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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人们总认为大理客栈主是这样一群人:一线大城市的中产阶层,略有积蓄,有车有房,为了寻求理想,自由,或者某种不受拘束的生活方式,抛弃了城里的一切,来到这个西南边陲小城。他们似乎是这个喧嚣社会里的一群幸运儿,坐拥美景,自由和一种与现代社会相隔甚远的浪漫,直到2017年4月10日。

    2017年3月底,大理州政府宣布为了保护洱海,暂时关停洱海周边客栈餐饮,核心区近2000家客栈餐厅受到影响。这项政策从2017年4月10日起实施,到今天已经持续接近一年。在采访中,所有客栈老板都表示了对保护洱海治理污染的支持,清澈的洱海才能让客栈更好的发展。但不可否认的是,长达一年的关停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那些装饰着鲜花绿树的客栈已经沉寂,人的生活却还要继续,他们正在寻求破局。

    突然失业了

    洱海西畔,夕阳下的才村。关停政策实施前,环洱海一线大概有2000家客栈(含大理古城)。 张洁,云南人,为了追求向往的生活,举债百万在洱海边开了客栈。以为十几年的合同能换来修身养性,面朝大海喝茶画画的美好生活,只是没想到,这样的心态存在了三个多月就戛然而止。 客栈三楼面朝洱海的露台上,张洁批评淘气的儿子。孩子出生时她跟丈夫离婚,当了单亲妈妈,从建客栈到如今,孩子都在她的身边。 关停后,张洁辞退了所有员工,从此大小事务都要亲力亲为。洱海风大的时候吹落了顶楼的瓦片,张洁爬上屋顶查看情况。在大理待了快四年,张洁已经完全融入当地的生活。2018年1月24日,张洁来参加白族朋友家中喜事,邻里在准备“杀猪饭”,张洁说画面有些残忍,不敢上前观看。 2017年2月,张洁的客栈在春节期间也得一直空置。谈起停业后的艰难,张洁再也控制不住情绪,失声痛哭。 2018年1月,张洁刚刚开始新的创业项目,每天都要去跟很多客栈老板谈合作。她坦言:压力很大,心里缺乏安全感。遇到大理难得一见的好天气,张洁也禁不住兴奋,爬到楼顶拍照。当初,她就是被这漫天红霞诱惑,起了定居大理的念头。

    张洁是在昆明公证处时接到关停通知的。

    在大理开客栈后,她还一直兼着昆明一所私立美术培训学校校长的工作。她一手创办了这所学校,为了做客栈,又亲手将大部分股份卖了出去。但学校离不了她,就在她临走前,这里还有970多个学生和40多个美术老师。股东们给她留了10%的股份,要她继续担着学校的事。她每周四坐夜班火车去昆明,开会,培训老师,周日再坐夜班火车回大理。这么折腾了两年多,火车票攒了一沓,她叫自己“夜班火车VIP”。

    2017年3月28日,她跟学校的几个股东去公证处办股份转让手续,她终于可以把学校完全脱手了。张洁爽快地签字,幸福恬静的日子就在手边,触手可得。公证处的章刚盖完,她接到了员工的电话,说客栈要关停。

    “消息属实吗?”张洁问。

    “应该是属实的,大家都传开了,马上就要开新闻发布会了。”员工回答。

    她懵了三四分钟,心脏狂跳,眼前一片空白,之后满脑子是将近一百万的外债。生活原本是一个齿轮完美契合的机器,现在瞬间脱节。她在公证处外哭,然后给最大的债主打了电话:“这件事要怎么办?”“那能怎么办呢?”债主说:“我也不能把你逼死,如果我把你逼死,那我的债就成了无期的烂账了,你得活着赔。”

    “我刚刚开始要择业,然后就突然失业了,就是那种感觉。”客栈关停将近一年后,张洁坐在客栈院子里,回忆当时的场景。院子依旧花团锦簇,她的母亲正在三楼打扫盛满水的玻璃天台,“我觉得整个灵魂像是被抽掉了一样,都是浑浑噩噩的。”

