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句丽兴起之始，为汉玄菟郡所辖一隅，贵族的服饰在汉政权领取，受汉文化的长期影响可想而知。尤其是贵族，受汉文化的教育和影响更非同一般。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明王所作《黄鸟歌》："翩翩黄鸟，雌雄相依，念我之独，谁其与归。"便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高句丽贵族受汉文化教育之一斑。

高句丽正规教育部门出现的记载，可从史籍中看出，公元372年（高句丽小兽林王二年）夏六月，"秦王荷坚遣使及浮屠顺道，送佛像经文。王遣使回谢，以贡方物。立大学，教育子弟。"

据《翰苑·蕾夷部·高句丽》援引《高丽记》载，高句丽"又有国子博士、大学士、舍人、通事、典客，皆以小兄以上为之。"这说明高句丽曾有国子学之设。另据《三国史记》卷二十，高句丽本纪第八，婴阳王十一年（6oo）条载："诏太学博士李文真，约古史为《新纪》五卷。国初，始用文字时，有人记事一百卷，名曰《留记》，自是删修。。"此条又说明高句丽亦曾有大学之设。

据史载，所谓太学，系中原王朝在京城设立的学校，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124年）始置。国子学亦为武帝初期设置。所谓国子，系指太子、王子、诸侯、公卿、大夫等统治阶级子弟。不言自明，国子学的学员身份地位比太学要高。纵观国史，在许多朝代国子学。大学或并行或单行，无一定之规。

高句丽好太王至长寿王时期，国家体制日趋完善，在高句丽出现国子学和大学并行局面完全可能。这两所正规教育部门的建立，显然是效仿中原教育，或前秦。东晋之结果。

因为高句丽无自己文字，采用汉字记录事情，所以建立正规学校后学习的书籍均为儒家经典，教学方法亦由中原引进。学习的教科书为"五经、三史、三国志、晋阳秋"。所谓"五经"，系指儒家基本经典：诗、书、礼、易、春秋。所谓"三史"系指《史记》、《汉书》、《东观汉记》，而《东观汉记》后被《后汉书》取代。《晋阳秋》原名《晋春秋》，东晋孙盛撰。全书共32卷，记载西晋至东晋哀帝之史。据《晋书·孙盛传》，书成后，桓温不满，孙盛将此书藏于辽东慕容携处。后不知何因传入高句丽。

高句丽国子学和太学等正规教育部门的建立，对民间影响极大。由是，扃堂（私学）相继应运而生。据《旧唐书·高丽传》载，高句丽"俗爱书播，至于衡门厮养之家，各于街衢造大屋，谓之扃堂。子弟未婚之前，昼夜于此读书。习射。其书有五经及《史记》、《汉书》、范晔《后汉书》、《三国志》、孙盛《晋阳秋》、《玉篇》、《字统》、《字林》，又有《文选》，尤重爱之。"《新唐书·高丽传》亦载：高句丽"人喜学，至穷里厮家，亦相矜勉，衢侧悉构严屋，号扃堂，子弟未婚者曹处，诵经习射。"

上述事实表明，高句丽教育的普及程度很高，无论是统治阶级，还是贫穷百姓，都重视教育。扃堂遍及各城邑和乡间路旁，可谓星罗棋布。尤其在扃堂受教育的百姓子弟，不仅习文，还练武习射。这可能也算是高句丽迅速强大的原因之一。

全民文明程度的提高，当然有利于高句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而汉文化在高句丽的迅速传播，亦成为中原王朝与之联系的纽带，使中原王朝和高句丽之间在思想意识和社会的各方面潜移默化，形成联系。 （来源：集安文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