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中华工商时报报道，中国经济的崛起，正在对未来世界政治和外交新格局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上周四，华盛顿和布鲁塞尔举行了一次题为“界定欧洲联盟－中国－美国政策三角”的卫星电视讨论会，欧盟和美国如何应对与中国的三角关系、欧盟和美国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应当考虑哪些重要问题，成为大家热议的话题。

从毛时代中国开始有新的发展

欧盟关注中国贫富悬殊问题

欧洲联盟负责亚洲和美洲事务的对外关系部副总干事厄维·儒昂让说，欧洲联盟如今跟中国经济关系密切，因此不得不关注跟中国在许多问题上的和谐。他说，欧洲联盟关注中国的贫富悬殊问题，关注中国的执政党共产党的问题，因为这些问题假如处理不好，中国社会发生动荡，会给欧洲国家带来消极的影响。

既有和谐也有不和谐

欧洲联盟负责亚洲和美洲事务的对外关系部副总干事厄维·儒昂让说，在环境政策方面，中国和欧洲联盟有广泛的合作共识，在对外政策方面，中国跟欧盟则有和谐，也有不和谐的地方。

欧洲委员会贸易总干事大卫·奥沙利文认为，在通过对中国开放市场、促成中国的经济转变、政治转变方面，欧洲和美国都面临一个微妙的难题：

奥沙利文说：“在这方面，我们跟美国有有一些相似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对中国做到恰如其分，一方面保持足够的灵活性，保持我们的市场对中国开放，保持世界贸易体系继续运转，让中国像过去一样能够让人民摆脱贫困，发展出中产阶级；而与此同时，又能处理好随之而来的政治问题，也就是厄维·儒昂让刚才所提到的那些大问题，即中国如何从目前的政治结构转变为多元。”

美国欧盟在台湾问题上有差异

总部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中国研究布主任季北慈(Bates Gill)认为，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美国和欧洲在看待中国的思路上有很多差异，如欧洲对台湾问题不是那么关切，因为欧洲对台湾没有安全承诺，而美国有承诺，因此对台湾问题为更关心。由于这样的认识差异，美国和欧洲早些时候围绕欧洲联盟计划解除对中国的武器禁运的问题发生了一次不大不小的外交危机。

但是，冀北慈认为，总起来说，欧洲跟美国在对中国的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多于分歧。他说：“因为美国和欧洲彼此之间更经常地、更有效地进行沟通。因此，就更加需要像今天这样的对话，因为欧洲和美国更需要彼此合作。我也认为，美国和欧洲不应当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但是欧洲和美国在中国问题上的确有共同的价值观和目标。”

中国的社会问题依然严峻

中国须防止社会矛盾激化

德国前总理施密特在汉堡作有关中国的报告。当主持人提问他，中国经济快速发展是否会有风险时，他表示，中国领导人能审时度势，如有危险是来自党内忽视民情，造成社会矛盾激化。

他在报告中，请西方不要用自己的尺度来要求中国，更不要以西方现在的眼光来衡量世界。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当中国人开始使用文字时，西方人还只是游牧人，连农业还没有。中国有自己看问题的方法，这几千年来中国的发展有序，只是过去200年来，遭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干扰，内部发生战争，社会呈现乱象，现在终于回到轨道。

他认为，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孔孟占据了主导地位。中国有自己的治国理念，不需要只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和实现民主也不过才几十年的德国来指手划脚。德国历届领导人、包括他在内，从没有向中国提出人权问题。这次默克尔总理第一次到中国，就提出了人权问题。他希望，西方人不要把自己估得太高。

他认为，中国外汇储备世界第一，没必要为此骄傲。这不见得是一个好现象。它只不过是一张纸、一个数字，一旦美元大幅下降，损失会很惨重。德国在1970和80年代经济强盛时，从来都没有高额的外汇储备。

再者，中国到海外投资时，千万要有策略。花钱买汽油和天然气无可厚非，但不要到处收购工厂和房地产。日本人在1980年代之所以受西方国家的排斥，就是因为到处投资，令人担忧。中国应该把更多资金，投入到本国教育和文化领域的基本建设上。

谈到文化和教育时，他认为中国的教育质量太差了，文化大革命可能是因素之一。几年前他在中国同一些年轻人谈话，他们竟对日本军国主义者在南京的大屠杀一无所知。现在中国有钱了，应该加强中小学校的教学力度和培养师资。

谈到全球国家领导人的条件时，他认为领导人必须懂得经济。中国懂得经济的是邓小平和朱镕基。在中国大陆转型时期，经济政策上出现偏差是很自然的，不能全部怪罪到某些人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