    她拥有一家面朝洱海的客栈,门前种满粉色和玫红色的法兰西菊,大厅挂着绿色的窗帘,常春藤顺着干枯的树干爬上天花板,她可以坐在客厅里,喝茶,对着落地窗看洱海。为了这个场景,张洁付出了变卖自己亲手创办的学校和背上一百万债务的代价。

    2014年5月1日,她带着学生来洱海写生。那时是她遭遇婚变的第二年,一个人撑着一所学校,觉得心累。大理似乎是每个旅途劳顿者温养心灵的世外桃源,不仅仅在于花,水,亘古不变的山和变幻莫测的云,人们被一种远离烦恼的可能性诱惑着,定居这里。那天傍晚的红霞蔓延了整个天际,张洁说自己惊呆了,感觉到了天堂的入口。把学生送回昆明,她在这里又住了一两天,决定离开昆明,来大理开客栈。

    这个决定做得如此迅速,她来不及告诉父母以及其他任何人,那是一种近乎决绝的速度。她在一个月之内看中了房子,跟房东签下了120万的租房合同。当时她的存款只有五千,大部分资金还投在学校里。她给房东交了订金,回去低价变卖学校,找朋友借钱。签合同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色的阔腿裤,抱着合同赶公交车,脚踩上了裤裙的边,整个人一下扑在地上,为了保护手里的合同,胳膊肘和膝盖都在地上蹭破了皮。

    预算有限,张洁也成了自家客栈工地上的工人,跟着搬砖,拎水泥和乳胶漆。她留了一张自己当时的照片,短发,脸被太阳晒黑了,“整个人完全就是一个农家大妈。”傍晚,她会去村里的一家酒吧,衣服太脏,又没钱,不好意思进去,就蹲在门前。酒吧里有歌手在唱歌,音乐声从门隙里漏出来,她透过玻璃看那些坐着站着喝酒聊天唱歌的人,觉得那就是她想要的梦和生活。吧台的小哥有时会出来,端杯热水给她。她喝完水,听一会歌,就回去睡觉了。

    大理似乎就是这样的地方,徐徐缓缓的,花兀自绽放,云兀自飘,引着很多人开始思考生命的其他可能。

    虹姐今年五十多,决心辞职前,已经面临半退休的状态,“没事做,浪费生命”。人过了中年,病就开始找上门来,这么些年,同学朋友里有得肺癌、乳腺癌的,她一下觉得人生短暂。后来,她跟丈夫在洱海骑行,她觉得美。丈夫说,美就留下来吧。于是他们投了三百万,在海边做了一家客栈。

    眉姐到大理的时候,还穿着在三亚的短袖衫。她和丈夫老廖在北京呆了8年,错过了两次买房的机会,后来又去了三亚,南南北北地走,最后到了大理。“年龄到了40岁以上,人到中年之后,就想找一个地方稳定下来,就不想再像以前这么去漂泊,居无定所,因为毕竟在外面这么多年。”老廖说。

    在北京做了多年生意的大刘,在一次生意失败后,把最后一点资金投进了大理。这位出生于河北的70后,在2015年拥有了一家不临洱海的客栈。在大理,他不用早晨7点起床,睡到9点也不用担心闹钟和电话,在这里,甚至没有人关心你起床后有没有洗脸,“从此告别城市,选择这样一种生活。”

    有人背着包,或是开车,走过大江南北,转了一圈,还是觉得大理好,有人来这治疗情伤,有人来这寻找艺术,有人干脆厌倦了十年一成不变的生活。人们总有这样或那样的缘由,最后来到大理。

    最美的时候

    2015年9月,一位客人在张洁客栈前给她拍了张留影。那时客栈刚开不久,总是修修补补,但张洁认为那是最美的时候。 2016年9月,张洁和客栈的客人们一起在顶楼的平台上赏月。那时客栈生意还很火,客源不断。 2018年3月15日,一位游客在大理市滨海大道附近喂食海鸥。大理的好天气慢节奏吸引了很多人来此定居。

