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美国政事的人会记得，2004年美国总统大选留给人们最深刻的印象恐怕不是布什的连任，而是美国文化分裂的现象。

支持民主党的蓝色各州和支持共和党的红色各州分别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文化。红色美国具有虔诚信教、道德观念守旧、爱国、主要是白人，教育程度低、乡野味浓、土气等特点；而蓝色美国的特点是世俗、相对主义、国际主义、多文化、受过高等教育、有大都市风尚等。这样一来，红色美国就成了保守、落后、狭隘的代表者，而蓝色美国则是自由、开放、先进的象征者。但事实上，红色美国不乏精英，而且它的知识精英们正试图改变美国，使蓝色美国也回归到传统的价值观上来。

2005年，美国“伦理道德与公共政策中心”的兼职研究员——娜奥米·谢弗·瑞利完成了《上帝在院校里：宗教学院和传教一代是如何影响美国的》一书。此书便涉及红色美国对蓝色美国的影响。瑞利将视角落在美国的宗教院校中，称这类院校的毕业生们为“传教一代”，认为他们正在通过自身的榜样重塑美国人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精神，抵制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很可能是成就美国未来的主导力量，也将有助于缩小“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差距。

上帝在院校里

高等院校一直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孕育地，美国的大学校园，是上世纪60年代反正统文化崛起的土壤，大学生们很大程度上沿袭了60年代的反传统和自由放任的生活方式，聚会狂欢饮酒、渴望性关系、穿衣随心所欲、爱说下流话等等，是大学生中的普遍现象。大学成了颓废文化和享乐至上的价值观和伦理观的集中体现地。

按照前面“红蓝文化”的界定，大学应当是彻头彻尾的蓝色。但瑞利在《上帝在院校里》一书中所分析的校园却是彻头彻尾的红色。这些宗教院校的学生们向60年代以来典型的大学生活方式发出挑战：他们不把大学当作是尝试毒品和性的场所，反对婚外性行为和同性恋；多数人衣着端庄，不喝酒、不吸毒、不抽烟；他们学习勤奋，几乎不参加静坐和抗议活动；多数人参加选举，不少人参军，许多人从政，也有成为律师、医生、大学教师等等。他们虽然对作为一个教徒意味着什么会有不同的看法，但都认为应当按照圣典所教导的那样去生活。迄今为止，全美700多所宗教院校已有130万毕业生，瑞利把这些人称为“传教一代”，因为宗教院校希望通过培养出这样一批有传统道德观念的专业人士，来从内部改变整个世俗文化。

摩门教的杨百翰大学是瑞利书中写到的第一个学校。这个学校制定了严格的品德准则，禁止抽烟、喝酒、吸毒、婚前性行为、同性恋等；学校还有严格的着装规定，禁止穿短裤、膝盖以上的短裙或无袖衬衫，以及奇装异服或紧身服等。摩门教的学生（占99％）必须参加礼拜活动，提供长达一学期的社区服务，称为“神召”。学校严格禁止婚前同居行为，对此学校有夜巡的做法，但主要是通过学生之间的互相监督来保证的。政治方面，杨百翰大学的学生参加选举的热忱很高，绝大多数支持共和党，反美情绪在这里是不存在的。

基要派的鲍勃·琼斯大学是一个因反天主教的观点和禁止不同种族之间约会的规定而招致骂名的学校。这里的学生申请学校时必须签署基要派的信条，大多数学生热衷牧师和传教工作，参加选举的比例非常高（60％－70％，比其他院校30％的比例高出很多）。校方对喝酒、偷窃、婚前性行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宿舍里禁看电视。学校还有严格的约会规定，男女约会都必须有学长陪伴在场，严禁男女之间的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学校也有着装准则，如规定男生每天早起必须打领带等。校方认为学校的许多细节上的规定，包括准时到场、按时完成作业等，有助于培养学生的人品，是学校的特征之一。尽管鲍勃·琼斯大学融入了基要派的种种保守思想，但在教学和学术上没有过多的限制，它的科学课堂也教进化论，与其他学校没有什么区别。

天主教的圣母大学则是美国唯一的一所还保留基督教特色的一流研究性大学，学生中85％是天主教徒。在宗教院校中，它的世俗化程度算是比较高的。但尽管如此，学校的宿舍至今还是男女分住的，只能在访问时间内允许外人出入。校方采取的制裁饮酒的措施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学校在尽一切努力保持其教职员工的天主教特色。校方认为圣母大学的中心使命就是要培养学生在保持信徒标准的同时去影响整个社会的文化。在政治倾向上，圣母大学是保守的，极少支持民主党，这与几十年前天主教与民主党的铁杆联盟形成巨大反差。

