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13日，中国体育代表团在美国普莱西德湖第13届冬奥会开幕式上入场。

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通过决议，恢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基拉宁主席（左）向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宋中（右）表示祝贺。

赫尔辛基奥运会后，又经过多次交涉，1954年5月，国际奥委会雅典全会以23票对21票通过决议，承认中华全国体育总会代表中国奥委会，台湾宣布退出国际奥委会。但是，国际奥委会主席美国人布伦戴奇未经全会讨论，悄然地把台湾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入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名单里。其后一些国际单项体育组织也仿效此做法。

为了表明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严正立场，1958年8月19日，中国断绝了与国际奥委会的关系，并陆续退出十余个国际单项体育组织。此后长达20年时间里，中国仅在国际乒联、国际滑冰联等少数几个国际体育组织中保留会籍。何振梁夫人、《人民日报》资深记者梁丽娟在为何振梁撰写的传记《五环之路》一书中写道:"偌大的中国在亚洲屹立了几千年，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20年时间里，她却被排斥在亚洲的体育之外。这令人难以接受和理解。"

1955年，因表现出优秀的语言技能和政治素质，何振梁被贺龙副总理亲自"点将"调入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从此开始了他长达20余年在国际体育界为争取维护中国合法权利而斗争的历程。"整个过程，直到1979年，跟国际奥委会打交道，我是造他们反的。要维护我们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们想搞'一中一台'，我们坚决反对。"这位后来的国际奥委会第一副主席严肃地说。

不仅是国际体坛，新中国成立初，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也长期将中华人民共和国拒之门外。1971年10月，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合法权利，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次年，爱尔兰人基拉宁当选新一任国际奥委会主席，结束了"甚至比美国还要亲台"的布伦戴奇时代。这些都为中国重返国际奥委会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论是中国还是国际奥委会，恢复中国在奥林匹克运动中的合法席位都更加紧迫地提上了议程。占世界人口1/4的中国不能也不应该被排除在以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为宗旨的国际奥林匹克之外。

1979年是中国奥运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这年元旦，中美正式建交，美国宣布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结束同台湾的"外交关系"。同日，全国人大委员长叶剑英元帅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倡议通过商谈结束两岸对峙状态，呼吁两岸尽早实现"三通"。

"整个形势和对台方针变了，随之而来的是，体育界也在考量非政府组织怎样调整政策。"何振梁说，"过去，我们表示，可以允许台湾运动员参赛，但是要参加我们的选拔赛，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现在，我们允许它以地区的名义单独参加，但是名称呀、仪式呀都要合适。"

1979年4月6日，在乌拉圭首都蒙得维的亚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81次全会上，列席会议的中国奥委会主席宋中代表中国宣读声明，由何振梁用中文回答提问，楼大鹏译成英文。在那次后来被人们称为"舌战群儒"的会议上，面对先后达15人次、持不同态度的委员的提问，特别是一部分对新中国怀有排斥情绪乃至敌对立场的提问，何振梁始终态度平和而原则坚定地阐明了中国的立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即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奥委会为唯一代表全中国的国家奥委会；考虑到台湾地区当时的状况，以及台湾同胞也希望参加奥运会的愿望，作为一项临时措施，恢复中国奥委会席位后，可以特许台湾地区体育组织以"中国台湾奥委会"的名称作为地区机构参加，前提是不得冠以一切有关所谓"中华民国"的象征。

尽管那次全会没能最终通过期望的决议，但是，中国提出积极的解决方案和不卑不亢的态度，赢得了委员们的尊敬，也争取到了更多支持。经过持续的冲刺努力，1979年10月25日，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在日本名古屋会议上以压倒多数通过决议，承认中国奥委会的合法席位，允许台湾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称参加，"使用有别于目前使用的歌、旗和会徽，并须经国际奥委会执委会的批准。"

这个后来被称为"奥运模式"的《名古屋决议》，是中国奥运史上一次意义深远的胜利。同年11月，国内外体育界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邓小平、邓颖超等中央领导人出席。邓颖超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深情地说:"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全面登上了世界体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