    当张洁昂首挺胸走进那家酒吧时,已经是2016年年中了。

    生活就像预设的那般美好:每天早晨早餐后,她陪客人聊天,喝茶,上三楼的玻璃天台给他们拍照,晚上带着他们去那家热闹的酒吧。直到那时,她才真正以客栈老板的身份跟酒吧的人们相识。她成了“尊贵的客人”,有天晚上,酒吧的歌手说,要为张洁女士献唱一首她最喜欢的歌曲。张洁点了一首《去大理》,这是她最喜欢的歌。

    张洁说这是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奖励她这么长时间的辛劳——装修客栈,按政府标准建化粪池,装污水处理设备,跑政府部门办营业执照,办其他证件和手续。

    2015年是大理旅游最火热的时候。票房11.6亿的电影《心花路放》向全国观众呈现了一个远离尘嚣世外桃源般的大理。电影上映后,随之而来的熙熙攘攘的人群,戴着墨镜,捧着照相机,来这寻找一丝自由和新鲜空气,或是对浪漫的想象。

    客栈老板自然成了这个国度最受羡慕的群体,因为他们可以长期留在这里。在这个被消费主义和商业金钱挤压的社会里,他们拥有生活的另一种选项。“它的生活方式不一样。比如说在北京,朋友会探讨你买了一辆什么样的车,你又做什么样的投资,或者有什么样的房产。”大刘说:“在大理完全没有这个概念,投资几万块钱的客栈老板,跟投资上千万客栈的老板,每天早上都在菜市场买鸡蛋,鸡蛋就只有一种,爱吃不吃。菜市场每天早上只杀一头猪,你去的晚了,没有猪肉吃,不管是谁都是一样的。”

    客栈推崇一种区别于酒店的文化,客人和主人关系融洽,发展超出金钱和契约之外的感情。他们会在一起吃年夜饭,度过这个对中国人而言最重要的节日,比如大刘。2016年2月,除夕那天他做了一下午饭,两大桌。客栈住满了,客人们从房间里出来,坐在院子里。椅子不够,只有老人和孩子可以坐,年轻人都站着吃饭。他们喝酒,唱歌,表演节目。

    2017年4月10号,热闹被按下了暂停键。

    4月10日

    2016年底,眉姐和丈夫老廖抵押了江西老家的房产,贷款近两百万,租下了洱海边的民居改造为客栈,刚试营业了不到两个月,就遭遇关停。客栈关停后,眉姐独自守在无法经营的店里节俭度日,买菜吃素成了家常便饭,早上下菜地找当地农民买的小白菜,只花了五块钱,却够她吃好几天。 关停后近一年的时间里,老廖想了很多办法维持生计:做专车司机,做网络主播,这些路都没走下来。老廖选择去泰国打工,留眉姐守着租了十八年的空客栈。客栈门口贴着各类转租信息,可是并没人来为此买单。 一个人的“留守”生活很无聊,中午,眉姐在客栈一楼空荡荡的餐厅里吃饭。 客栈旁的空地正在建造污水处理项目,客栈大堂里积满了厚厚的灰尘,几株水池边的植物早已枯萎凋谢。眉姐和老公曾住在客栈二楼的房间里,老廖去泰国时,叮嘱眉姐住到三楼最好的那间“星空房”里:“反正也没有客人住,干嘛不让自己住好一点?”图为眉姐在客厅里。麻将桌上,放满了锅碗瓢盆。无聊的时候,眉姐常常步行到离客栈不远的洱海边透气,在这些年轻游客的身影中间看海。客栈关停的这一年,她曾尝试着走出去,可发现出去还要花钱,索性就很少出远门了。2018年1月,大理双廊镇,正在施工的道路游客罕至,穿梭在镇里街道上的,都是当地居民。 环海西路,游客在洱海边拍照。大力整治之后,海边仍有很小部分的污染。夜晚来临后,眉姐独自守在这栋三层建筑里,黑暗包裹着楼道里仅有的灯光,担惊受怕成了眉姐的常态。让日子有盼头的是老家的两个“留守儿童”。儿子今年高三,女儿高一,眉姐曾一度想回老家照看他们,但无人看管的客栈容易失窃,老廖坚持让眉姐守着。平时跟孩子们视频聊天成了眉姐的日常状态。2015年,眉姐和老廖带着两个孩子回到曾经打拼了八年的北京旅行,儿子和女儿的母校在北京,他们想回去看看。图为一家人在天安门广场的合影。如今,两个孩子在江西老家,老公在国外打工,一家人四散东西。眉姐也常常后悔,没有在北京买房。

