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人，洋书，伦敦口音，在上海
在装潢华丽的酒吧一侧，一位留着齐肩金发的女士，正用英语介绍一本名叫《摩苏尔的下午茶》的纪实小说。这是她的作品，讲述了两个嫁到伊拉克的英国女人这30年的生活境遇。标准伦敦口音的英语和早春午后温暖的阳光弥漫在室内，近百号人安静地坐着，全神贯注地听讲，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高鼻深目的西方人��要不是透过酒吧的窗户就能看到黄浦江、外滩和陆家嘴金融区，笔者真觉得自己置身于欧洲的某座城市。
然而这却是上海，是第四届“上海国际文学节”的一幕——从3月10日到25日，来自于11个国家和地区的37位小说家、诗人、剧作家聚会于此，带来36场讲座暨读者交流会。
纯粹的民间文化节
上海在文化艺术方面有各种各样的“国际节”，如“国际音乐节”、“国际电影节”、“国际电视节”和“国际艺术节”，大都是政府举办的。而“上海国际文学节”不同，完全是一个由民间力量举办的文化活动；不仅如此，它的主办方还是一家外资企业——由澳大利亚人米歇尔·加诺特创办的亚京咨询公司。该公司的常规业务是经营位于外滩5号的酒吧和餐厅——也就是每年上海国际文学节的举办地点。
由私人企业出面举办国际性文化活动，这是西方国家的寻常事件，而在中国却是新闻；从这个角度看，现在的上海，确实有点“国际化大都市”的味道了。
上海国际文学节和每年3月在香港举行的“Man香港国际文学节”有一定的关系，前者可谓是后者的妹妹篇。“Man香港国际文学节”由一群新闻工作者、出版商、编辑及作家在2000年创办，以英语为主要语言，包括专题座谈会、与作家会面、阅读环节、新书发布、学校参观及其他特别活动；而上海国际文学节创办于2003年。这两个文学节现已形成良好的连动关系；许多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的作家，都会“顺道”来一下上海，反之亦然。今年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嘉宾，有一半也在香港活动。
纯文学和严肃图书当道
上海国际文学节的定位偏向于专业与严肃。
2006年的文学节迎来了2005年布克国际文学奖得主约翰·班维尔和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西默斯·希尼；而今年的嘉宾有美国文坛“雄狮”戈尔·维达尔、布克奖得主、印籍女作家基兰·德塞、美国华裔畅销女作家谭恩美等。
这些虽是一般人不怎么熟悉的作家，但事实证明他们在上海也是有“市场”的。离文学节正式举行还有好几个星期，维达尔和谭恩美的见面会门票就被抢购一空。在维达尔的读者见面会上，甚至有专程从东京飞来的日本“维迷”。
和国内如今大部分书展、图书节不同，“上海国际文学节”给予了诗歌、散文、小说、剧作等纯文学以广阔的空间。在这里，裘小龙与法国诗人唐·洛欧克聊起中国与法国的诗歌中对爱情/肉欲描写的不同；北京出生的剧作家王晓丽和澳大利亚作家凯瑟琳·汤姆森就亚太地区的话剧创作展开对话；基兰·德塞携新作《失去之遗传》陈述“在东西方文化的罅隙中生活的滋味”；来自于都柏林的年轻小说家克莱尔·吉劳埃谈起她感觉中的爱尔兰文学��纯文学之外的位置，则留给了严肃的非虚构类图书。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专家、记者发表着对于当今世界重大问题的看法，话题涉及到全球化、跨文化主义、经济不平等、宗教复辟思潮、妇女问题、或环境保护。
过分“国际”引来非议
然而该文学节也引来不少非议。上海本地媒体《东方早报》抱怨说，整个文学节活动的运作过于“国际化”：读者均需自费购票才能入场，票价从50元到200元人民币不等（学生享受半价优惠），且所有活动几乎只用英文进行，这让该活动的系列讲座和见面会几乎成了在沪欧美人士的文学沙龙。有人戏称，那与其说是“上海国际文学节”，不如说是“上海国际人文学节”。一位文学节的参与者、上海女子白珏和笔者分享了这样一个观点：如今生活在上海的中国人中，英语好的虽然比比皆是，愿意花50块或100块钱打发几个小时的也大有人在，但这批人未必对纯文学和严肃话题感兴趣，也未必能接受和喜欢那种“公共领域”的形式和氛围。换句话说，现在的上海人和新上海人中，同时具备基本的国际交际能力和文化品位的人，还不多。 (图片均由作者提供)
跨文化冲突愈严重愈需要文学
专访米歇尔·加诺特
