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个美国年轻人说：十里之外，都能呼吸到毛泽东的个性

朱莉·尼克松·艾森豪威尔和她的丈夫戴维·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在加州海边的别墅里度过了圣诞节之后，于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９日抵京。朱莉是尼克松的女儿，戴维是艾森豪威尔的儿子。都是总统的后代。

年轻的夫妇是为其父亲尼克松下个月再次访华打前站而来的，两人拿着尼克松写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在黄镇陪同下，毛泽东于１９７６年元旦到来的时候接见了这两个年轻人。

在寒暄的时候，毛泽东端详着他俩。他向朱莉问候尼克松的健康，说正在等候他再次到这里来见面。朱莉递上了父亲写给毛泽东的信，由担任译员的唐闻生翻译。毛泽东伸手从唐闻生手中将信拿了过来，他竟然能用英语清楚而准确地念出信中的日期：１９７５年１２月２３日。

在听完对信的翻译后，毛泽东对朱莉说：“你坐的沙发就是四年前你父亲坐的那张。”

朱莉拍了拍扶手，环顾了一下这张沙发，就站了起来，对毛泽东说：“主席，我想同戴维换换座位，这样，他就可以说也坐过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座位了。”

毛泽东点了点头，看着这两个可爱的年轻人动作迅速地交换座位，就爽朗地哈哈大笑。

尽管中方的工作人员觉得已经超过了预定见面的时间，一再示意朱莉和戴维，时候不早了。但是，毛泽东却觉得意犹未尽，连连摆手，要这两位美国年轻人再坐一会儿。

当朱莉和戴维打算告辞时，毛泽东把双臂放在沙发的扶手上，对朱莉说：“你父亲来时，我会等着他的。”

当中方陪同领着这两个青年走向门口的时候，毛泽东同他俩一道走了几步。这是他在近来接见外宾时都没有作出过的行动。

毛泽东在同朱莉和戴维握手告别时说：“你们是年轻的，再到中国来访问吧。十年以后它将是了不起的。”

他俩这样写道：“十里之外，就可以呼吸到他的个性。”

适应了平民生活的尼克松接到了再次访问中国的邀请

到了１９７５年秋冬的时候，尼克松已经适应了平民生活了。他已经开始在写回忆录，还精力充沛地不断会客，也恢复了过去那种对国内外大事的关注。

当时，他濒临破产的边缘。在紧缩开支的同时，他要增加收入。像所有卸任总统一样，他也将写回忆录作为获取收入的主要渠道。同时，他又同意电视台对他进行电视采访；过去的水门事件，现在成为收视的卖点，他又获得了一大笔节目播送的版权费。他渐渐地渡过了经济难关。

由于他在总统任内打开了通往中国的大门，而他辞职后美中尚未建交，因此他决定访问中国，为促进美中关系正常化继续努力。

在朱莉和戴维离开中国不到一个月，１９７６年２月６日，新华社播发了一则《公告》，内容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先生和夫人于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１日，即在第一次访问四周年之后，再次访问中国。他们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卸任后的尼克松再次访华的《公告》宣布，立即引起轰动，举世皆惊。观察家们指出，只有毛泽东才会作出这种“谁也想不到的”决定。中美关系再次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迎接尼克松的中国波音专机专程飞抵洛杉矶

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你几乎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有名的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但是，涂有五星红旗标志的中国民航的飞机，你是难得看见的。

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０日这天，一架崭新的中国民航波音７０７型专机负着一个特殊使命，飞抵洛杉矶附近的拉克斯机场。乘着这架专机来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

尼克松在任时，为其前任约翰逊总统安排的待遇是出门旅行可以使用军用飞机，还配有通信设备和医护人员。他也指望福特给他同样的安排。但是，情况并不如他意。他辞职后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飞返加利福尼亚，白宫方面就有人要向他索取费用，这曾很令他生气。

中国方面获悉后，毛泽东同意派中国的专机迎接尼克松。

这架中国刚买的波音７０７型新飞机，与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乘坐的波音７０７型“空军一号”是同一个机型。尼克松心情很佳，对中国用最好的专机来接他感到高兴。

尼克松感到毛泽东已战斗至最后一息了

这几年来，毛泽东一直想与尼克松再见一次面。１９７２年那次他与尼克松的会面，是在他大病中稍有清醒时见的面，当时医疗组从他的身体状况考虑，规定了只见１５分钟。但他在精神亢奋的情况下，一谈就是一个钟头零五分钟。但他觉得谈得尚不够。

１９７４年８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而回到加州的圣克利门蒂的时候，处境是极为尴尬的。他继续保持与尼克松的联系，他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人的内政，中国无意干涉，但是对水门事件中所反映出来的反尼克松观点，他是颇有看法的。他曾不平地说：“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他甚至当着基辛格的面说水门事件是“屁事”。

这次张罗已久的会见是在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３日中午进行的。会谈从上午１１时５０分开始，到下午１时３５分结束，历时１０５分钟。这是毛泽东辞世前最后一次长时间与一个外国客人谈话。

会见结束时，尼克松送给毛泽东一只由已故美国烧瓷大师博姆烧制的瓷天鹅，毛泽东则以茶代酒为他干杯。

尼克松在第一本回忆录《领导者》里，作了这样的记述：

１９７６年我再次到中国访问时，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已经严重恶化了。他的话听起来就像是一些单音字组成的嘟哝声。但是他的思想依然那样敏捷、深邃。我说的话他全能听懂，但是当他想回答时，就说不出来了。他以为翻译听不懂他的话，就不耐烦地抓起笔记本，写出他的论点。看到他的这种情况，我感到十分难受。无论别人怎样看待他，谁也不能否认他已战斗到最后一息了……

震颤性麻痹症的袭击使毛的动作全部僵化了。……在我们会晤结束时，秘书们把他从椅子上扶起来，搀着他陪我走向门口。在电视灯光和摄像机要记录我们最后的握手时，他却推开了助手们，自己站在那里向我们告别。

尼克松又在另一本回忆录里记述道：

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一次严重的中风使他失去将思想化作语言的能力。这位富有领导魅力的共产党领导人曾运用他的革命思想推动了一个国家并改变了这个世界，但他现在却连要一杯水都十分困难……在他刚嘟哝出半个字时，他的脸就憋得通红。他的译员——一个穿着单调的毛制服很有吸引力的女士——试图将他那含糊的话译成英语。毛泽东掌握的英语足以使他明白她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他生气地摇摇头，一把抓过她的笔记本，用中文写下他的话。她大声地用英语念道：“和平是你们惟一的目标吗？”

我没有料到他会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稍稍停顿之后，我答道：“我们应该寻求正义的和平。”

尼克松这次访华，是他辞去总统职务后第一次公开露面。这次访问，令他振作起来了。

文／陈敦德摘自《起航在１９７９——中美建交实录（续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