    关停的消息是猝不及防的。虽然早有传言,但在3月28日,大理州外宣办负责人还向媒体否认了“关停洱海生态核心区客栈餐饮”的消息。3月,双廊镇还要求所有客栈在3月31日前全部安装排污设备。4月1日,双廊镇的客栈主们就被叫去镇政府开会,关停文件正式下达了,每个人都要在文件上签字,领一沓“保护洱海自行停业”的蓝色封条回家。他们被要求10天内清理所有客人,4月10日全部关停,复业时间未知。

    客栈主们开始取消网上订房的订单,退款。还有三个月就要到暑假旅游高峰期,很多人提前几个月就订了房间。一位客栈主给客人打电话解释,对方觉得她是在开玩笑,“我知道了!你不要糊弄我。今天是愚人节,4月1日吧!”

    起初有人还很乐观,认为关停不过是十天半个月,总归很快会复业的。虹姐就是其中一个。4月9号晚上,她和丈夫请所有员工吃了个散伙饭,情绪也没多凝重,她还高高兴兴地让大家回去,过阵子复业了再回来上班。大家都在观望着,等着,在家歇着。老廖干脆买了一个月的视频网站会员,没日没夜地看电影和电视剧。会员买成了月底自动续费的模式,自动续费了一年,老廖还是没等到客栈复营业的消息。

    洱海变得安静下来,客栈也是,安静得让人有些难以适应。老廖家的客栈4月8号就停止营业了。9号那天,厨娘还没走,给三个人做了一道菜,煮了一锅饭。眉姐问她,大姐怎么就做一道,太少了吧?厨娘说,你们快没有收入了,也挺不容易的。眉姐坚持让厨娘再炒一道菜。她记得那天吃的是蚕豆,那正是蚕豆上市的季节,这里的蚕豆好,吃起来甜蜜蜜的,可她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4月10号早晨,虹姐起床去浇花,喂猫,遛狗,然后就没别的事情可做了。她觉得慌,“突然一下子没事做了。就像我们带小孩,所有都是以小孩为中心,但小孩出去上大学了,就觉得这世界好无聊,好空的,那种感觉一样一样的。”客栈空了,虹姐说就假装自己拥有了一家无敌海景的度假别墅。

    张洁10号送走了最后一批客人,她把封条贴起,窗帘拉上,关掉客房厨房大厅走廊里所有的灯,只留了一盏台灯。昨天还灯火通明的客栈,现在寂静得像潭死水。她看了会书,把书扔了,又找了个小房间躺着,怎么也睡不着。12号那天,她去看望一个被狗咬伤的朋友,有客栈主在朋友圈说,执法队员在查封客栈房间,如果没人在,没法登记在册,那就永远不能开业了。她急了,骑着电动车就要往家赶,在巷子里跟一个人撞上了,摔在地上,膝盖受了伤。曾经在客栈厨房做饭的阿姨,晚上给她端来一条鱼,一盘水果,还有一个溏心蛋,让她补补血。张洁一看一桌菜,又哭了一场。

    比安静更让人焦心的是债。每天早晨一睁眼,堵在张洁面前的是天花板和每月三万的债务还款。将近一百万的债务里,60多万是从朋友那借的,30万是银行按揭。她把银行贷款还了一部分,又发了客栈员工的工资,辞退了他们,一圈下来,兜里只剩下了两三千块钱。她已经没有办法再找朋友借钱了,如果去打工,她不知道哪里能够提供每个月三万元工资的工作。

    张洁的儿子原本在一家国际幼儿园上学,每年学费2万多。客栈关停后,她把儿子停了学,送到妹妹家寄养了两个月,“一个是我心情状态不好,另外一个是确实确实没钱。”后来她把孩子转到了当地一所幼儿园,学费只要2千,即便这样,她也是赊了两个月才交上了学费。

