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纪委领导人在“两会”期间披露：酝酿已久的国家预防腐败局已通过审批，即将挂牌运作。设立国家预防腐败局，是中国强化反腐力度的重大举措，符合《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义务要求，彰显中央反贪腐坚定决心。但是，这一举措仍然沿袭上级监督下级、专设机构监督权力部门的固有思路，实质是将原来纪委、监察部的部分职能独立出来，另设专门机构执掌，因此恐怕难以突破原来机构的固有局限，遑论对反腐形势造成重大突破。

中国现有反腐机构并不少，规章制度也不是不完备，腐败之所以屡治不愈，根本原因是缺少自下而上的监督力量。中国要想有效遏制腐败，自下而上的有效监督必不可少。

根据国际经验，自下而上的监督主要有两种，一是多党制下的民主竞选，二是开放舆论。由于顾忌政治开放可能带来的社会震荡，中国一直慎行这一步，以致监督体系中自下而上的漏洞始终存在，给腐败分子留下了存身之地和可乘之机。

要在现行体制下有效遏制腐败，必须破解实现自下而上的监督与避免政治参与造成社会震荡的两难困局。两全其美的方法，历史上还未曾出现过，但是科技的进步已为破解这一难题提供了手段——互联网的发展和普及，使自下而上的“静态”监督成为可能，且无须民众直接参与政治竞争。

实现自下而上的“静态”监督，须将除国家机密外的、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政务在网络上公开，尤其是各项财政的收支。例如，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郑重承诺，中央财政将继续加大对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总计列出了4778亿元开支。政务公开就是要将这笔钱的明细账目首先在中央政府网站公布，包括哪些钱由中央政府直接开支，具体到每个受益对象多少；哪些钱拨到了哪些地方或部门，每一笔的数额多少。地方和部门的政务网站则应公布，在同类开支中来自中央的拨款多少，自己又拿出了多少；这些钱分别投到了哪里，具体到每个受益对象多少，最后是否都到了具体的受益人手中。即使涉及公共项目，也应列出明细开支：建筑费用多少，其中每个环节各多少，花了多少钱办了多少事；招待费用多少，分多少次，分别招待了谁，等等。如果这样层层公开，从中央直至城镇社区、农村村委会，城乡每个公民都能透过网络，知道那4778亿元中的每一分钱的最终去处。

不仅如此，还应在各级政府网站上公布2006年3.93万亿元财政收入、2007年4.55万亿元财政开支的明细情况。不仅包括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民生领域的开支，而且应包括行政费用等项支出，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都应该公布明细详情。要做到这一点并不难，所有开支都需经财务报账，只要将此部分财务情况放到网上即可。没有网站的乡、村等基层，可以先将情况报到县一级，由县政府网站公布。

政府的政策法规、办事程序，包括“内部掌握”的细则标准，也应公开。只有当老百姓如公务员一样了解政务程序，同样能够预期政务的结果，行政权力才会受到有效监督，才不得不在规范、公正、合理的轨道内运行。

此外，还应将每个官员的个人资料公布于所在单位的网站，包括简历、历次的奖惩情况等。在公务员财产申报立法后，还应包括个人及家庭的财产状况。这既是监督官员之必须，也体现了民众作为国家主人对于公仆的正当知情权。

有人或许会担心，水至清则无鱼，这种绝对透明干净，会不会吓得没人当官办差？这种担心隐含着“猫儿腻是公务员隐性收入之必须”的假设。且不说现行体制下官员权力很大，也不说做官就不该再图财的社会伦理，经多次工资调整后，中国公务员的收入已高于大多数社会成员，凭其中等水平的收入，良好的稳定性和保障性，公务员队伍能够吸引到优秀人才加入。隐性收入的必要性、社会进步的赎买性，只有在改革初期勉强能够成立。在改革已进入侧重公平的今天，公务员的隐性收入正是需要克服的弊端。

通过互联网实现政务公开，不但可弥补自下而上监督的体制缺陷，而且可使各级政府的各项政务行为受到上下内外全方位的监督。在充分透明的状态下，腐败将没有藏身之处。这种全民参与的网络监督，既不需要动员民意搞政治竞争，又不需要清算“原罪”，是一场可以从现在开始、不咎既往的“静悄悄的革命”。这种“革命”参与的人最多，获益的人也最多，而阻力最小，最具可操作性，将不失为“中国式民主”的起步。

这种网络监督类似西方国家的信用制度，健全的信用制度是西方商业社会高效运转的基础。随着市场体系的完善，中国迟早要走这一步。建立全民信用体系需要收集、整理个人的雇用、金融、税务、司法等方面的信用数据，要做到这一点，中国还需要进行一些基础方面的铺垫。但以网络形式构建政府的信用体系，条件已经成熟。政府信用体系先行，既能堵塞腐败漏洞，又可开全民信用体系之先河。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