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文化反思、人才保障，是中国的纪录片“大片崛起”的三大主因。
4月的一个下午，上海时尚地标新天地，香港电影人吴思远开的UME影院（上海最贵的电影院），能容300多人的1号放映厅座无虚席。
影片结束，全体喝彩。总导演出现在大银幕前，在收获鲜花与掌声后，开始接受现场观众提出的问题。
这似乎是国内或港台某部商业大片的首映式。但实际上，这里放映的是一部纪录片，是首届“真实中国·影院计划”的活动现场。
“真实中国·影院计划”由上海文广传媒集团旗下的纪实频道与UME影院共同主办，从2007年4月6日12月21日，逢单周周五下午，UME影院的1号影厅将展映当代中国19位优秀纪录片导演的精彩作品。这些作品包括《圆明园》、《故宫》、《东》、《幼儿园》等。每一场放映后，该片的导演都将亲临现场与观众互动交流。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应启明告诉记者，纪录片进电影院，是中国的纪录片人和文化人士长期以来的梦想。而“真实中国·影院计划”之所以能在今年成行，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两年，国内纪录片中的“大片”，层出不穷，蔚为壮观。
纪录片大片形成规模效应
《故宫》、《圆明园》、《再说长江》、《唐山大地震》、《大国崛起》��就在这一两年的时间里，中国纪录片一扫前些年颓势，以一部又一部的“大片”，在汹涌的娱乐大潮中拼杀出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收视率的飙升、媒体的追捧，让这些纪录片的制作者们难得地享受到明星般的待遇。
这些纪录片的共同特点是“大”：大选题，大手笔，大投入，大制作。它们大多都在央视“航母”背景之下进行创作，不仅思想性、艺术性俱佳，而且通常能收回成本、取得盈利。尤其是央视播出的《大国崛起》，它所掀起的评论热潮，为这几年中国文化界和思想界所罕见。
值得一提的是，央视制作的这些纪录大片已经形成规模效应，影响到地方电视台的制作。北京电视台《记录》栏目制片人陈大立告诉记者，目前他正在制作一部名为《北京》的18集大型纪录片，展示北京建都850年的历史。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几年《故宫》、《大国崛起》的热播和美誉，台里是不会下决心拍《北京》的。
大片崛起背后的模式更替
纪录大片崛起的背后，是纪录片运作方式的变革。
上海纪实频道总监助理干超向记者分析了纪录片的“大片”与“小片”在制作方式上的不同：在过去，纪录片常常喜欢拍摄小人物，而且特别喜欢拍摄生活在边缘状态的小人物。在拍摄家长里短的生活时，纪录片人热衷于对原生态的简单记录，结果游走在孤芳自赏的心态里不能自拔。另外，由于对人物的拍摄往往采用长期跟拍的形式，因此极易落入被动的创作状态。这样一来，纪录片“小片”的制作往往投资大（不单单是金钱上的）、周期长、市场风险高。
“大片”则不同。如今各个电视台在拍摄纪录大片时，采取的往往是项目的模式。电视台当年就规划第二年的生产量，对片子的投入和回收早就算过一笔账；在这种情况下，尽管拍摄“大片”的前期资金投入较多，但后期市场风险较小。制作者的目标是让尽量多的观众观看他们的影片，因此特别注重内容的大众性和运作的市场化。另外，由于“大片”多为历史题材，制作者还可以在片中采取各种各样的先进影像技术，比如真实再现、三维动画、讲故事等，让“大片”的可看性大大加强。
对“大片”的界定有待讨论
但也有专家指出，目前中国纪录片界对于“大片”的界定过于狭隘。
曾执导过《毛泽东》、《新中国大阅兵》等纪录片的著名导演褚嘉骅认为，纪录片人对于“大片”的理解应该宽泛些，不要一听“大片”就想到大投资、大制作。“只要承担起对民族、国家、文化积极作用的节目，都应该算是大片”。比如上海纪实频道的《大师》，以更为睿智的视角和博大的人文体验走近先贤大师，这样的片子就是“大片”。
而以拍纪录片起家的中央电视台副台长高峰指出，目前国内纪录片的“大片”往往是人文历史题材的，一旦涉及到科学、自然等题材，我们的落后之处就显示出来了。而事实是，纪录片可拍的题材极为广泛，且任何领域都能出大片。比如，一部反映小生物的纪录片《小宇宙》，就是不折不扣的大片。导演、摄影为拍这部片子花了20年时间，其中，摄影是昆虫学家，而导演是植物学家。和他们一比，目前中国纪录片导演的专业程度和知识储备，还是太“穷”了。
中国纪录片“三剑客”谈“大片”
《大国崛起》总编导任学安、《故宫》总导演周兵、《圆明园》导演金铁木，是目前中国纪录片界最活跃的三位“大片”导演，被人们戏称为中国纪录片“三剑客”。在他们眼里，中国纪录大片的走向如何？他们对自己拍出“大片”有怎样的评价？对自己将来的作品有怎样的期许？
“电影大片没做到的，我们来做”
任学安
中央电视台经济频道节目副总监、《大国崛起》总制片人。