    各种未经证实的消息总是在挑动敏感的神经。双廊的一位客栈老板说,他们曾经得到消息,说春节的时候有些客栈接到通知说可以开业,可最后“经过研究又不能开业”,“现在大家还有一种想法,就是干脆你们,不管谁来打造(特色小镇),把我们都收购了吧,给我们钱,我们走人了,把我们的投资,盖房子的钱赔给我们,我们不玩了。”小道消息在缺乏官方信息的空间里游走发酵着,有人说6月可以开业,有人说又得拖,还有人说可能客栈会被拆掉。

    “所谓的迷茫、低落、消沉,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给我们。现在也是这样,没有一个明确的东西,这是最可怕的。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干嘛,我的卫生不好吗?我消防不对吗?我的房子超高吗?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我,那就等着吧,这是最难熬的。”一位客栈主说:“这就是判了死刑不枪毙,这段时间最痛苦。”

    有些人干脆寄托神佛。客栈关停后,无为寺开了几次课程,一期10天到15天。有客栈主约张洁一块去听方丈讲经,开脱烦恼。她报了名,但急着还债,最后也没去成。

    破局

    2015年7月,来自北京的大刘接手了洱海边的一家二线海景客栈。算上装修,大刘前后投入了150万。客栈2016年暑期正式营业,12月份就因为证照不齐被政府关停。他回去着手办理证件,却没想到4月10号洱海边的“集体关停”。 客栈关停后,大刘开始转型卖大理特产。两岁的爱犬哈利曾经在客栈里生活,现在被大刘带到公司里,每天陪着他一起“办公”。 距离客栈几公里外的公司里,大刘熟练地包装待发走的货物。 客栈如今变成了大刘“自个儿睡觉的地方”。他每天7点起床,到公司上班,接订单、发货、跟客栈老板谈生意,天擦黑时再回客栈做饭、睡觉,回到了曾经在北京上班的生活节奏。客栈关停政策出台后,大理游客数量骤减。马久邑海边,商贩摆起的拍照道具乏人问津。才村码头附近,一家酒吧的经营者龙哥跟朋友在酒吧里唱歌。曾经座无虚席的酒吧如今成了客栈老板们自己的俱乐部,驻唱歌手走了,也没有客人来喝酒了,只有帕灯的色彩不曾改变。“公司——客栈”两点一线的生活平淡地让人疲倦,游客骤减的大背景下,大刘对未来也很迷茫。

    没有人精心打理的客栈迅速荒废,花草枯萎,桌椅上落满了灰,可是主人已经顾不上它们了。复业迟迟没有消息,人们必须自寻生路。

    张洁在客栈里闷了一个月,用之前的积蓄还了4月的钱。到了5月,她觉得还是得找点事做。昆明的朋友在郊区找了块地,想要做点旅游相关的,觉得她有做民宿的经验,便请她到昆明帮忙策划,写方案。她在昆明做了一个多月,最后被踢出局,对方给了她两三万作为酬劳,她只能又回大理。

    院子里有些花枯死了,藤蔓植物疯了似地生长。她把行李放下,打算再也不走了。

    之后,她在朋友圈里卖画,城里学生放寒暑假,她又开始教学生画画,收些不算低廉的学费。她带着学生去红河州农村,和当地的农村学生一块画。她又向银行借了笔分期贷款,加上收的学费,卖画的钱,“踮着脚七凑八凑”,在2018年1月还完了每个月三万的贷款。可即便这样,车贷加上之前的分期贷款,她每个月还有六七千要还。

    张洁喜欢画画,以前开客栈的时候,就会帮客人拍照片,画成手绘,编成小册子。客栈关了,可她还是想做这样的事。2017年12月,她就开始筹备做爱情故事绘本。有朋友指点她,可以跟其他开业的客栈合作,不仅限于大理。于是这又是一次创业,她需要重新考虑成本,盈利模式,商业平台,组建团队。

    大刘说自己是个生意人,颓废了没几天就开始想新出路。他的客栈在2016年底就关停了,因为缺了营业执照,当时这个证件正在办理。几十家因此被关停的客栈去跟政府协商,得到的答复是“那就等着去办证”。他们便回去等着办证,却遭遇了4月10日的全体关停。客栈没了生意,他就每天在电脑上写商业方案,倒也不是为了立刻能执行,而是让自己忙起来。他想过做大学生义工的平台、租车服务、一日游服务,最后选择卖大理特产。