米歇尔·加诺特似乎并不是人们理想中的文学节主办者——她最初的职业是一名厨娘。这个澳大利亚女人在1980年代末在香港开办了她第一家饭店，几年后选择了上海的外滩；再然后，她利用她的餐馆和酒吧办起了一年一度的上海国际文学节。在本届上海国际文学节的介绍册上，她把文学节称为“文学的盛宴”，把一本本书、一位位作家称为“一道道国际性的大餐”；她还是一个厨师，只是奉上的不再只是物质的美食。
“一个人需要对他/她所在的
社会群体履行责任”
凤凰周刊：作为酒吧、餐馆的经营者，你为什么会想到举办“上海国际文学节”这样的活动？
米歇尔：最基本的原因是我有一种公众意识。这是我个人对于人生的一种信仰。我认为，一个人需要对他/她所在的社会群体履行责任，担负承诺，彼此之间有牵动、有联系。我生活在上海，上海是我的家，我想找一种方式去履行我对于这个家的公民责任。至于为什么选择“文学”做平台，是因为文学和文化的关联非常大，而上海是如此重要的文化城市——不仅对于整个中国，而且对于整个世界。我希望通过这样一个“文学节”，能让上海的爱书人认识和熟悉一些当今世界文坛的作家和作品，也让那些作家更多地了解上海。
我还可以告诉你许多理由，但有一点绝对不是理由——那就是赚钱。我们只有赔钱的份儿，还赔得不少。但没关系，我们的餐厅很赚钱，我们因此可以干点自己喜欢的事。
“这年头，人人都想来上海”
凤凰周刊：我前两年根本没有听说过有这么一个节，但今年，许多海外媒体都对你们做了大篇幅的报道。能谈一谈这个节的发展么？
米歇尔：你应该没有在两年前听说过。这个节在第一次举办的时候，只有一个周末、4个作家，听众少得可怜。当时的我们没有想到它会在3年后发展到现在的规模。我们对此没有计划；它成长得比我们的想象要迅猛很多，我们现在被它拖着走，都快要力不从心了。
这两年，一些驻沪领馆和国际出版公司加入到我们的活动中，这是我们的文学节越办越大的主要原因。我对此感到非常兴奋。
凤凰周刊：但我知道，你们也会自己邀请作家。你们通常是怎么对他们说的？“来上海看看，这里有好吃的中国菜？”
米歇尔：我很想这么说，但事实上用不着。这年头，人人都想来上海。事实上，很多参加香港国际文学节的作家主动要求来上海看看！我们所要做的只是组织和接待工作。
凤凰周刊：你们在选择作家的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标准？
米歇尔：我不想说有什么“标准”，我只希望能够实现一种平衡：著名作家与新锐作家之间的平衡；纯文学作品与非纯文学作品之间的平衡；各种观点之间的对抗与平衡。我们要有戈尔·维达尔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也要有一些你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作家；我们要有一些谈情诗的人，也要有谈种族问题的人。平衡，这是我的追求，我想这是东方文化对于我的影响。
信息时代，更需要文学传递容忍和激情
凤凰周刊：请允许我问你一个似乎有些严肃的问题——在这个时代，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
米歇尔：我们为什么还需要文学？天啊！我想我们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文学。在这个信息多到足以让人发疯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那些经过深思熟虑、反复权衡、严谨组织而写下的观点和思想。
一本书，如果是一个智慧而富有才华的作者用心写下的，那么它一定凝聚着这个人的观点、思想和情感。你把它读完，就会有一扇大大的门向你敞开。我想不到还有其他的什么东西能起到同样的作用？也许好电影能做到——不过要真正好的电影。
文学能够传递太多的东西：容忍，激情，让你了解一种新的文化，促进不同人群之间的和谐。它能让你为自己的文化感到骄傲，也能让你欣赏其他种族的文化。因此，在跨文化冲突日益严重的今天，我们更需要文学。
凤凰周刊：我想你大概不同意一种说法——当今的文学在整体上处于衰败？
米歇尔：我当然不同意。你知道每分钟有多少本新书被推向市场么？你知道那些出版集团的利润都在几百亿美元么？你知道世界上有3个国家的图书种类已经超过20万种了么？人类总是倾向于认为，黄金时代已经过去，未来的日子会是一片漆黑，然而事实并不如此。尽管以前的时代已经诞生了无数的杰作，但文学依然在发展，它发展得非常迅速。此时的它比以往的任何时候都要繁荣。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