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官员日欧培训：桥梁作用大于培训本身

2011年09月08日 11:17
来源：凤凰周刊 作者：李灏 蔡成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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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在日本被称作“小联合国”，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多数席位”。图为学校课堂一隅。

核心提示 2010年，国家总理温家宝在联合国发表演讲呼吁国际社会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迫切反映出中国希望了解世界也希望世界了解中国的良好愿景。中国官员参与的海外培训项目无疑成为中外交流一座理想的沟通桥梁。而就项目本身而言，提高自身公共管理能力、建设服务型政府仍是中国官员亟待学习的内容。

三十五年来，中欧关系起起伏伏，然而始终延续着的是两地官员的交流互动。如今，中国公务员海外培训涉及全球37个国家及地区，千余培训项目，每年中央地方各级官员近五万余人次出国受训，欧洲方面占项目总体的二分之一。

与欧洲相隔甚远的日本，情况则不尽然。自近代以来，在“以日为师”的风潮下，不管是体制内的官员，还是体制外的维新派、革命派都曾视日本为最好的学习榜样，但如今日本已沦为可以被忽略的存在。其原因主要归结于日本自上世纪80年代末便进入了“失去的二十年”，导致综合国力逐渐衰落，尤其是“十年九相”的政治乱局让日本的政治体制饱受诟病，包括中国在内的后发国家在质疑中逐渐失去效仿的动力。但是，这并不影响中国中高级别公务员赴日的研修活动。

对一个国家而言，“以谁为师”关系重大。随着中欧、中日关系的变化不断调整与发展，官员培训活动也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双边关系的进程。

当“中国特色”管理遇上“欧式”思维

1996年的某个夏日，巴黎圣父街56号、府学街13号，素有“部长预科班”之称的法国国家行政学院（ENA）接待了一批身穿深色西装的中国学员。九十年代中期，巴黎各大高等学府内见到中国人的面孔已不是新鲜事。西方媒体并未对此给予更多关注，中国国内也鲜有对他们此行的报道。

然而这些学员的特殊身份却在学院内部引起热议。这是1989年中欧关系恶化以来，中国中高级公务员首次出现在欧洲行政管理领域最高学府的课堂上。不过，随着课程的深入，一些曾经在建交初期同中国官员有过接触的法国教员隐约在这批“学生”身上发现了不同……

时光倒转至1975年5月，刚刚重返中央工作的邓小平以国务院副总理身份访问法国，成为建国后首位正式出访西方大国的领导人。当法国总统德斯坦、总理希拉克在戴高乐机场高规格迎接邓小平时，欧共体委员会副主席索姆斯正匆匆赶往北京。索姆斯此行带来两份协议：一份是名义上为回应中国支持西欧联合成立欧洲共同体的立场，送来的第一份中欧贸易协定；另一份则是迫于中美关系突进式发展的压力，带来的中欧建交协议。

同年9月，布鲁塞尔法律大街200号迎来一批身着中山装的中国外交官，中国驻欧使团正式进驻布鲁塞尔。在中国国内时局尚不明朗的大背景下，中国与欧洲大陆的官方交流再次悄然拉开帷幕。随之展开的还有中欧各级别各领域的人才交流。1985年，《中欧贸易和经济合作协定》正式签订。这份文件，不仅成为日后欧洲对华经贸政策的基石，还开启了中欧人才交流学习的大门。

合作伊始，围绕着“引进来”和“向西方学习”，很多培训项目在合资单位就地展开。但很快中方受训人员就发现了“门道”。曾经参与某大型车床引进项目的老技工张新民在接受本刊采访时回忆说“……操作流程，他们（外国工程师）一板一眼地教，要求严得很，教到学会为止……可是一问制造工艺，就都哑巴啦。”老张印象中外国工程师在技术培训时“藏着掖着”，恰恰是改革开放以来西方对中国有限度开放技术的一种写照。一位多年从事设备进出口贸易的国企官员感慨道：“我们没技术时，西方就严密封锁，一个螺丝钉都买不到；可咱刚有点突破，同一级的外国设备就风风火火地涌进来，国内研发一下就垮啦。”

时至八十年末期，就在国人仍执迷于技术时，“管理理念”这一概念已在西方世界进化了好几个轮回。从法约尔到德鲁克再到马里科，从通用到微软再到谷歌，从克劳顿到肯尼迪再到艾娜克，先进的理念催生了一个个企业和政府的“管理神话”。而此时的中国人对西方的“管理概念”却知之甚少。管理认识上的代差，带来强大的行政阻力。

欧洲人在1985年展开奶制品产业援建项目时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一份欧盟对该项目实施的阶段性评估报告显示，相较于开展顺利的技术推广过程，行政能力的缺失将极大影响援助款项的使用效率。

