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是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而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则是几块钱的二锅头”。

德国汉学家顾彬喜欢喝二锅头，但他知道它是廉价的。2007年3月的一个夜晚，他一边喝着二锅头，一边表情严肃地和记者谈中国文学。

在刚刚结束的世界汉学大会上，顾彬将1949年以前的中国文学比作“几百元一瓶的五粮液”，而把1949年后的中国文学比作“几块钱一瓶的二锅头”；他还批评中国当代作家不会外语，“如果一个作家不掌握语言的话，他根本不是一个作家，所以基本上中国作家是业余的，而不是专家。”此观点引发激烈讨论，反对他的人和支持他的人几乎一样多。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称顾彬的相关言论是“哗众取宠”，但这位德国波恩大学汉学系主任确实是严肃的。“他们不对”，他只对记者这样简短地回应针对他的那些批评。

中国文学“太可怕了”

凤凰周刊：你对中国当代文学的评价非常低，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去研究它？

顾彬：研究中国当代文学是德国对我的要求。我不是全盘否定中国文学，中国文学从《诗经》到鲁迅还是了不起的，只是当代文学比较差，尽管有一批非常有意思的作家。

凤凰周刊：你为什么说好的作家应该是好的翻译家？

顾彬：谈这一点首先要弄清谁是世界文学的代表者。歌德是，鲁迅也是，他们都搞过翻译。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伯尔，曾说得很清楚：我应该找到自己的语言，通过翻译我会找到自己的语言。北岛也到处说，以往我们都学到“毛体”，所以我们要重新学我们的语言，跟伯尔一样。

凤凰周刊：以作家的角度看，你觉得中国当代文学的毛病在哪里？

顾彬：以作家的身份看当代中国文学，它太可怕了。德语国家有不少中等水平的作家，他们的德文水平太高了，而中国现在连一个同等水准的汉语作家也没有——注意，我说的仅仅是德国中等水平的作家。中国当代作家的语言能力太差了，创作态度也有问题。

文学创作是一个刻苦的工作，德国作家一年最多写100页，即一天还写不满一页。但一个中国作家在3个月之内，可以写完一部小说——散文、小说作家们就是这样的盲目自信。

凤凰周刊：你怎么看中国当代的文学评论？

顾彬：依然是“太可怕”这3个字。中国当代文学评论最大的问题是评论家不认真，不负责任，拿“红包”写评论，因此他们的评论我们都不看。

鲁迅是我们德国的，不是你们的

凤凰周刊：你把中国文学以1949年为界，肯定之前的而否定之后的，是不是说建国以后白话文水平在倒退？

顾彬：这很难说，我想这样回答你的问题。德文从什么时候有的呢？是路德在16世纪初创造的。但是到18世纪末以前，德国作家都用拉丁文等文字写作，很少用德文写作。从什么时候开始有一个作家可以用很好的德文来写作呢？歌德时代以后才有。所以说，在德国不得不过300年的历史，才会有一个德国人能够写特别好的德文。

中国可能也要等300年，才有一个很好的白话文作家。不过这样说也有问题，鲁迅的白话文是不错的。但好像鲁迅是个意外。很多德国文学作家，包括非常有名、非常成功的作家，都跟着鲁迅写作，所以他是我们（德国）的，不是您的。我讲得过分，但是有点道理。

凤凰周刊：鲁迅在中国的影响很大，在文革的时候都要看鲁迅的书。有人说，鲁迅后半生的著作都是出于恨，而不是出于爱而写的。

顾彬：你说得很对。鲁迅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所以他代表20世纪。20世纪就是一个充满仇恨的世纪。所以这个鲁迅太有意思了。但是你现在应该从德国非常重要的一位哲学家写的《愤怒与时代》的视角来看这个问题：从什么时候开始，仇恨起了政治的作用了？是从法国革命以后。到了20世纪，仇恨起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所以应该把鲁迅和法国革命联系起来。文革的时候利用了鲁迅的作品，从某个角度来看鲁迅也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不应盲目相信鲁迅。原来我是盲目相信鲁迅的，现在不是。他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作家，包括郭沫若在内，他们两个人是20世纪中国最有意思的文学家。

凤凰周刊：郭沫若的“有意思”和鲁迅的“有意思”不太一样吧？

顾彬：因为郭沫若错误太多了。所以你不要喜欢他，但是应该研究他。

当代没有被遗忘的大家

凤凰周刊：文学史写作的过程，也是一个发现的过程。比方说，在夏志清写《中国现代小说史》之前，很少有人把张爱玲置于一个很高的位置，认为她是通俗小说家，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学家。在1949年以后，是不是也存在这种被遗漏的作家？

顾彬：有。比方说1949年以前有一个诗人废名。这不是我发现的，是一个中国学者告诉我的，我于是去买他的作品，翻译他的作品，介绍他的作品。

凤凰周刊：废名是1949年以前的，1949年之后呢，会不会有被文学史遗忘的像张爱玲这样的作家，再过二三十年后被重新发现？

顾彬：这是不可能的。张爱玲是一个非常聪明的、现代的作家，她的作品不是章回体的，她不想回到过去。她非常深刻。张爱玲的英文很好，你看她1950年代用英文写的小说，写的非常好，而当代的通俗文学家都不会外语。

凤凰周刊：你是指《赤地之恋》还是《秧歌》？

顾彬：《秧歌》。

凤凰周刊：像金庸、琼瑶这些通俗小说家的作品，你看过么？

顾彬：看过，看的很累。金庸的基本看不下去，对我没有太大的吸引力。

凤凰周刊：老百姓的阅读口味和文学研究者的口味差别很大。以诗歌为例，汪国真和席慕蓉都曾经是最受中国读者欢迎的诗人。你看过他们的诗么？有何评价？

顾彬：我踢足球。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是国家队，可能不会有人喜欢看我踢足球。我不反对一个人写作，但是不要认为我应该看所有人业余写的作品，就像不会有人轻易看我这样水平的人踢足球，这是不可能的。

凤凰周刊：这是不是意味着你在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时候，要忽视这些流行的作家？

顾彬：那好吧，忽视。你来写吧！无所谓。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