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独特的富有文学性和音乐性的优美语言，
伯恩哈德作品的最大价值恐怕就是这种反思精神
托马斯·伯恩哈德，这位20世纪后半叶德语文坛最具个性、最有争议的作家本人未曾到过中国，而在他去世18年后，《伯恩哈德传》和作品选《历代大师——伯恩哈德》两本书却得以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迄今为止，大陆仅有的关于他的两部中文著作和译作。
在欧洲，特别是德语国家，作为奥地利当代最著名的作家，他在小说、戏剧和诗歌创作等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1989年去世，伯恩哈德创作了5部诗集、18部戏剧作品、27部长短不一的散文作品以及众多短文。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寒冻》，剧本《习惯势力》、《英雄广场》，诗集《尘世间与地狱中》等，这些作品被译成45种语言，在当代德语文坛上占据了不可争辩的地位。
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耶利内克曾说过：“若伯恩哈德活着，最该拿诺贝尔奖的是他，而不是我。”事实上，早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伯恩哈德就获过诺贝尔文学奖提名，但当时他已经囊括了德国毕希纳文学奖、奥地利国家奖等数十种重要文学奖，并宣称此后拒绝一切奖项，即便是诺贝尔奖。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们为了避免如此尴尬，决定最好不去碰这个“钉子”，终使大奖花落旁家。20世纪60年代，征服了德语小说界之后，伯恩哈德就把目光投向了一个新的领域——戏剧，且好戏频出。
这位高产作家保持特立独行姿态的一生，也是与严重肺病斗争的一生，他带着自虐式的固执，在作品中揭示和展现了我们今天这个社会的种种病症，并对此提出自己的诊断：生活不是别的，只是一段通向死亡的患病过程，从外部世界到内在世界，已经失去平衡，人的精神和物质都已经被扭曲。
他言词激烈、笔锋锐利，以清醒的头脑批判了法西斯主义对奥地利的威胁，在话剧《英雄广场》中，剖析了奥地利产生法西斯主义的土壤，矛头直指奥地利当局，甚至奥地利人。因此，伯恩哈德享有“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灾难作家”、“死亡作家”、“社会批评家”、“敌视人类的作家”、“以批判奥地利为职业的作家”等众多称号。
英雄广场上的质疑
1988年11月4日，维也纳一个普通冬日的下午。离伯恩哈德的剧作《英雄广场》开演还有4个多小时，城堡剧院的门前却出现了令人惊异的场景：200名身穿草绿色制服的奥地利警察出现在剧院四周，并扩展到沉浸在暮色中的英雄广场上，维持秩序。
话剧《英雄广场》的剧情发生在1988年3月的维也纳，这一特定的时间令维也纳观众不得不回想起50年前发生的一幕，在坦克与士兵的簇拥下，一个原本在这个国度出生，却在邻国建立了德意志第三帝国的人物，登上了设立在英雄广场的观礼台。希特勒宣告了奥地利的灭亡，然而伫立在英雄广场上的奥地利人却以“胜利——致敬！”的欢呼声，迎接了纳粹军队——彼时发出欢呼声的奥地利人，大部分恰恰是知识精英与各界名流。
这一幕，成为压在奥地利人心头的历史重负，也令伯恩哈德对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产生了深深的质疑。他在《英雄广场》的剧本中写道：“650万弱智和狂人/没完没了地扯直了嗓子/跟着一个导演吼叫/那导演将要到来/而他们最终将坠入深渊��奥地利人被不幸所笼罩/奥地利人本性就是不幸的/而一旦他有一次幸运的话他会因此而感到羞愧/于是他的幸运便被他的怀疑所淹没”“现在维也纳的纳粹/比三八年更多/你会看到/一切都不会有好结果��这个小小的国家就是一个大粪堆”。