毕业于巴黎高等工程师学院的西蒙·摩甘回忆起当年参与援助项目的情景时说：“开始,我们一直担心他们（中方技术人员）能否掌握新技术。可是，事实上，技术总有一天能掌握，思维却很难改变。”当“中国特色”的行政管理遇上“欧式”思维时，矛盾在所难免。而矛盾背后潜藏着中欧价值观上的巨大分歧。

果然，蜜月期刚一结束，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东剧变撼动了中欧关系基石。欧共体立即中断同中国所有合作项目，以学习技术为基础的中欧交流合作如同一个世纪前秉承“师夷之长”的洋务运动一样寿终正寝。

在日培训：行政、经济、环境议题并行

再将目光拉回日本东京的六本木。六本木一带原为军事设施基地，日本二战投降后，军事设施被美军没收，附近逐渐成为面向外国人的商店与餐饮之地。此后，朝日电视台等媒体、国立新美术馆、东京中城以及诸多外国使馆纷纷入驻，让这里演变成为大杂烩之地。日本面向发展中国家官员的主要培训基地—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简称“GRIPS”），就位于六本木7丁目。

中国官员在日本培训研修的据点众多，如在早稻田大学校园内，停职前来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的年轻官员屡见不鲜。早稻田大学和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之间的交换培养也由来已久，除双学位培养计划外，每年都接受教员研修培训。此外，松下政经塾作为日本政界摇篮，则经常承接中国共青团年轻干部的短期访问与研修。中国青年干部团访日时，也经常将松下政经塾视为必去之地。

但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作用更为特殊。在日本，它被被称作“小联合国”，其中发展中国家占据了“多数席位”。1997年，在日本文部科学省推动下，政策研究大学院同原来的母体埼玉大学分离，成为日本第一所专门从事政策研究的研究生院大学，意在培养国际化的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在校学生大多是在职的内阁官厅官员、地方公务员和海外国家官员等。面向长期研修的官员，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开设经济学、政治学、行政学、国际关系论、数理科学、社会工学等科目，主要学习政策效果分析以及政策评价的方法论，并将所学应用到具体事例。

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与中国的对接机构是中共中央党校。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副校长、著名政治学家饭尾润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中方来的官员主要是短期研修，长期性培训项目相对较少，短期研修主要分为一周与一日研修。

正如松下政经塾强调“自修自得”和“现场主义”的培养理念，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的培养模式也是重视实践和亲身体验现场。“中国来的官员研修期间都很短，‘量身定做’系统的短期培训计划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一周研修，我们基本上会先理论讲解，然后带他们去现场体验观察。而一日研修，则主要采取研讨会的形式进行。但不管培训时间是一周还是一日，我们都会想方设法将学习与体验环节安排得丰富多彩一些。”多次为中国研修官员授课的增山干高教授告诉记者。

如2009年12月7日至15日，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为中央党校6名青年干部的一周研修准备的“培训套餐”中，理论和实践各占一半，研修安排得非常紧凑。在知识学习方面，开设的讲座与讨论会有《日本的超少子高龄化问题的诸相》、《经济发展与社会性课题》、《日本的地方自治体与财政力格差》、《地球温暖化与煤炭发电》、《日本的产业政策与中小企业振兴》等。除此之外，更多的是亲身体验现场，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安排研修人员走访了日本自治体国际化协会、全国知事会、日本国土交通省，并安排前往群马县高崎市，考察高崎市市政办公厅实际操作流程以及仓渕町农家果树园、制菓工厂、高崎经济大学等。

而在去年11月29日至12月7日，中央党校8名年轻官员到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接受研修，主题为“政党政治”。除副校长饭尾润讲授《日本政党政治的现状与展望》专题、增山干高教授讲授《选举制度与日本的政党政治》之外，更多的研修活动为实地考察日本国会议事流程，到访自民党总部、民主党总部，亲眼了解何谓政党政治，并前往东京市政府、鸠山会馆以及京都富士山麓忍野村等，与内阁府综合科技厅厅长白石隆、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会长林芳正等面对面交谈。

在一日研修项目中，如2007年11月8日，中央党校副校长孙庆聚率77名青年干部到政策研究大学院大学研修。当天上午由国会议员林芳正演讲《21世纪的中日关系与东亚》，下午则分成行政组、经济组、环境组。行政组由饭尾润教授讲授《最近的日本政治动向》、道下德成助教授讲授《日本防卫政策的过去??现在未来》；经济组则由日本劳动政策研究机构周燕飞研究员讲授《日本的社会保障制度及对中国的启示》；环境组则由日本科技振兴机构社会技术研发中心主任长有本建男讲授《日本的科学技术政策与环境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