和组织协调能力,带领着发展所的年轻人,激发他们的思考。并把他们的主意向杜润生汇报,落实到农村的改革中。“他知道你思想的价值。”王振耀感慨道。“他从那时候就不愿意说一些套话,一直到他当省委书记以后,还是讲话不打稿。”

王岐山处事的特别之处,还可从另一件小事中窥一二。有一次,王岐山和黄江南一起到河南省某县,县里的领导招待他们。河南省有“灌酒”的风气,餐桌上,该县的一个办公室主任,拿起一杯酒顶在头顶,跪在地上,对王岐山说,到我们这来,这酒一定要喝,你不喝我就不起来。

“要一般人就说起来起来,就喝了。岐山呢,就不喝。他不是完全不能喝,但是你以这种方式胁迫,他就不屑一顾。他说,你喜欢跪着就跪着吧。”黄江南至今回想此事,仍颇感惊奇。“王岐山继续和其他吃饭的人谈笑风生,留他一个人跪那。”

如此场面让黄江南倍觉尴尬,因此他主动提出替王岐山饮下此杯。王岐山却不同意,只说“他喜欢跪就跪去”。最后这位办公室主任只得起身。

“不买账,你愿意跪就跪着,我理都不理,我不但不喝,我也不劝你起来。”黄江南说,“他经常会有一些超乎寻常的处理方法,我想一百个人里都不会有一个人这么做。”

莫干山上的大旗

“包产到户”的开展,使得中国农村的局面大为起色。1983年,农民取得了空前的大丰收,人们对国内的改革前景更加乐观。但是城市的改革却进展缓慢,保守势力仍较强大,在意识形态领域也颇为谨慎。

在此背景之下,活跃在改革前线的年轻人们,认为有必要组织一次全国性的讨论会。一方面研究城市经济改革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处于北京之外的优秀青年,有机会参与到北京日渐高涨的青年研究大潮中。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召开这样一次全国性的改革大会,是要承担一定政治风险的。

1984年5月,在安徽合肥,曾召开过一场旨在“把全国的改革者联合起来”(温元凯语)的会议,这次被民间称为“改革者大会”的会议,由于锋芒毕露,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批评。 “改革者大会”之后,再召开全国性的同类型会议,便显得异常敏感。为了规避风险,增加合法性,会议的组织者们想到了采用新闻机构联名发起的方法。

1984年6月12日,《经济日报》刊登了一条两百字的简讯,作为会议征集论文的启事。简讯称,会议由《经济日报》《经济学周报》《世界经济导报》《中国青年》和浙江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召开。后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青年报》《中国村镇百业信息报》《经济效益报》和浙江省经济研究中心也加入了联名的行列,可谓声势浩大。

“当时人们的思想很单纯,纸媒的认可度高,大家认为只要是报纸上报道过的肯定是正确的,这对我们取得更多人的支持非常重要。”黄江南坦承道。

这次会议被命名为“中青年经济工作者学术讨论会”,时任浙江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的刘佑成表示愿意提供杭州德清县境内的莫干山,作为开会的地点。莫干山会议沿袭了之前“北京青年改革者”圈子内“英雄不问出处”的规矩,采取“以文选人”的方式。在评选论文的过程中,提出“五不讲”,即:不讲关系、不讲学历、不讲职称、不讲职业、不讲名气。

只要论文被选上了,就能上山参加会议。“从现在看,对很多年轻人来说,这都意味着人生最大的一次机遇。”黄江南称。从6月12日开始全国征文,到8月15日两个月间,会议组织方收到了来自全国的1300余篇论文,平均每日二十余篇,作者遍布各行各业。会议筹备者们最终从中选出了124名代表参会。其中最年轻的,是来自西北大学的张维迎,当年他只有24岁。

作为会议的组织者之一,王岐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不可小觑。著名经济学家华生也曾参加了莫干山会议,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莫干山会议“最主要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是王岐山,那时他是杜润生手下的“大将”,80年代初我们都是从他那儿领出差费到农村去调研。” 有政府背景的人中除了王岐山,上山的还有国务院总理赵紫阳的秘书李湘鲁、国务委员张劲夫的秘书孔丹。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当时政府对莫干山会议的姿态。莫干山会议从9月3日到9月10日,前后历时8天。参会者上山时不能带着论文,只身上山,以防止念稿。由于会程紧凑,思想碰撞激烈,参会的年轻人常常从白天一直激辩到晚上,精神持续亢奋。长会开完之后,许多人都生病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议题是价格。会议上,围绕价格改革的争论最为激烈。代表们分为“以调为主”和“以放为主”的两派,“调派”认为当前只应该通过测算,进行稳健的价格调整,“放派”则坚持放开价格控制,由市场供求决定价格。

会议之后一共形成了八份专题报告。其中,作为国家体改委“笔杆子”的徐景安,由王岐山点将,执笔主报告《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

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赵紫阳批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这份报告,由此产生了重大的历史影响。一个多月后,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了此前讳莫如深的“商品经济”概念,突破了计划经济的传统束缚。

自此,改革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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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PN016]

标签:王岐山 中纪委 反腐 八项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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