而另一个天主教色彩更浓重一些的托马斯·阿奎那学院还鼓励女毕业生将来在家里教育孩子，认为这是改变美国社会的一个非常好的途径。

宗教院校共同面临的问题

瑞利在《上帝在院校里》中认为：女性主义、种族问题、异教宽容、课外生活、学习与信仰相结合的问题，及学校的政治活动等，是宗教院校所共同面临的问题。

首先是女性主义的影响，瑞利发现宗教学院的女生们显然吸收了女性主义的精神，她们很清楚地意识到大千世界给女性提供了发展事业的机会，这些女性与世俗学校的同龄人似乎没有什么区别，完全没有出现女权主义者们所担忧的情况：即宗教院校通过为女性提供“与世隔绝”式的教育，加强她们对自己从属地位的认同。瑞利还从一系列的数据中发现：信教的女性追求教育和事业，并不意味着她们的世俗化程度高了，相反，她们把世俗的教育和事业看作是传播自己的信仰、影响整个社会文化的一个途径。

在种族问题上，许多宗教院校都认为：使不同种族背景的学生来到学校共同学习应当是学校的使命之一。虽然基要派宣称曾长期实行的不同种族约会禁令有“《圣经》依据”，但多数宗教院校都认为上帝的“爱邻人如己”的教导是学校多元化政策的依据。甚至基要派的鲍勃·琼斯大学也意识到要从城市的旧城区招收一些黑人学生，因为这些人回到原社区后，可以从内部来影响和引导其他人。

一些让世俗院校一直头痛的问题, 如酗酒、性行为、打架斗殴等，在宗教学校基本上是不存在的。学校要求学生在任何事情上都要做出对自己、对社会有益的、明智的选择，以彰显主的荣耀。然而宗教院校并不旨在培养一批洁身自好的“修士”，而是要教给学生世俗文化中最精华的部分，同时给他们提供工具去检验它。这就要求宗教院校的管理阶层认真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能够使其毕业生不惧怕外面的世界，能够融进去，同时保持自己的信仰根本，并且能从内部去改变这个世界。

在政治问题上，瑞利发现宗教学院的学生们对政教关系的理解与他们的父辈、80年代的宗教右翼有很大的不同。他们既不像宗教右翼那样主张把两者融为一体，也不像激进的世俗派那样要在“分离墙”上多加一些砖瓦。他们承认宗教的法与世俗之法之间的无法避免的差异，赞同这个政治体制下的宗教自由。他们不遁世，积极服务于社会，正应了托克维尔那个评论：这个国家的宗教精神与自由精神是协调一致、相辅相成的。

成就美国未来的主导力量

瑞利反复强调：那种认为“宗教信仰强烈的人群大多是知识落后的人群”的普遍看法是错误的。红色美国不乏一流大学，那儿不但有精英，而且比蓝色美国的精英更具优越性，因为他们具有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职业看作是“神召、天职”。今天的宗教大学也并非许多人想象的那样是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并非只灌输狭隘的宗派思想，而是注重培养能够在世俗世界充分发挥作用的、又不会完全被世俗化的社会精英。今天的“传教一代”也不同于他们的父辈，不像父辈那样好斗、走极端，他们吸收了现代主义的精髓，对女性主义及同性恋的看法都有所改变，比如他们虽然坚持同性恋行为是罪恶的，但并不歧视同性恋者。他们不再固守自己熟悉的家乡，而是乐于到属于“蓝色美国”的大城市去，到那里去传播自己的思想和理念，从“蓝色美国”的内部去改变它。

瑞利的研究可谓是顺应了时代的发展。宗教院校在高校中一直默默无闻，根据《今日美国》的报道，上世纪60－70年代，这些院校还在为招生不足而十分苦恼。1960年到1979年间，共有120所宗教院校被迫关闭。但到了90年代，报名人数却呈持续增长的势头。1990年到2005年，基督教高校理事会所属的102所福音派学校的招生人数增长了70.6%，而同一时期，所有公立和私立院校招生人数的增长分别是12.8％和28%，远远低于宗教院校。

另外，与6070年代许多宗教院校纷纷关闭的情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1-2005年，先后有4所新的宗教大学，包括一所佛学院成立。值得注意的是：8090年代著名的道德卫士、基督教新右翼的两位领导人杰里·福尔韦尔和帕特·罗伯逊于2004年也开办了两所新院校。福尔韦尔是80年代美国政坛上很有影响力的“道德多数派”的领导人，而罗伯逊在90年代领导成立了基督教新右翼的最大的一个组织“基督教联盟”。但如今，道德多数派已是明日黄花，而基督教联盟也是大势已去，两人却把精力和财力都投入到了培养“传教新一代”上去。宗教院校的发展势头和潜在影响力可见一斑。

今天，“传教一代”正在通过自身的榜样重塑美国人生活中的道德伦理精神，抵制过度的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很可能是成就美国未来的主导力量，也将有助于缩小“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之间的差距。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