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的复兴》
刘述先著 天地图书
大国崛起，必须有强大的文化根基为后盾。然而纵观中国过去的发展历程，却多次出现批儒学、反传统的运动，其直接的结果，儒学在现实中的命运一度跌至最低谷。然而制度的儒家虽死，精神的儒家不灭。自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日益意识到文化传承的重要性，凸显出文化认同与寻找自我的大潮，呈现出儒学的复兴之势。
从1919年五四运动流行口号“打倒孔家店”到现今孔子学院全球开花，儒学地位似乎浴火重生，获致了新的生命，然而新儒学的历史处境如何？在当代中国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它的复兴契机是什么，所面临的危机又是什么？它又该如何与全球伦理、生命伦理相互融合，带领世界走出当前文明冲突的困境呢？
对于这些问题，现代新儒学思潮的第三代学人、与哈佛大学杜维明、夏威夷大学成中英一同被喻为新儒家代表人物的刘述先教授，在这本《儒学的复兴》中做出了全面探讨和解答。
根据刘的论述，现代新儒学产生于上世纪20年代初。1921年，五四新文化运动正以雷霆万钧之势横扫被视为封建保守的儒家思想，儒学被人们看作是中国封建社会之所以没能产生科学和民主并深陷落后挨打之境地的罪魁祸首。在儒学传统与中国之精神联系行将被实证主义、人文主义等西方思潮割断之际，时任北京大学讲师的梁漱溟却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率先打出新孔学的大旗，公开倡导在现代社会复兴孔子儒家学说，在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现代新儒学由此诞生。此后，科学与玄学的论战更使新儒家的基本理论立场进一步得到凸显，那就是以儒家所代表的人文精神来对抗为科学主义绝对化了的科学理性，以此作为新儒学的基本理论出发点。
现代新儒学思潮，就此以梁漱溟为起点，大体上经过了三代学人的发展。第一代学人有梁漱溟、熊十力、马一浮、张君劢、方东美、冯友兰、贺麟等人，从五四运动起持续到1949年，广泛宣传新儒学的文化主张；第二代学人有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从上世纪50年代起持续到70年代末，其中心亦由大陆迁移到港台，主要围绕“传统与现代化”的主题，建构出“本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新外王”的学理规模；第三代学人有杜维明、刘述先、成中英等人，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直至今日，以推广“文化中国”和搭建“世界伦理宣言”为主旨回应全球化变革之下的文明冲突。
现代新儒学之所以新，是相对于孔子创立的儒学和宋明理学而言，其使命是以接续儒家道统、复兴儒学为己任，力图以儒家学说为主体和本位来吸纳、融合西学，寻求中国社会出路的一种文化思潮。在刘述先看来，儒学的复兴不仅可以解除中国文化在现代所面临的危机，而且足以为西方文明补偏救弊。“援西入儒”一般被认为是现代新儒家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标志，刘述先认为，东西方文化并不需要在意见与题材上寻求一致，未来的世界不需要发展成为一个无差别的统一世界，恰恰是因为有不同文化的差异才能够构成一个丰富的世界文化宝库。但世界文化的多元并不意味着分崩离析、互相排斥；恰好相反，多元正需要一种开放式的对话，需要谋求一种低限度的共识，以避免文明冲突的加剧。所以，新儒学必须“根据自己文化生命的命脉，来和西方希腊传统所开出的科学、哲学，以及西方由于各种因缘而开出的民主政治，来一个大的结合”。
此外，针对儒家价值与全球伦理、环境伦理、生命伦理的关系，刘述先也做了大量论述。1993年，天主教背景的孔汉斯在世界宗教会议上起草了《世界伦理宣言》，该宣言把包括孔子在内的世界上各文明、各宗教所提出的关于人性、人道的原则放到了重要的地位，提倡不同文明与文化传统之间展开对话。刘述先在这一背景下对当今这个“全球对话的时代”做出了自己的回应，他在阐扬儒家的“为己之学”及“仁义礼智”等核心价值观之现代意义的基础上，提出以宋儒“理一分殊”的睿识，来解决既尊重差别又平等互待的问题，并接通传统与现代、一元与多元。
当前，中国的崛起使得复兴儒学进入一个最好的时机，同时全球一体化对冲突与调和的平衡要求亦使得中国文化中“调和共存”的理念得以推广。可以说，无论儒学是否会在未来从边缘回返至中心地位，但至少可以肯定的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与价值认同的重建势必将为崛起的中国注入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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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风云钓鱼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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