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你们谈起我们的弱点，请不要忘了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样的时代。

我曾经把当代人的生活命名为次法西斯状态，这引起了不少人的不安。因为据说，按照权威的政治学原则，次法西斯的生活或社会结构几乎是一种均衡，除非外力挤压变形，否则它难以从一种均衡中走向另一种均衡。如果我们离开几个样板都市，深入到内地的县城或海外的“中国城”，就可以理解，我们华人社会建立的这种均衡确实是一种形格势禁的人生稳定状态，那些自大的概念，如繁荣、革命、崛起、改革等等，跟个人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关系。

在这种均衡面前，个人几乎是无能为力的。“天地闭，贤人隐。”即使一流的才智之士，也对时代社会的均衡无能为力。早在春秋时代，大政治家晏子，公室贵族叔向等人就有过这种无奈。叔向问到访的齐国国相（相当于今天的总理），“齐其何如？”那个能以二桃杀三士的才相只能如此说：“此季世也，吾弗知。”但他又那样肯定地预言了齐国的未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叔向回答说：“然。虽吾公室，今亦季世也。戎马不驾，卿无军行；公乘无人，卒列无长。庶民罢敝，而宫室滋侈。道相望，而女富溢尤。民闻公命，如逃寇雠。”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是这样的。即使我们公室，现在也是末世了。叔向能够肯定的是：“政在私门，其可久乎！”他们都意识到国家为特殊利益集团操纵的不能长久，但他们无能为力。

那么在这种生活无可奈何花落去地走向衰落之际，个人能做些什么呢？晏子也如此问叔向：“子将如何？”叔向的回答是：“与国君同一族姓的人全已衰亡。我听说，公室将近衰亡的时候，它宗族的枝叶先落了下来，那么公室也就跟着衰亡了。……我又没有好儿子，公室毫无法度，即使有幸能获得个好死，难道还能得到后代子孙的祭祀吗！”

千年以下，我们犹能想见这种先知般的沉痛。这种生存无意义的殉葬感跟更早的那句“时日曷丧”在很多方面相似，只是更多了虚无色彩。这几乎是文明的特性了。我曾说过：“传说中的老子不愿临世，南方浪漫文化养成不可方物的屈原投水，李贽入狱，徐文长疯狂，汤显祖临川梦游，曹雪芹红楼出世……这些不世出的天才本来可以像西方的思想大家一样演绎创造民族社会的思想活力，却只能在个人智慧和性情上有所表达。”在这样的情形下，既然不能自由地创造，不能给予生活社会和民胞物舆总体性解释，那么也就只能白日做梦，十年、二十年一梦。

像龚自珍那样的人生活在大清季世，更是如颠如狂，亦剑亦箫，他所能做的，只是无情地嘲笑时人的乡愿犬儒。在康乾盛世后，龚自珍面临的是一个自称中兴崛起的时代，但他明知时代的可怜。用他的话说：“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黑白杂而五色可废也，似治世之太素；宫羽淆而五色可铄也，似治世之希声；道路荒而畔岸隳也，似治世之荡荡便便；人心混混而无口过也，似治世之不议。左无才相，右无才史，阃无才将，庠序无才士，陇无才民，廛无才工，衢无才商，巷无才偷，市无才驵，薮泽无才盗，则非但鲜君子也，抑小人甚鲜。”

不过，晏子和叔向仍在虚无应对生存中寄望于时间的力量、历史的逻辑。这种信念是一种了不起的信仰情怀，这是对形势比人强的正向肯定。个人的苟且、逃避、搭便车或乡愿、犬儒都会有报应，这种报应或祸延子孙，或当世实现，如我一再说的我们的时代不会拥有三五年前的知识、权力和财富。生在季世，是没有积累也没有未来的。因为没有自新就没有未来。

生当季世还有何作为？布莱希特就有“致后代人”的诗，他明认时代的恐怖：我的确居住在黑暗的时代。他请求未来的人们：如果你们谈起我们的弱点，请不要忘了这个时代，你们逃避的正是这样的时代。我们对因果律式历史观的发现，对“出来混迟早要还的”大众信仰强调，对“吃了我的你给我吐出来”的一唱三叹，对任何机械不省功的三致其意，都表明社会大众在宏观经济增长、大国崛起的同时，为解答个体生存的不安而期望找到一种坚实的基础，找到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如果人世的伦理原则仍不能成为共识，那么，我们只能看命运之手撕开季世的最后一页。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求仁得仁又何怨？因为时间是我们的，命运也是我们的。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