我对技术不太敏感，更注重的还是纪录片的思想性。《大国崛起》为什么被人说成是“大片”？我想主要是因为它的内容而不是形式。在影片制作过程中，我把注意力放在它所表达的思想上，希望它能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科学理性的思考方式，而不是救世良方——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良方。理性的思考，对文化的尊重，对差异的承认，这些是这部片子的关键词。总的来说，我注重片子的功能性和目的性，希望它能传递一种智慧，在乎它对一个人的影响。
《大国崛起》是中国电视人第一次用影像梳理500年世界现代历史，也是中国人第一次透过大众传媒观看500年世界大国风云变幻。我们力图用12集电视片构建一个窗口，通过它发现世界的坐标，寻看坐标中的大国并思考自身在其中的位置。我要拍的“大片”，就是这样的。
我很骄傲，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举世瞩目的不争现实，作为处在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电视人，我有幸赶上一个大时代。不客气地说，那些电影大片让我很失望。它们的通病是形式大于内容，缺少人文气质，对传统文化的理解不够深入。电影大片没做到的，我们来做。我希望，中国的纪录片，能让中国文化昂首挺胸地站立在全世界的目光下，我们要拍出它自信、灿烂、阳光的一面。
“整个世界好像都需要中国纪录片”
周平
中央电视台新闻中心新闻评论部特别节目组制片人，百集大型系列纪录片《故宫》总编导，现正忙于制作大型纪录片《敦煌》。
在我看来，纪录片在这两年的“大片崛起”，与其说是“偶然”，毋宁说是“必然”；经济发展、文化反思、人才保障，是三大主因。
首先，这是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体现。如果没有中国经济在这些年的快速成长，就不会有对纪录大片的大投入。而经济崛起所带动的文化反思，是纪录片大片成批量出现的精神土壤。另外，我们不要忘记，中国对于纪录片人才的教育和培养已经进行了20年。如今，我们对于纪录片的技术和手段都已纯熟掌握；我们对于文化内容的把握和再传播的运用，也有足够自信，我们甚至已经有了自觉和独立的方法和理念。这一切，为今天的“大片崛起”提供了理念、手法、技术等多方面的保障。
而这一切才刚刚开始。由于工作关系，我和国外的纪录片界人士多有接触。我发现，整个世界——特别是美国、欧洲、日本——对中国纪录片的需求非常大。我们的作品不但要面对中国人，还要面对这个世界上不同文化背景、不同种族、不同信仰的人群。而就国内的情况来说，我个人以为，中国的老百姓一度被大众媒体上娱乐化、庸俗化的浪潮影响了若干年。但伴随着这一浪潮的逐渐消退，伴随着中国的电视剧进入一个相对理性的正常期，媒介正为纪录片腾出广阔的空间。眼下，正是我们可以大展身手的时候。
舞台已经铺好。问题在于：我们能不能拿出令人满意的作品？
“国内的纪录片市场还很单薄脆弱”
金铁木
中央电视台著名导演，作品有大型纪录片《复活的军团》，大型数字电影《圆明园》，现正忙于大型纪录片《玄奘之路》的后期制作。
前些天，我回了趟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我的几个老同学都问我，你这些年在忙什么呢？我说拍纪录片。他们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我，半晌又说，怎么没听说你有什么作品。我只好一脸严肃地说，我是个著名的纪录片导演。
你别笑，这是真事。在国内拍纪录片，真是挺惨的。我做这一行做了大概有七八年，也算拍出了两部有点名气的片子，但我很有可能以后不会再做纪录片了。我的梦想是：中国的市场能够养活我们这些做纪录片的人。
虽然我拍的那几部片子都是赚钱的，但那些成本的“回收”都非常具有中国特色。简单地说，就是央视投资，央视播出，央视吸引广告。在央视的体制之外，中国的市场能不能养活纪录片人？我现在正在进行这样的尝试。
我现在做的《玄奘之路》，没有花央视一分钱。我们在拍摄过程中尽量少花钱，“用体力控制成本”，我自己开车就开了500多公里，在沙漠、雪地那些地方，一呆就是6个月。就这样玩命地省，拍摄成本也已经接近1000万元了。
当然，如果不走“央视”，我们纪录片还有一条路，就是走海外市场。《复活的军团》就被美国历史频道收购了。但这也不是条康庄大道，就我个人的体验来说，纪录片比故事片更难“国际化”。当初，《复活的军团》被美国人一改，变得面目全非、完全变形。秦始皇成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非常滑稽可笑的人物。在被改编以后的片子里，我们原片中那些很有价值的东西沦为边边角角的胎料。那实在是很悲惨的。我不想这样的命运也发生在“玄奘”身上，但没办法——如果国内的市场收不回成本，我恐怕只能再次在西方的金钱面前低头。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