    按他的话来说,生意人倒不太怕客栈关停,政策风险也是风险,生意人有抗风险能力,“我可以卖特产,我可以搞旅游,我可以出地摊,对于我们来说,一开始创业就干过这个,翻过来重新干这个。我觉得也很正常,因为我就是这样的人。”

    “最痛苦的什么呢?就是一些工薪一族,老师,医生,或者说拿父母钱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抗风险能力。这些人来做客栈的时候,就完全为了兴趣,为了爱好,为了情怀,最后可能损失最大的人就是他们。”

    老廖曾经试过当滴滴司机,开面包车,接送客人。第一单送一群客人去双廊古镇,他在路上跟客人们聊天,高兴得很,回来跟眉姐说,慢慢会好的。那天他收入一百多。但做了一段时间,生意还是不好做。他后来又开始做直播,对着手机说上好几个小时,有时候有新店开门,请他去做直播,也会给上一些费用。眉姐取笑他,说直播现在能火的都是小姑娘小伙子,你都40多了。这条路也没走通,老廖也没怎么直播过了。

    他后来跟着朋友去越南、泰国,找点机会,打点工,来偿还江西老家银行30多万的贷款,以及负担两个上高中的子女的学费生活费。他漂在国外,眉姐就在客栈呆着。有天晚上风太大了,呜呜呜吹得玻璃响,偌大的客栈只有眉姐一个人,她害怕,就给老廖发微信。老廖安慰她,没什么可怕的。

    生活

    为了维持生计,偿还债务,张洁和朋友不断寻找新的出路。2018年1月,张洁和合伙人一起驱车前往昆明洽谈项目,汽车上张洁若有所思,对未来充满了期待和担忧。 张洁喜欢画画,开客栈的时候就想把客人的情感故事写下来,画出来,如今客栈关停近一年,她和朋友一起把劲儿用在了这件事上。她招募了属于自己的团队,准备开始新的创业项目。 客栈关停后,张洁退掉了儿子原本上的每学期2万的私立幼儿园,改上一所收费2000元的幼儿园。 现在,儿子是张洁唯一的精神支柱。母子两抽空到苍山寂照庵拜佛,“想去烧香许愿,就求我和儿子不要生病了,身体太重要了。”客栈关停后,张洁逐渐意识到,有些烦恼,只有通过宗教和哲学的层面才能开脱。墙壁上的画搁置了一年。客栈关停后,张洁没了心思,墙上这棵没画完的树便成了烂尾工程。一年过去,张洁慢慢找到了一些新的出路,客栈成了她和朋友一起工作的场所,她心里也期盼着6月客栈能正常复业。3月24日,张洁开始补画搁置已久的墙体。2018年3月底,为了让自己进入一个积极的生活状态,张洁恢复了早起跑步的习惯。每天上午7点起床,在村子新修的水泥马路上晨跑半个小时,回来做早饭,然后送儿子去幼儿园上学。 张洁从花鸟市场买回500块的玛格丽特种在客栈外的苗圃里。“心里面已经一片荒凉了,不能再剥夺自己喜欢美的权利,日子不能跟着一起荒凉,那样太没救了。”和儿子并肩站在洱海边,张洁说她曾被数次问起是否后悔开客栈,她的答案是“爱洱海爱得很疼,但从来没有后悔过”。

    2018年3月的张洁忙着组建自己的写作团队,面试来到大理的年轻人。有位四川美院的人投简历,她高兴,觉得对方水平很好,转头又开始担心,自己开出的薪水不够有吸引力。她在一家招聘网站放了招聘启事。网站销售给她打电话,说可以提供招聘方案,一年5680元。她思考了一下,还是拒绝了,“收费的话,我们就不考虑了。”

