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内人士透露，大陆高层正在研究制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方案及其配套措施。

增值税是大陆的主体税种，其收入占到整个税收收入的一半。在企业所得税改革方案已经落定之后，增值税改革成为大陆税制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1994年开始，大陆连续13年的税收增长速度超过GDP增长速度的2倍。2006年税务总局给出的解释，主要归纳为经济增长、物价上涨、区域结构不平衡、产业结构不平衡、征管加强以及进出口贸易这6个因素。6个因素中，征管加强因素对税收增加所起的作用达70%。

据统计，1994年税务局的征收率(实征税收占应征或法定税收的比重)是50%，到了2003年，提升到将近70%。国家税务总局的报告显示，1996年增值税的征收率是45%，2004年提高到85%。

“继续试点”和“全国推广”

在财政支出刚性的现实条件下，大陆财政每年拿出1000多亿元，照单全收增值税转型的成本，显然难以实现。所以，增值税的改革与其他改革无异——从试点开始，从固定资产负担沉重的东北试点开始。试点在装备制造业、石油化工业等8个行业，允许固定资产增值税在购进当年一次抵扣，研究开发费用也可相应抵减税收。

大连新船重工公司在试点中清晰地享受到了好处。在新船重工收尾的1.5到2亿元人民币的项目中，流转税有2300万可以在消项税方面进行抵扣。新船重工在2004年投入2到3个亿的固定资产设备支出。因为新政策，新船重工每年减少折旧300余万元。辽宁省国税局局长董树奎算了一笔账：“一个企业设备投资100元钱，可以节约17元成本，辽宁省每年因为这项政策，八个行业企业投资所得到的实惠大约在80亿元左右。”

鞍钢是辽宁省的第一纳税大户，鞍钢集团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于万源把增值税转型形容为一场及时雨。在鞍钢制定的扩产计划中，鞍钢预计的投资额为150亿元。“增值税转型使我们受益，效益预期也要提高了。” 于万源说。

专家们表示，新一轮税制改革是以减税为特征的。据专家的论证，实施新一轮的税制改革，仅增值税改革、内外资税制并轨、农业税税改这３块涉及的金额就高达３０００多亿元。

东北试点第一年，税收即减少了40亿元。据此推算，有分析认为增值税转型在全国推开后，仅8大行业就可能使财政收入减少400亿元。这一测算在专家中虽有争议，却已然在相当范围内引起了震动，普遍的看法认为，大陆财政难以承受如此巨大的潜在减收风险。增值税转型在大陆推开，对财政的影响为600亿元左右。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大陆处于通货紧缩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相当有限，曾被认为是增值税改革成本较低的良机。种种机缘巧合，这一时机已经错过。2007年，内地税收已创历史纪录，应被看成增值税改革成本支付能力较强的良机。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教授认为，从目前的形势看，“增值税转型改革进一步向全国推开的时机已经基本成熟。”

业内人士透露，大陆高层正在研究制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方案及其配套措施-《关于2006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07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如是提出。预算草案称，2007年将抓紧研究制定全面实施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具体方案及其配套措施。

业内人士透露，增值税改革大方向已定，经过东北地区试点，具体的方案也日趋成熟，但具体如何实施，有关部门还在“继续试点”和“全国推广”两种方案之间权衡。

GNP型、收入型和消费型

大陆目前的生产型税制，开始于1994年的分税制改革。曾经参与“94税制”(1994年开始实施的一套税制)设计的中国税务学会会长杨崇春说，大陆设计1994年税制改革时，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过热，为了抑制各级政府和企业过于旺盛的投资冲动，同时为了保证一定的财政收入，尽快扭转当时财政虚弱的局面，决策层选择了实行GNP型税基。

2000年以来，大陆经济面临的主要问题，一度不是经济过热而是通货紧缩威胁，激励企业投资意愿、扩大内需是当时大陆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GNP型税基歧视投资的缺陷便相应凸显。增值税转型在那时候提上议事日程。

与此同时，尽管降低税负几乎已经成为普遍的共识，但大陆财税体制的最大问题也许不是税率问题，而是税制过分繁冗而导致的损害执行效率问题，尤其是政府部门收入来源太乱，不透明、不规范的税外收费项目过多，不仅加重了国民负担，同时容易孳生腐败。大陆政府需要铁腕裁撤不透明、不规范的税外收费项目。

1990年代末期，大陆经济面临严重投资不足，现行税制下，生产型增值税对固定资产不予抵扣，对设备更新改造越多，税收负担就越沉重。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不改造是等死，改造是找死”的说法，在很多内资企业中流传。

但如果将生产型增值税改成消费型增值税，对企业的固定资产投资进行税收抵扣，势必会减少税收。多年来，增值税转型推进缓慢，这是一个基本的难点。

1994年以来，从政府的调控目标到纳税人的身份等诸多环境因素，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现行税制的调节功能越来越显露出其局限性、被动性。根据历史经验看，大约每经过10年，大陆的税制就要经历一次大调整， “因此，目前开始新一轮税改正是时候。”社科院高培勇教授说。

增值税改革全国推广宜早不宜迟

在黑龙江、吉林、辽宁三省进行增值税改革试点，把生产型增值税调整为消费型增值税。大连新船重工公司在试点改革中清晰地感受到了转型的好处。该公司财务会计部部长秦先强算了一笔账，“2006年要投入2—３个亿的固定资产设备支出，由于实行新的政策，减少税金支出3000多万元。同时固定资产的价值降下来了，每年可以减少折旧300余万元”。

大陆税收收入增速连续13年高于GDP增速，也超出居民收入增长速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研究认为，用税收收入与GDP比重计，大陆的宏观税负略低于发达国家。

有学者指出，增值税转型改革应当与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通盘考虑。就外资企业而言，增值税转型是减税政策；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并轨在某种程度上是增税政策，两个政策一起出台，一增一减有利于外资的稳定。 “从逻辑上来讲，增值税转型搞成很多的小碎步肯定是不合适的。”贾康教授说 。

中国人民大学财金学院教授安体富也认为，增值税改革全国推广宜早不宜迟。在他看来，当初对于财政减收的担心在现在看来已经没有必要，因为去年已经对2003年的3000亿出口退税欠账进行了清偿，财政包袱已经减轻了不少。

另外一个关键因素，便是东北税改的实践结果。在总结“东北税改”经验时，一般认为，财政部采取的“环比”和“增量抵扣”的方式，很大程度上规避了财政大量减收的风险。 按照贾康教授的说法，这项改革“一旦启动，便是不可逆的一个进程，或迟或早都要覆盖到所有企业”。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