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两会”传出不少好消息，但也留下一些遗憾。最大的遗憾莫过于：对于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应强烈的行政成本高昂、公务消费铺张浪费、政府形象工程层出不穷等现象，没有拿出切实有效的治理办法。

时至今日，中国政府运行成本高企，公务消费、形象工程等对财政资源的浪费十分惊人，被媒体冠以“中国式奢侈”，在海内外广为传播。据报道：中国的行政成本高居世界第一。从1978～2003年的25年间，财政收入从1132亿元增长到3万亿元，约28倍；同期行政管理费用从不到50亿元升至7000亿元，增长87倍；行政管理费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2003年已上升到19.03%，远远高出日本（2.38%）、韩国（5.06%）、美国（9.9%）等国。28年间，公务员的职务消费增长140倍，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比例从1978年的4%上升到2005年的24%；而在国外，这一比例一般是3～6%。

人们甚至有理由怀疑，上述数据仍然被低估。据中央党校《学习时报》披露，2004年公款吃喝2000多亿元，公费出国、旅游2000多亿元，公车消费3000多亿元，三项合计为7000多亿元，占当年财政收入（26396亿元）的30%；而此后两年，行政管理费用仍以每年23%的速度在增长。此外，由企业、商家摊销的“行政成本”也不容忽视。从对政府官员及其亲属的一般性宴请、娱乐，到安排旅游、出国，提供包括名车、豪宅之类的商品，种种具有商业贿赂性质的利益输送，都构成社会“行政成本”的一部分，毒化了社会风气，扭曲了党群关系，极大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

更有甚者，一些地方政府对所谓的“中国式奢侈”不以为耻、反以为荣，造成形象工程、“官衙工程”的奢侈程度一浪高过一浪。河南省郑州市贫困区县之一的惠济区政府办公新址的图片一度在网络流传，轰动中外：六幢崭新的办公大楼，一个巨大的半球型会议中心，像美国白宫一样气势恢宏；数百亩绿地、园林、假山、喷泉环绕其中，波光粼粼的湖面上，几只鸳鸯、非洲鹅悠闲嬉水。“两会”上，政协委员叶大年说，山东一个乡政府有几栋办公楼，里面还有亭台楼阁；广东一个镇政府大楼只有三层，居然安装电梯！从媒体披露的情况看，越是经济贫困地区，某些领导越是喜欢搞豪华工程，贷款、举债、挪用扶贫款、救灾款，违规修建高档楼堂馆所，而这一切最终都由国家财政埋单。正如一位人大代表所言：“豪华衙门背后往往隐藏着腐败。”

对于这种“隐性腐败”，中央早就三令五申加以制止。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严肃批评了“一些行政机关存在的严重铺张浪费问题”。全国政协常委、监察部副部长陈昌智日前表示，一些地方的楼堂馆所建设大量超标，影响很坏。中纪委今年要进行检查，对于超标的楼堂馆所，有的会予以没收，有的会进行拍卖。

在现行体制下，各级政府拥有对财政的自由支配权；中央只能以政策指导，而不能直接安排地方的财政支出。在利益驱动下，地方有各种办法、各种名义绕过中央的硬性规定。由于公务消费、形象工程与各级官员的切身利益密切相关，他们有足够动机对中央的指令软磨暗抗，或先斩后奏。实际上，对更多公务消费支出、更多形象工程的追求，已成为一些地方政府发展经济、增加财税收入的重要驱动力，成了中央与地方“两个积极性”之一。从违规用地屡禁不止及中央与地方围绕土地问题的博弈不难看出，除非责任追究到个人，否则中央的指令或规定在与执行层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问题上，很难具有约束效力。从这种意义上说，国务院准备制订的“楼堂馆所”管理办法和“官员职务消费标准”，很可能再次束之高阁；“两会”上提出的“将地方政府负债纳入政绩考核”、“政府办公楼扩建应向人大报告”等针对性提案、议案，其结果也只能是隔靴搔痒。

原中组部部长张全景曾公开表示：事实上，由党的各项方针政策构筑的制度基本上是健全的；但被一些地方政府和部门束之高阁时，就成了一纸空文。这种束之高阁的现象并不罕见，但严厉处置却十分罕见。这表现了因“中央令行禁止”与“保持地方积极性”两种不同要求交叉而形成的不确定性，这也是自上而下单向运转、却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级分权的行政体系的一个死角和漏洞。

“隐性腐败”不同于常规贪腐，没有触犯法律，除非像计划生育一样实行“一票否决制”，否则现行体制对相关个人的约束力十分有限，但中央不可能对所有问题都采用“一票否决制”。执政党频频辅之以行政体系以外的党纪手段，如“两会”前后，即在全国范围展开了声势浩大的“整顿领导干部作风”运动。但是，在行政分权的背景下，由于党政系统的高度重合性，党政官员具有相同或相关的切身利益，这种党内整风难以取得好的效果。最能说明问题，也最具讽刺意味的事实是：“中国式奢侈”恰恰是在大张旗鼓的中共党员先进性教育后凸显；所有享受铺张浪费、大搞形象工程的官员，无一不参与甚至主持了这次教育。

可见，对行政成本实行有效“消肿”，必须向党外借力，在党纪和政务之外另觅手段。人大、政协，作为体制内具有一定独立操作能力的权力机构，应该承担特殊责任。建议各级人大、政协组织本地各行各业的基层代表、委员，像整顿公安、工商等部门行业作风一样，成立专门的督察机构，随时随地监督官员公务消费和政府工程。同时，还应开辟民众和舆论的直接监督，赋予媒体更大的开放度，尤其要允许异地监督。无论是人大、政协监督，还是舆论监督，都不会影响稳定，却能够弥补体制的漏洞，强化对官员的约束，增加堵塞公务消费和形象工程之“黑洞”的可能性。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