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特别辩护，开创了中国律师工作的新纪元。
有一种说法：中国新时期的律师历史，或者说中国的法制史是从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开始的。
“文革”时期，检察院被撤销，法院和公安部门被削弱，律师行业被中断。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覆灭后，中国开始重新设置检察院系统，恢复律师业务，加强公安和法院的工作。较短时间内制订出一批重要法律，其中《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成为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案（以下简称“两案”）主犯的法律依据。
1980年11月20日至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依法对“两案”进行公开审判。在这一历史性的审判中，中国律师在“文革”后第一次公开亮相，发挥了辩护律师的独特作用。此举不但在中国大陆影响巨大，也受到了国外多方好评，美国《纽约时报》1980年11月3日发表了题为《审讯“四人帮”可能说明中国司法上的进步��》一文。
20多年过去了，近日，《特别辩护——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辩护纪实》一书由当年担任“两案”辩护人的6位法学界前辈联手推出，第一次从律师角度真实记述这一历史事件。
中国第一问
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第一次审判是从吴法宪开始的。
吴法宪的辩护律师马克昌、周亨元在第一次审判中几乎没有发言，只是聚精会神地听着检察员的指控和审判员的讯问，并记录着被告人的供述。他们互相商量，认为关键问题是吴法宪该不该对“两个一切”（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的反革命后果负责，他为什么提出“两个一切”,当时是否知道这种后果。
经商定，周亨元律师发问：“你把空军大权交给林立果，提出‘两个一切’要求下级执行，是怎么考虑的？林立果利用你给的特权，进行了许多反革命活动，你知道不知道？”吴法宪回答：“我当时相信林彪，死心塌地跟着林彪。我当空军司令也是林彪提出来的，所以林彪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提出让林立果在空军‘指挥一切，调动一切’，是为了讨好林彪。他们搞的那些事情，我确实不知道；当时没有想到造成这样严重的后果。”
这一问一答，可以说是1949年以来，在中国的法庭上，律师第一次发言，第一次提问。
除此之外，在对吴法宪通知江腾蛟到北京接受叶群布置的任务，搜查上海文艺界人士的家的指控上，马克昌等人也提出了疑问。周亨元律师再一次举手要求发言，问吴法宪：“江腾蛟在供词里提到，你亲自打电话要他来北京‘接受一个任务’，那么你到底知不知道叶群叫江腾蛟来北京干什么，接受一个什么任务？”吴法宪回答：“叶群讲了叫江腾蛟来北京‘接受一个秘密任务’我把这话转告了江腾蛟，但是干什么，我确实不知道。”
乘车从法庭返回律师住地的路上，马克昌、周亨元经常一路讨论：吴法宪是说了实话，对周宇驰劫持直升飞机外逃和在上海对文艺界人士抄家他都负有罪责，但对这两件事实本身他都不知道，他究竟该负什么样的罪责呢？
这时候，律师的作用开始显现，最后一次审判中开始了法庭辩论。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律师第一次表达了与法官和公诉人不一样的观点。
1980年12月18日下午，检察员孙树峰对被告人吴法宪的罪行及其原因作了全面的揭露，然后指出：“上述事实充分证明，被告吴法宪积极追随林彪，长期进行篡党、篡国、篡军，祸国殃民。为了保卫社会主义制度，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请法庭依法予以惩处。”
马克昌以辩护人的身份为被告吴法宪提出了3点辩护意见：没有证据能够证明吴法宪参与了策动反革命政变的活动，起诉书指控吴法宪的这一罪行不能成立；吴法宪是“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而不是首犯，在量刑时应与首犯区别对待；吴法宪在接到起诉书后直到开庭审判的过程中，能够认罪、悔罪，并揭发同伙，对此应考虑予以从轻处罚。
马克昌的辩论发言结束的时候，旁听席上有人低声议论：律师还真为吴法宪辩护呢！
事实上，1981年1月25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起诉书指控的吴法宪参与策动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未予以认定，对吴法宪能供认自己的罪行并且揭发他人的表现，以明确的文字予以肯定，最后以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诬告陷害罪三罪并罚，判处吴法宪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5年。
吴法宪对马克昌为他的法庭辩护而感恩戴德，甚至痛哭流涕，他请法警转告辩护律师，他从内心感谢他们在法庭上的辩护发言，不仅他感谢，他的家庭、他的儿女都会感谢。
为两个参与高层政治的文人辩护
律师的“真辩护”在姚文元案上也体现得很明显。
法庭上，被告人姚文元极力为自己狡辩，公愤比较大。但即使如此，辩护律师还是站在委托人的立场，替他辩护。
在对姚文元的最后一次审判中，律师韩学章为姚文元辩护说：“江青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为首者，被告人姚文元是这个反革命集团的主犯之一。需要指出的是，被告人姚文元的某些犯罪活动，是在江青指使下实施的。例如，特别检察厅起诉书第10条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曾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陷周总理、邓小平等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很明显，在这一犯罪活动中，江青应负主要责任，被告人姚文元是密谋参与者之一。根据罪与刑相适应的原则，希望法庭在量刑时予以考虑。”
“关于策动上海武装叛乱问题，根据1980年12月13日法庭调查中出示的证据和证人的证言，已经证明张春桥、王洪文是上海武装叛乱的策动者。被告人姚文元对这一罪行不应负刑事责任。”