    她每天早晚接送儿子,白天就坐在画桌前,对着电脑和手机,安排文字和绘画团队工作,编辑已经交来的画稿,很长时间没有转头去看窗外的洱海了。

    要说有成就感的事,其实也有。2017年8月,她帮一个云南红河州的农民接了假肢。

    客栈关停前,张洁带着学生去红河州农村写生,认识了这个农民。他的腿断了四十天,治疗花了4万,新农合医疗报销不了,这是他所有的积蓄了,他还有个上小学的孩子要养。那时张洁的客栈还在经营,正做得风生水起,她觉得自己“是个人物”,拍拍胸脯就把接假肢的事包了。

    关停后的暑假,张洁又带着学生去那写生。他来找她,“张老师,我的腿不疼了,可以(接假肢)了。”张洁觉得心里难过,那时客栈已经关了,收入来源也断了。她就把以前画的画复制印了,装上画框,在朋友圈义卖,一百一张。就这么卖,一个多月就凑够了三万九,刚好够假肢的费用。她开车带着那个农民去了昆明,还给他买了一双新鞋。

    2018年2月,她又带着学生去,那个农民已经可以下地干活了。他给张洁煮了一锅猪肉,喝了些酒,跟几个邻居吹牛:“我腿没有接好之前,我只能做一个坐井观天的人;腿接好了之后,我再也不是坐井观天的人了。”

    张洁哈哈大笑:“还会用个坐井观天,挺好的嘛,还懂个成语。”

    每周周末,张洁就在画桌前画画,录一期教学视频,上传到自己的公众号里。公众号不大,几千个粉丝,学画画的人却来自天南海北,还有在英国的。有个粉丝在后台给她留言,这是个电器店老板。他说自从开始看她的教学视频,他们全家每周末就会关店,带着孩子一块学画画。

    张洁说这种幸福感是跟开客栈时完全不一样的,“客栈关停,差了那么多债,我奋斗了半生,却是一个债务连连的废物,真的,我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废物。但是呢,另外一个方面就,比如我现在的网络教学课,每年去村里面带的那些孩子,我从他们的眼光里边,从网络课学生给我的评语里边,能够感觉到我还是一个有用的人。”

    洱海边的人们正在寻找自己的意义,不仅仅只是为了解决生计。

    眉姐考虑去大理古城找个工作,结婚前,她曾在工商银行工作了7年,现在依旧熟练掌握老式银行柜员数钱的技巧。她厌倦了每天在空无一人的客栈里无所事事的生活。

    虹姐加入了一个年轻人的客栈学院团队。客栈关停后,人太闲,她就去这个学院做学员。后来她开始做讲师。因为以前在企业里有做人力资源管理的经历,今年3月,她被选为新一届院长。她觉得开心,因为能尝试新的东西,“纯养老你还是觉得有点难过的,我不是那么太老,就在闲暇之余遛遛狗,但不会把遛狗当成生活主旋律。我觉得和年轻人在一起挺好的。”

    大刘恢复了7点起床的生物钟,就像他还在北京做生意时一样。他每天到自家的特产公司里上班,接网上订单,发货,跟客栈老板谈生意,再一个人回客栈,吃饭,睡觉。开客栈那年,他养了条哈士奇。他在桌前工作,狗就在他身边,有时狗嗷呜呜叫着,大刘就扭头跟狗说话。

    还有人回到了北上广,继续自己原来的工作。浙江、贵州、广西向客栈老板们抛出了橄榄枝,有人带着资金去寻找新的商机,寻找新的大理。

    2018年3月14日,距离客栈关停一周年还有27天,张洁去花鸟市场买花,还是粉色与玫红色的法兰西菊。以前客栈开业时,她每个月都要去买花,卖花的人早已认识她。这次她去,两个卖花的老板娘都跟她说,你挑吧,给你的肯定是最低价。

    “为什么?”张洁问。

    “天天关注你朋友圈,你还帮助那些孩子啊。”

    市价10块一盆的法兰西菊,卖给张洁8块。她买了五百块的花,搬回了客栈,种在客栈门前,洱海边。“心里面已经一片荒凉了,如果再把日子过的也是一片荒凉的话,那就太没救了。”她说。

    (应采访对象要求,张洁为化名)

    统筹 | 焦旸 文字 | 许晔摄影 | 郝文辉视频 | 黄志鹏设计 | 彭奥制作 | 折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