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之前，前面党小组的成员多一些。据说，总理办公室人最多的时候有二十几个，分为文教、财经、外事、机要等几个组，有办公室主任、副主任。后来，因为毛主席对秘书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认为“有的干部，秘书一大堆，秘书多了会误事”。周总理听了这个话以后，从50年代末开始，带头减少自己的秘书。到我去的时候，总理的秘书大部分已经分散到其他单位工作，或被抽去“支工”、“支左”，最后，只剩下孙岳、钱嘉东和张作文三个人了，再加上邓大姐的秘书赵炜。总理办公室人员精简后，1965年，办公室的名称也改成“总理值班室”。我到西花厅一个多月，孙岳同志也“支工”去了。后来，张作文生了病，休息了一段时间，便没再到西花厅上班，也去“支左”。又过了一段时间，去“支左”的赵茂峰因为身体不好，难以坚持“支左”工作，就又回到了西花厅。开始，他主要是养病，后来一面养病，一面担负给总理查找资料等工作。有时遇到钱嘉东还没上班，我又要跟总理出去，值班室没人的时候，就由赵茂峰来替班。赵茂峰和赵炜是夫妻，他工作认真细致，一丝不苟，言语不多，为人憨厚，很容易相处。从秘书这个方面来讲，钱嘉东、赵茂峰和我三个人最后把总理他老人家送走，我们一直坚持到1976年11月，把文件清理完毕，总理值班室工作彻底结束，才离开了西花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按照分工，钱嘉东主要负责外事、安全和宣传、港台等方面的工作。我接替张作文的工作，主要负责党、政、军、群等方面。也可以说一个外交，一个内政吧。

在时间上，钱嘉东主要是值夜班。吃过晚饭后上班，到第二天上午8时交班。我从早上8时接班，晚饭后交班。不过实际上，我们交班后并不马上离开办公室，一般情况下，钱嘉东交完班，再处理完需要办的事情，就9点多了，回家睡几个小时，下午晚饭前就又回到办公室。总理夜间事情多，白天来的外交方面的文电钱嘉东都要先看一遍。后来总理的作息时间没有规律了，钱嘉东值班的时候，即使能躺一会儿，也是合衣而卧，难得踏实睡一觉。成年累月，天天如此。我吃过晚饭交班后，也不离开，一般要到11点钟吃完夜餐，才回去睡觉。这也是为了及时办理总理在家办公时交代的事情。而且，1975年3月前，我在北京没有家，就住在西花厅，所谓下班，就是从办公室到另一间屋子睡觉而已。

总理对秘书的分工非常清楚，也非常严格。只要事情不急，谁负责的事，就交给谁办，谁管的文件，就由谁处理。当然，遇上紧急的事情，不论是哪个秘书的分工，谁值班就由谁办理，办完后我们再互相通气。

后面的小组由卫士张树迎、高振普，司机杨金明、服务员高云秀、炊事员桂焕云、姚德林、安振常等人先后组成。后来桂师傅年纪大了，他的徒弟林清也来西花厅工作了一段时间。大姐的司机王炳文和服务员霍爱梅等人，也属于这个小组。张树迎是1951年开始跟随总理的一个老同志，事业心强，工作认真，勤勤恳恳，细心周到，言语不多，反应机敏。杨金明除驾驶技术好以外，还是西花厅最勤快的人，打夜餐、擦窗台……只要有时间，从不间断；高云秀做得一手好针线，总理、大姐的衣服，缝缝补补，飞针走线，大多出于她之手；桂师傅是在我们工作人员中年龄最大的，身体很胖，给总理、大姐做饭多年，我有几次深更半夜把他从熟睡中叫醒，他也是乐呵呵的。他给我讲起过开国大典前，在中南海瀛台举行第一次大型国宴，厨师长就是桂师傅，他提出的菜谱，经各级领导审核，最后得到总理的批准。这是老人家最得意的事，每当他给我讲起这件事的时候，脸上都会不时露出那种独有的骄傲和得意的笑容。

当时总理的保健医生是卞志强和张佐良。保健护士是许奉生、张心莉和王星明，刘心莲做过大姐一段时间的保健护士。这几位同志平时与我们接触多一些。我在西花厅工作的那几年，还有一些同志来做过警卫、服务和医护工作，但都是临时替一下班，时间不太长。

1974年，杨德中被调离中央警卫局，到陕西省咸阳军分区任第二政委。离京前，总理同他谈了几个小时的话。此后，就由张树迎代理西花厅党支部书记，直到总理去世。

西花厅的活动，一般都由党支部组织，平时主要是组织学习，也包括一些行政方面的事务。最后，总理的骨灰送上天空，撒向大地，也是遵照大姐的交代，由张树迎、高振普这两位保卫、照顾总理多年的卫士代表党支部执行的。

这是一个特殊的支部，也是一个特殊的集体。西花厅是这个集体所有成员共同的“家”。有的同志的婚礼是在这个“家”举行的；有的同志的孩子是总理和大姐在这个“家”里看着长大的。1975年1月31日中午12点，我们秘书最后一次见到总理，他老人家和我们说的话里就有一句“问家里同志好”。西花厅的海棠开了一年又一年，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它的良好作风却一直传承并不断光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