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的年代，张艺谋、陈凯歌的作品尽管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对东方的不健康情趣，但未必是“蓄意为之”；另外，那些影片本身具备独特的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到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的“大片时代”，这些导演才开始真正地曲意逢迎；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塑造的“东方”，已经“东方主义”得无以复加。

张艺谋再一次“冲奥”失败。《满城尽带黄金甲》没有入围本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提名，在所有奖项中仅获得“最佳服装设计”的提名。

奥斯卡评委还算有眼光，并没有看上这一场老谋子特意为他们烹制的“黄金菊花馒头宴”。在笔者看来，这部电影是张艺谋所拍的“大片”中最差的一部。除了将故事基本讲清楚了这一“优点”之外，该片从思想、内涵到形式、美感都非常糟糕。一方面，它对于西方人的口味曲意迎合到了谄媚的地步；另一方面，打着“东方”旗号的它又与传统的东方美学彻底背离。

好莱坞爱“东方”

“东方”一直是西方电影钟爱的题材。好莱坞几乎从刚开始拍电影的时候起就拍《蝴蝶夫人》，拍了快一个世纪了还在拍《蝴蝶君》。但是根据被全球思想界广泛认同的“东方主义”理论，好莱坞所青睐的“东方”，与其说是真实的“东方”，不如说是与他们西方社会相对应的“他者世界”。

谈到这一点，就不免要对“东方主义”的理论做一个简短的回顾。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的“东方主义”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时代，而作为话语的“东方主义”则由美国思想家赛义德作出最为系统和著名的阐述。在赛义德的理论中，东方主义是地域政治意识向美学、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哲学文本的一种分配，是西方对一个与自己显然不同的、替代性的世界进行理解、控制、操纵、甚至吞并的愿望或意图。其主要做法是用二元对立的表述系统，对东西方各自的特征进行预先分别，然后再把这些特征打上本质化的标签，从而使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根深蒂固。结果，在东方主义话语中，西方则总是被赋予积极的特征，比如阳刚、民主、理性、道德、强悍、进步；而东方通常被标以五花八门的奇怪标签，包括羸弱、专制、非理性、不道德、落后、沉默、淫逸、阴险、难以捉摸等等。

“东方主义”在好莱坞的主流电影中一向体现得极为明显，即使在最近几年的影片中也没有减弱（如果没有加强的话）的趋势。《迷失东京》中身材高大的美国男主人公因为莲蓬头被安装得过低而无法顺畅洗澡（尽管他住在日本一个五星级宾馆的豪华套间！），《古墓丽影》、《谍中谍》、《蝙蝠侠》中英勇无敌的主角们，一到“东方”就陷入了可怕而无法预测的危局，这些全都是典型的“东方主义”话语。而在思想、内容、风格上吻合这种话语系统的中国电影，特别容易得到西方世界的青睐。

90年代初期，张艺谋、陈凯歌等人的电影纷纷成功地“走向世界”，那些受到西方欢迎的中国电影有这样一系列商标式的特点：黄土地、大宅院、小桥流水、亭台楼阁，京剧、皮影、婚丧嫁娶、红卫兵造反的场面，与乱伦、偷情、窥视等相联系的罪与罚的故事，由执拗不驯的女性、忍辱负重的男人以及专横残酷的长者构成的人物群像。这些电影中的中国和中国人，皆以“他者”的面目出现在西方观众的期待视野中。

有关张艺谋、陈凯歌等导演蓄意歪曲中国以讨好西方人的指责，早几年就已经有了。笔者以为，在《黄土地》、《红高粱》、《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的年代，张、陈的作品尽管迎合了西方观众和评奖委员对东方的不健康情趣，但未必是“蓄意为之”；另外，那些影片本身具备独特的艺术手法和美学价值。到了《英雄》、《十面埋伏》、《无极》的“大片时代”，这些导演才开始真正地曲意逢迎；在《满城尽带黄金甲》中，张艺谋塑造的“东方”，已经“东方主义”得无以复加。

一个变态的王城

和《英雄》、《十面埋伏》令人发笑的单薄剧本不同，《满城尽带黄金甲》改编自曹禺的经典剧作《雷雨》。影片公映之后，相关评论对于张艺谋的夸奖集中在“完整地讲了一个好故事”上。在此且不论人们对于张艺谋的要求缘何变得那么低廉，单说影片对于《雷雨》的改编和诠释是否真当得起那个赞誉。

