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是与汉字相联系的并表现汉字的一门艺术。从广义上说来，“书法”的表现形式可以是多种多样的，有的以毛笔写于木角、纸张、墙壁等上者，有刻于龟甲兽骨、金石木牍之上者，有铸于青铜金铁、陶瓦泥砖之上者……

高句丽虽地处东北边陲，但对汉字的使用却是源远流长并达到很高程度的。公元前后在位的高句丽第二代王琉璃王早年时曾对一汉女思念不已，作诗一首以抒其怀：“翩翩黄鸟，雌雌相依。念我之独，谁与其归。”如果不是对汉字的充分熟悉和准确应用是难以写出这样的诗来的。

如此，也便有了高句丽人的书法意识、追求和成就。

最能体现高句丽人书法水平和风格的当数好太王碑了。该碑是公元5世纪初由长寿王莲为其父平安好太王谈德所立的纪功碑。后历经多年风雨岁月，渐渐淹没，不为人知。1877年（光绪三年）7月，奉天怀仕县设洁委员章樾的书启关月山“癖于金石，公余访诸野，获此碑于荒烟漫草中，喜欲狂，手拓数字分赠同好。”可见不是好太王碑的内容而是其书法吸引了发现者。该碑是由6.39米高的一整块角砾凝灰岩稍加修琢而成，略呈方柱形。四面刻以界格，界格内刻写文字，每字均在1分米左右，原文共计约1775字，现存可辩识约1590字左右。

碑文字体众说不一，有谓之汉隶，有谓之分隶，有谓之隶楷之间，有谓之篆隶楷兼有，还有谓之真书。若分析来看，碑文笔画多是以方笔入手，没有精细变化，状若画沙，平直刚劲；在字的结体上多是平肩齐首，大小一致明显不同于篆书圆曲，也少有真书的笔画变化，所以断之为隶书是正确的。只是此隶书没有明显的蚕头燕尾，亦未故布八分，故应定位于古汉隶体较为恰当。

在审美方面，好太王碑亦是值得称道的。首先是以界格分布，避免了因石碑的粗糙高大而带来的虚空的感觉，并且体现了一种整齐的美感。其次是字的大小虽多相同，但字与字之间，特别是相同字之间在笔画的长短、方向、字的繁简形态等方面尽可能地求得变化。

在风格上，清代阮元曾著有《南北书派论》，将魏晋南北朝时的书法用之于“南贴”和“北碑”二派。而好太王碑所显露出的古朴、凝重、粗放、雄浑则富有“北碑”的神态。

令人感到珍奇不已的是在现集安境内的高句丽墓葬中还保留着1500多年之久的墨书题记，即冉牟墓志。此墓志亦以界格分布，自右而左书写，除去标题，正文共79行，每行10字，其中近半数的字已漫漶不清，但其它字，特别是书者的墨笔行走之迹还清晰可辨，历历在目。墓志书写的时间是在好太王死后不久，故与好太王碑是同时代的，字体与隶书体不尽相同。在笔划上，隶书的横划或呈明显的波磔，即明显的蚕头燕尾；或无波磔，只是简单的一横，但它们的基本走向却都是水平的。而冉牟墓的横划多是露锋入笔而藏藏锋收笔，既无一波三折之形，亦无蚕头燕尾之态，而且，基本走向是自左向右上仰斜。隶书的撇捺是左右相背的，呈一明显的“人”字形，笔划均是粗细相同，对应相称的，而冉牟墓志的撇捺是精细不同，不是严格的对称之势。在结字上，隶书一般是平肩齐道，整齐方正，大小划一的，而冉牟墓志则好似信手拈来，或大或小，或收或放，各尽字的真态。另外，隶书一般都是尚扁尚圆的，而墓志则是长方形态。因此墓志不是隶书体，而楷书体，当然也不是好种完全正楷，因为在墓志当中有许多字的笔划不是自为起止的，而是连接起来的，带有行书的韵味。整体看来，墓志的楷书体式是普遍的，占主要地位的，确而言之，冉牟墓志应属行楷书。

冉牟墓志在字的笔划、形态上也注意到变化，富于参差的对比，而界格分布的整而齐之则又产生了明显的“乱”而有序的效果。另外，墓志文字的娟秀、流畅、飞动则体现一种南贴的韵致。

另外我们还可以见到许多高句丽遗留下的铭文砖、铭文瓦当。铭文砖有出土于太王陵的整砖和残砖，整砖铭文是：“愿太王陵安如山固如岳”。文字为模压阳文，属汉隶体，纵向分布于界格当中，古朴中透着秀美。在集安洞沟古墓群麻线墓区千秋墓还出土了“千秋万岁永固”和“保固乾坤相毕”铭文砖。该墓规模为集安墓之冠，时间在将军坟和太王陵之前，应属4世纪时期。文字为模压阳文，也是纵和风吹草动分布于界当中，隶书体中夹杂着篆意，十分古雅。1963年在集安县城修建浴池时出土了一面较完整的瓦当，当面饰有浅浮雕式卷云纹，卷云纹外有一周模压阳文，“太宁四年太岁□□闰月六日己巳造吉保子宜孙”，属于4世纪美川王时的遗物。文字篆隶相杂，随形就势，解剖学称地排列于外周圆中。在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出土有二块铭文瓦当，外缘有一周模压阳文，可惜部分字残，不清，文曰：“丁巳□□□□岁□□□□□□万世太岁在丁巳五月廿日”。时间亦在公元4世纪时，笔划纤柔流畅，有汉晋之风。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泰”字瓦当，即中间乳突上有一阳模“泰”字，四周内向连弧内有个汉字，文曰：“岁□戌年造瓦启记“字体依稀可辨为隶书。解放前在集安还出土一“十谷民造”瓦当残片，连弧内有“十谷民造”四字，弧外有“ ”符号。“民”字如篆迹。其余三字似隶书。

在高句丽文物遗存中还有几方铜印。即“晋高句丽率善邑长”、“晋高句丽率善仟长”、“晋高句丽率善佰长”等。前三方印似为东晋王朝所铸造，由高句丽人所使用的。后一印则应为高句丽人所为，此即为双面印，字体古朴大方，与好太王碑相类。

从以上所述情况来看，高句丽人对汉字的应用体现在生活的许多方面，正是这种对汉字的广泛应用也就必然使高句丽人具备了艺术地表现汉字和艺术地欣赏的能力。由于岁月的久远，我们以知晓在高句丽时期究竟有谁堪称书法大家，这是我们深以为憾的事情！但我们绝不能怀疑高句丽人的书法追求和水平。当然这也更突出地说明了中华民族文化上的融通性和统一性。（来源：集安文物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