这份剧本选段在演出前被公开，对奥地利尖锐刺耳的斥责之声，如同打在奥地利人脸上的一记耳光，在思想界和知识界，尤其是政界引起了轩然大波。
首演即将开始前，英雄广场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气氛更加压抑紧张，甚至有极右分子拉来一面包车的马粪与稻草倾倒在城堡剧院的门前。4个小时的演出时间，期间不断有反对该剧上演的新纳粹分子尝试中止演出进行，当帷幕在50年前广场上大众欢迎希特勒的“必胜”呼声中缓缓落下时，现场支持者的掌声欢呼声与反对者刺耳的吹哨声叫嚣声此起彼伏，不间断地对峙了45分钟之久。
这就是典型的伯恩哈德作品。他带给人们的是一种勇敢的反思精神。《伯恩哈德传》中文本的作者许洁曾表示，除了独特的富有文学性和音乐性的优美语言，伯恩哈德作品的最大价值恐怕就是这种反思精神，她希望中国读者能够从大师的身上引发我们对自己民族的反思。
如同一面镜子，伯恩哈德的作品有时会让人觉得难以接受，但同时也折射出现实和人内心黑暗的地方。如同一名独具慧眼的巫师，伯恩哈德早在1966年就曾预言：我们将融合在一个欧洲里，这个统一的欧洲将在下个世纪诞生。这一预言已经被欧共体的实现所证实。
习惯势力的影响
一家小马戏团老团长卡里巴尔蒂先生，带领着他的马戏团，像候鸟一样在各地做着巡回演出。为了对抗生活的庸俗无聊和自身的衰老病痛，22年来他坚持强迫自己的团员演奏舒伯特的音乐，用高雅音乐改造马戏艺人，以使他们成为真正的艺术家。然而，由于他的这一选择，他一生的悲剧也就被确定了，团内的演员个个在无声地反抗着他，上台表演平庸散漫，台下则是麻木的观众。虽然一切都不尽如人意，但一切又都带着一种惯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这是伯恩哈德代表剧作《习惯势力》讲述的一出富有荒诞色彩的悲喜剧，他对于人类固有的习惯势力的体察和表现，令人叹为观止。在这里，原本合理的追求，变成了实施专制的理由，为了维护一个理想，不惜扼杀人性和人情，所有的努力和坚持都成为毁灭和失败的原因。
2001年冬天，《习惯势力》在北京上演，然而这出征服了欧美舞台的名剧，在北京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冷遇。距离首演还有数天，却没有卖出几张票。同时，一些毫无文化价值的庸俗演出却火暴京城。这也许是中国观众对这位“阿尔卑斯山的贝克特”太陌生；也许是在如今的中国话剧等文化艺术形式的衰落成为注定的命运。
早在1975年，伯恩哈德在其自传体系列之一《根源》中有过一段有趣的论述：“我的外祖父说过，谁支持体育，谁就获得了大众的支持；谁选择文化，谁就站到了大众的对立面，所以一切政府都是支持体育而反对文化的。”
如同《习惯势力》所讲述的，当美不再被欣赏，当对人生意义的寻找变成被嘲讽的愚蠢行为时，这是艺术的衰落，也是人的衰落与悲哀。
就在该剧经过紧锣密鼓的排练，在北京即将上演之际，导演接到了伯恩哈德的弟弟彼得·法比安的电子邮件，他是在得悉奥地利驻华大使馆为该剧在北京首演举办新闻发布会后发来的邮件。法比安是伯恩哈德同母异父的弟弟，作为伯恩哈德的私人医生以及遗嘱的执行人，法比安特别声明，鉴于伯恩哈德生前的意愿，他的戏剧作品的演出活动，不应让奥地利政府参与支持。
《英雄广场》落幕后，伯恩哈德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就在去世前两天，他坚持在弟弟法比安医生的陪同下，支撑着因心脏衰竭随时可能倒下的病体，修改了自己的遗嘱：“我特别声明，我不愿与奥地利国家再有任何关系，我不仅抗议今后任何一种形式的干涉，更反对在未来的任何时候，任何试图将我本人以及我的作品与这个国家相联系的行为。我死之后，任何可能存在的文学性遗产，也包括信件和字条，一字不得(在奥地利)再出版。”
根据修改后的遗嘱，伯恩哈德死后75年之内，他的剧作不得在奥地利上演。他以此表示了他对这个“残酷而愚蠢的民族”最强烈的抗议。
这份遗嘱，流放了伯恩哈德的文学。来源：《凤凰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