从剧情来看，片中的人物关系基本忠于《雷雨》的设定，间或还会冒出几句原作中的台词。然而应了那句“看花不似花”，《满城尽带黄金甲》终究不是《雷雨》。从剧作到影片，变化的绝不止是时代背景。

周萍成了大王子，秉性中只余怯懦不说，整个人从表情到言行极端诡异。善良纯情的周冲成了小王子，表面乖巧但内心邪恶，活像一头躲在角落蠢蠢欲动的小兽。天真无辜的四凤成了蒋婵，眉眼间的风情一看便是谙熟风月的狐媚女子。繁漪和王后的性格倒是相似，然而后者更凛冽、更狠心，以至于当知道大王子——她的情人——变心后，竟会当面揭穿他兄妹通奸的骇人真相。原剧中代表革命力量的鲁大海消失了，在影片中担任“反抗”角色的是要为母报仇的杰王子。

作为全片中唯一一个还算是“正常人”的角色，杰王子在影片高潮处带领着黄金军团大战白银军团。这一段情节是《雷雨》没有的，也是张艺谋最擅长的“大场面”，然而这一段落没有任何视觉上的震撼力和感情上的感染力。军变被有条不紊地扑灭，杰王子被波澜不惊地逼死。全片中唯一一点模糊的亮色，就这样消失在全片阴暗而恐怖的大背景中。

《雷雨》中的周朴园，作为冷酷、虚伪的一家之长，明显是个“反面人物”。《黄金甲》中的王，作为残忍、乖戾的一国之君，却让人感觉不出多少批判色彩。在某些段落，张艺谋对“王”的塑造甚至带着英雄主义的色彩。在影片的末尾，三个王子相继死去，王后全然崩溃，而王，纵已衰老孱弱、成为彻底的孤家寡人，却依然牢牢握着权柄。那一句“朕给你，才是你的。规矩不能乱”，让《黄金甲》彻底背叛了《雷雨》，让人毛骨悚然。

洗去屠杀留下的血迹，重摆上黄金色的菊花，太监宫女列队高唱迎接重阳节的歌曲，影片结束在这样一个恐怖王宫奇异欢庆的场景中。没有感情，只有乱伦。没有饶恕，只有屠杀。没有对于惨剧的反思，只有对于权力的崇拜。没有对于真、善、美的哀惋，只有对于丑恶人性的刻画——这就是张艺谋此番呈现在西方面前的中国王城。

与东方美学的背离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这样一部堪称“东方主义教科书”的电影，从美学角度来看却与传统的东方审美毫不搭界。如果说《英雄》、《十面埋伏》中还有一些令人难忘的美丽造像，那么《黄金甲》的画面只能以“俗”字形容，仿佛导演在丧失观念上的前卫性和探索性之后，美学上的功力也在逐渐消逝。

在东方审美的高低雅俗等级中，大凡自然、和谐、中性、收敛为高雅，而人工、极端、艳丽、刺激为低俗。东方美学的特点，在于意韵，在于含蓄，在于收敛，在于留白。而在《黄金甲》里，为了烘托出皇宫的锦绣富贵，老谋子恨不得用尽天下颜色；“五色令人目盲”的古训，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那王宫的墙、柱、梁、门、地板、天花板，莫不七彩斑斓、涂金抹红、流光溢彩、令人眼花缭乱。在这片浅薄的奢靡中，王用中药蒸汽来熏蒸身体、将士穿着黄金打造的盔甲、宫女用特制胸罩托起馒头般的胸部，一切仿佛升级版的豪华浴场。张艺谋品位之俗艳、想象力之局限，令人无语。

中国人当然也喜欢富贵华丽，然而华丽绝不等同于满目妖艳。宋朝有一个暴发户叫李庆孙，有了两个钱，非常得意，找人作了首《富贵曲》，里头有两句是这样的：轴装曲谱金书字，树记花名玉篆牌。够富贵了吧？文人晏殊偏不给面子，说那是“乞儿相”，真正的富贵，不是那些金啊玉啊，而是“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

可惜啊！原本应该担任晏殊角色的文艺大导演，怎么反成了李庆孙了呢？

(图片均由DBD提供)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