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

“九一三事件”后，1971年11月5日，邓小平听了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后，他只对家人说了八个字：“林彪不亡，天理难容！”8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情不自禁地写道：“在传达前，我对林陈反党叛国集团的事一无所知，只是感觉到陈伯达出了问题。对林彪则是非常突然的。所以，在听到林陈集团那些罪该万死的罪恶行动时，感到十分的震惊和愤慨！”信中除了表示坚决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处理林彪反党集团的决定，还汇报了自己两年来在江西的情况，提出：“我个人没有什么要求，只希望有一天还能为党做点工作，当然是做点技术性质的工作，我身体还好，还可以做几年工作后退休。”信中还请毛主席帮助安排好几个孩子。

毛泽东看到这封信后，对汪东兴说：“小平同志的信上讲了，他的事还要汪东兴管！”毛泽东在信封上批示：“印发政治局。他家务事请汪办一下。”

这封信对于邓小平的政治生命具有重大影响。在政治阅历和经验十分丰富的邓小平看来，林彪集团垮台后，毛泽东必然要重新考虑政治格局和人事安排，无疑这是一个重要的时机。历经5年坎坷折磨的邓小平，当然会抓住这个机遇，争取复出，为党、国家和人民再做工作和贡献。

事情的进展如邓小平所预料。林彪集团覆灭后，中央形成了新的工作格局：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方面的工作，由周恩来主持；解放军方面的工作，由叶剑英主持，讨论重大问题时“请总理参加”；“文化大革命”方面的工作，由江青集团把持。当时的基本政治格局是：一方是以周恩来、叶剑英等为代表的老一辈革命家主持党、政、军的工作；一方则以江青等为代表的“文革”势力继续捣乱和破坏。这个互相制衡的人事安排，是毛泽东对林彪集团覆灭后反思的结果。一方面，为了保证党、政、军工作得以继续运行，他必须任用一批老一辈革命家和老干部；另一方面，为了保证“文革”理论和实践得以继续坚持，他又必须任用一批“文革”势力。为此，他着手纠正“文革”中的极“左”思潮和极“左”行为，特别是开始解放“文革”中被打倒的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为他们恢复名誉和恢复工作。

1971年11月14日，周恩来、叶剑英等陪同毛泽东接见参加成都地区座谈会的张国华、梁兴初等同志。毛泽东谈话时为被批判的所谓“二月逆流”平反。他指着叶剑英对大家说：“你们再不要讲他‘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么性质，是他们对付林彪、陈伯达，王(力)、关(锋)、戚(本禹)。”随后，他多次指示，要求纠正对朱德、陈云、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错误处理。他还多次说：“听一面之词，就是不好呢，向同志们做点自我批评。”对被迫害致死的贺龙，他表示：“我看，贺龙同志搞错了，我要负责呢！”

毛泽东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发出了重新起用邓小平的重要信号

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周恩来抓住机遇，大力推进领导干部的“解放”工作，使一大批被关押、被迫害、被打倒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获得平反昭雪和恢复领导工作。这时，毛泽东想到邓小平。1972年1月10日，毛泽东突然出席陈毅追悼会，在陈毅遗像前三鞠躬。他对陈毅夫人张茜说：“陈毅同志是一个好人，是一个好同志。陈毅同志是立了功的。”他还指着在座的周恩来、叶剑英等同志说：“要是林彪的阴谋搞成了，是要把我们这些老人都搞掉的。”在谈话时，毛泽东还提到邓小平，并且把邓小平和时任中共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刘伯承并列为刘、邓，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

1972年8月1日、2日，周恩来在同回国述职的驻外大使和外事单位负责人谈话时，感慨地说：“毛主席参加陈毅同志追悼会，使我们这些老干部，使我们忠于毛主席的人，都很感动。”

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定性”，是他想起用邓小平的一个重要信号。这正是周恩来所期盼的，期待邓小平早日恢复工作，还期待由此带动一大批领导干部早日恢复工作。为此，他当场示意陈毅的亲属，把毛泽东对邓小平问题的“定性”传出去，为邓小平早日“解放”和复出广造舆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一些场合也为邓小平的复出下“毛毛雨”。1972年1月24日，他在接见来京出席新疆工作会议的代表时，当着江青、姚文元等人的面，谈了邓小平。他说：在揭批林彪的过程中，一定不能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林彪这伙人就是要把邓小平搞成敌我矛盾。这不符合主席的意思，毛主席讲邓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这年的4月下旬，邓小平的女儿毛毛送奶奶到天津后，回江西路过北京时，去看王震，受到热情接待。王震郑重地对她说：“毛主席说你爸爸是人民内部矛盾，告诉你爸爸，他的问题一定要解决。我要去找周总理，我也要给毛主席、党中央写信。你爸爸应该出来工作。”并要她赶快回江西，把这些告诉她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