律师韩学章发言后，公诉人检察员王文林驳斥说：“事实很清楚，被告人姚文元在辩护中的言论，是玩弄辞藻，花言巧语的狡辩，是拒不认罪的反抗，也是他不珍惜和滥用法律给予的辩护权的表现。”
这时，姚文元的另一位辩护律师说：“庭审调查开始以来，对特别检察厅起诉书指控的罪行，姚文元都作了比较详细的回答，对主要的事实还是承认的，表示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并愿意承担责任，以上情况，请法庭予以考虑。”
辩护律师在此案的作用显然不如吴法宪案，因为姚文元总是以一个“狡猾的角色”出现。但不管怎么说，律师还是给受审者以希望。
在审判陈伯达的最后阶段，辩护律师甘雨霈发言说：“在诬陷、迫害刘少奇这一共同犯罪活动中，陈伯达负有一定罪责，但他的地位和作用不同于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人。”
“被告陈伯达早在1970年庐山会议时就已经被揭露，而此后 ，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还继续进行犯罪活动长达6年之久，相继发生了林彪等人策划谋害毛泽东主席、发动武装政变、叛国外逃，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等策动上海武装叛乱等一系列重大罪行。对这些重大罪行，陈伯达都没有参与，因而不能对这些罪行负责。”
律师的话让公诉人无话可说，也深深触动了陈伯达。他拖着哭腔说：“能从轻处理我吗？我对这场‘文化大革命’并没有准备，没有主见，跟着林彪、江青他们犯了不少错误。不，是犯了罪。从整体看如能平民愤杀掉我也是可以的，但不是救人的办法。我希望给我一条出路。”
江青为何没有辩护律师？
在这场世纪审判中，出庭受审的10人中只有姚文元、陈伯达、吴法宪、李作鹏和江腾蛟5人请了律师出庭辩护，而张春桥、王洪文、黄永胜、邱会作没有请律师出庭辩护，江青虽然在庭审前要求请律师辩护，并且分两次共约见了3位律师，但是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她认为合适的律师。
最初，江青曾主动提出要求史良、刘大杰、周建人等人作她的辩护人。“两案办”认为这些人年事已高，不可能担任辩护工作，向江青介绍了张思之和朱荣华两位律师，江青表示愿意谈谈。
在接触中，江青脾气暴躁，拒不合作，并且总是以轻辱的态度与律师说话，遭到了张思之的严厉驳斥，惹得江青很不高兴，见面之后点名要求换掉张思之。江青见到后来新的律师仍不满意，放弃请律师的权利，要求自我辩护。
对江青共有8次开庭，许多提问，她均以“不知道”和“不记得了”回答。在法庭辩论中，她拒不认罪，说：“我不是为自己辩护，我是为了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为了捍卫亿万人民参加的文化大革命��”“你们逮捕审判我就是丑化毛泽东主席，丑化亿万人民。审判我就会使文化大革命中的红卫兵和红小兵抬不起头来。”审判长多次按铃制止，她执意不听。
20多年过去了，回首往事，马克昌感叹说：“审理这样的重大案件，被告人原则上以有律师为好，有一半的被告人没有请律师，主要的原因出于当时思想认识上的问题以致工作做得不够主动的关系。”马克昌说，案件中的被告人虽然身居高位，却缺乏法律知识，不懂律师的作用与职责，他们生怕请律师辩护，会被认为态度不好，受到重罚。所以，“当时我们应在这方面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使他们对请律师辩护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在事后从律师工作的角度看，应当说，是个历史性的缺陷。”
此外，在马克昌看来，辩护上存在的一些缺陷主要表现在对应当提出辩护的论点没有提出或不敢直接提出。例如，起诉书指控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密谋策划，由王洪文到长沙，向毛主席诬告周恩来、邓小平搞篡权活动，阻挠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对此，律师曾进行研究，认为王、张、江、姚分别是党的政治局常委或委员，他们商议问题，向党的最高领导人陈述意见，尽管内容是对周、邓的诬陷，但在做法上还是符合党的组织原则的，因而不应认为是罪行。尽管有这样的认识，可是律师在为姚文元辩护的时候却没有提出。
或许也正因为这一点，审判结束后，1980年12月27日，张思之和苏惠渔律师去复兴医院会见李作鹏，听取李作鹏对庭审辩护的意见时。李作鹏说：“你们的辩护，好比敲小鼓，可只是敲了个边儿，没敲到中心点上。不过我还是要谢谢你们。”律师听了，心里很不自在，一时却又无言以对。
历史局限
20多年后回望，那场世纪审判因为当时司法体系本身的残破有太多不得已的局限。
从程序公正角度看，当时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一开始采用的就是有罪推定（这也不是单独针对他们制定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立法司法都是有罪推定），辩护组的辩护无法超越此逻辑。而党内政治生活的长期极端不正常、不健全，党在“文革”之前一直存在的斗争哲学，以及党内不同意见斗争的残酷性，都使得适用此罪的国法的界定变得十分模糊。加上这场世纪审判，因当时适用的法律条例本身就带有厚重的意识形态色彩，便不可避免地打上了特殊历史烙印，譬如组织反党、反革命集团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等，今天在中国的法律上已然消失。
但从历史眼光看，毫无疑问，这场世纪审判抒发释放了广大人民群众对“文革”等政治运动的不满，同时也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一个宣泄不满的机会——当时人们并不在乎是否公正，只要“抓起来”的结果。因此，不管法律程序是否科学严密，都足以完成特定时期“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从而也为党群之心走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改革开放铺平道路。
但是，这场审判也促使了中国的领导层和法律界开始认真考虑，恢复建立公正、公开、独立的立法司法制度。其后数十年，全国人大多次推出多项立法，直到1997年首次将未经审判者由原来的罪犯改为犯罪嫌疑人，由有罪推定改为无罪推定，使中国的法律在对犯罪嫌疑人的内涵与外延上第一次做到与国际司法惯例接轨。近年中国大陆反腐不断涉及很多高官，无不是依据法律程序进行，见证了社会之进步。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