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

随着中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也出现了一些诸如贫富差异、阶层歧视以及官民冲突等矛盾。这都是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本身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对这些问题没有一个符合事实的判断。因为中国社会正在进入价值和思想文化多元时代，尊重差异和容忍异端是化解社会矛盾的基本思路，如果没有这个判断，从行政方面说，常常会把小事办成大事，把本来行政成本极低的事，上升为管理成本极高的行为。

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基本是在开放中度过的，因为科技手段的广泛普及，今天中国人对于世界文明的主流和人类文明的许多共同结晶，已有了基本的认识。特别是教育的普及，使中国人有了很强的法治观念和人权观念。

一般说来，居于弱势的社会群体，如果不是在自己的基本利益受到极大伤害的前提下，不会主动和行政部门产生对立。在强弱冲突中，行政部门如果能以理解和同情为判断事实的基本前提，通常会把社会矛盾化解到最小程度。我们倡导和谐社会的前提，其实就包括了容忍和尊重不同选择的意愿。

我注意到国家最近在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时的思路已发生了改变，就是比较真切地了解到了社会群体事件发生的基本前提，有了符合事实的判断，才最容易用小的行政成本化解社会矛盾。这个思路改变后，我们在处理社会矛盾时的观念就转化了，因为我们面对的不是自己的敌人，而是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因为自己利益受到伤害产生过激行为的人。

过去研究中国政府行政的学者常常说：最好的政府就是最好的行政。在不讲阶级冲突的社会中，对政府来说，确实提高行政水平，或者说提高执政能力是最关键的，最好的行政，也就是成本最低的行政。

实事求是，敢于承认现实矛盾，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思路。这方面，邓小平有许多非常精辟的判断，比如中国的人民公社问题。那时强调的是阶级斗争，但了解中国农村社会的学者，今天已没有人认为当时农村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道理非常简单，是中国农村的生产力水平太低，一句话，太穷了。而这个结果是因为我们的生产关系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前，广东人冒险偷渡香港的事时有发生，有人向邓小平汇报，说这是阶级斗争新动向，是资产阶级、帝国主义有什么目的如何。邓小平的判断非常简单：香港的工资高嘛！这看似简单的判断中，包含了一个伟大政治家对社会和人性深刻的洞察力，没有这种洞察力，就没有中国后来的改革开放，这就是政治家的勇气和智慧。

处理社会群体事件思路的转变，对提高行政水平很有帮助，有时候思路一调整，顿时就有柳暗花明的感觉。同样，对思想文化问题，我以为也要有新的思路。首先对政府管理者来说，管理本身是一种行政行为，但如何管理却体现智慧。把敌人变成朋友就需要智慧，把朋友逼成敌人是最简单的，最不需要智慧的，但同时也是行政成本最高的。

对思想文化方面的问题，我以为，官员首先要多与当事者沟通，不能以权力压人，更不能以对方为敌。对当下社会的基本判断，如果还以阶级斗争时代的思维行事，最后行政的成本加高而效率极低。在这方面，意识形态反而不是最重要的问题，对事物的事实认定和判断才是最重要的。在这些事件中，意识形态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管理者的方式。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