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国家层面，能掌控巨额资金的部门有两个，一是财政部，2006年财政收入超过3.7万亿元人民币；二是央行和外汇管理局，2006年底外汇储备超过1万亿美元。要财政掏钱那是慎而又慎，而外汇管理局麾下的汇金公司，却屡屡大手笔而惊四座。

2007年1月20日，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在北京闭幕。

1997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4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它们从四大国有银行手中接管了1.4万亿元人民币的不良资产，向四大银行共注入2700亿元资金。

2002年第二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后，成立了银监会，并成立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在其领导之下，中、建、工三大行相继股改并获得共计高达60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农信社改革的试点也已启动。

而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的目标，按照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定调，“我国金融业处在重要转折期和重要发展期，必须努力把金融改革发展推向新阶段，促进金融业持续健康安全发展。”

温家宝表示：“2002年以来金融工作取得显著成绩，整个金融业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重要的支撑和促进作用。”此次金融工作会议的主要议题之一，就是继续推进2002之后这一轮金融改革中所产生的新问题。其中最大的争议，围绕在一家名为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的庞大金融帝国身上。

汇金是谁？王大用判断错了？

这家成立刚满3年的公司，在中国金融界已是如雷贯耳，甚至颇有些呼风唤雨。就在金融工作会议闭幕的两天以后，1月22日，中国再保险集团对外宣布，已经获得中央汇金40亿美元的注资。而同时还在嗷嗷待哺，等待中央汇金公司注资的还包括中国农业银行、光大银行、国家开发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等巨型金融企业，可能的注资总额超过500亿美元。

此时的中央汇金，已经是掌控近半数国有金融资本，横跨保险、证券、银行等几乎全部金融领域的巨大帝国，对外总投资超过5000亿元人民币，按股权折算，旗下的金融资产在10万亿元人民币以上，年净利润近千亿元。而这家中国最大的金融“巨无霸”，全部雇员仅数十人，集中在北京市西城区金融街平安大厦办公，他们没有网站，没有注册电话，如果不是冠以“中央”二字，很难有人将他们从北京市数十个以“汇金”命名的公司中区分出来。

2003年12月16日，中央汇金投资有限公司悄然成立。当时中央政府已经决定运用国家外汇储备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两家公司进行注资，总额450亿美元。而工商注册资料所显示的汇金公司注册资本金——3724.65亿元人民币，恰恰等于按当时汇率换算出的450亿美元。

成立之初，公司的董事、监事分别来自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和国家外汇管理局，其中，时任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郭树清出任公司董事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胡晓炼出任公司总经理——汇金公司的资本金来自国家外汇储备，与外汇管理局自然联系密切。

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开表示，用外汇储备向试点银行注资，不是财政拨款，而是资本金投入。而中央汇金公司，则被认为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工具”，中央汇金公司对外也宣称，“公司由国家出资，代表国家依法行使对中国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等重点金融企业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公司职能是国务院授权的股权投资，不从事其他任何商业活动。公司上级主管机构是国务院国有独资商业银行改革领导小组。”

“汇金天生是虚壳公司，”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常务副主任王大用曾经向媒体表示，“它最大的意义在于银行股份制改造中代表国家出资，等到银行上市后，它就是银行的股东，行使股权管理职能。”

但郭树清在接受媒体访谈时说：“汇金公司的准备工作也进行了很长时间。我们是依法注册的，我们是实体公司，公司的架构已经初步建立，但细节目前还不便披露。”

此后的发展也推翻了王大用的判断，在短短3年之内，汇金公司就完成了对接近一半国有金融资产的整合。从2004年开始，整个金融界的数次风暴，全都起源于平安大厦，汇金银行的办公室中。

从注资银行到拯救券商

“观音姐姐”来了

1998年，为了应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中央政府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充实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但由于国有银行的治理机制一直没有得到改善，2700亿元并没有带来实质性的变化，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坏账还是在不断增加，到了2002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已经“理论上破产”，国家不得不决定，动用当时已经高涨的外汇储备，“注资”中行和建行两家资产质量相对较好的银行进行试点，这就是此后被津津乐道的“汇金模式”。

“汇金模式”有三个特点：第一，并不是国家直接从财政拿钱，而将国家的外汇资金以资本金形式注入两大专业银行；第二，注入资金后先保证两大专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使它们“健体强身”，足以承受改制上市的压力；第三，两大行上市真正建成现代化金融企业后，资产增值，投入的资本金完全可以获利丰厚地退出。

2003年12月30日，汇金公司向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分别注资225亿美元，持有两家银行100%的股份。这是汇金公司的第一笔投资。

2004年6月30日，汇金参与完成交通银行财务重组，出资30.59亿元人民币，持股6.68%。

2005年4月21日，汇金公司和财政部分别向中国工商银行注资150亿美元，各持股50%。

至此，汇金公司完成了成立后第一阶段的表演，当时已经接替胡晓炼任汇金公司总经理的原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向媒体表示，“汇金公司已分别派出6名有投票权的董事参加两家银行的董事会，但汇金公司不会干预两行的具体经营管理业务，即使两行因为竞争出现利益冲突情况，汇金公司也不能干涉。”

在“国有独资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革试点工作领导小组”的指挥下，汇金公司已经实现了自己“代表国家对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国有商业银行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的职责。

就在此时，长期低迷的股市终于导致中国券商的集体“病发”，几乎所有的券商都面临着“流动性危机”。2005年7月6日，时任央行行长助理刘士余透露，中国人民银行将允许中央汇金公司、建银投资（汇金公司的全资子公司）在7、8、9三个月对一些重点券商实施市场化的财务重组。

与以往不同的是，央行这次出手拯救券商，并没有通过直接向券商发放再贷款的形式，而是利用中央汇金和建银投资进行注资重组，一方面，可以通过股权融资支持券商，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可以凭借股权，派出自己的人员进入公司的董事会。这样就可以对证券公司的治理结构与基本的战略进行重组，这就改变了以前央行只给钱不管事的被动局面；另一方面，汇金公司和建银投资注入的资金也不再是货币发行的滥用。

转眼之间，汇金公司成为各大券商眼中的“观音姐姐”。

据当时接受汇金和建银救助申银万国人士回忆说：“汇金或建银投资对申银万国进行救助性投资，开出的条件十分严格。第一，汇金或建银投资要求有控股权与话语权，其次，投资的股权视作优先股，要有固定的回报；第三，汇金或建银投资是阶段性持有，希望上海方面或者原先大股东承诺等到汇金退出时可以接盘；第四，要求申万的治理结构与薪酬制度符合新股东的标准。”

而这些钱，并不来自于国家外汇储备或财政部拨款，全部来自于汇金的经营收益。

此时的汇金公司，已经不再是“不会干涉具体经营管理事务”的“一团和气”，但争议也从此产生，许多经济学家和各类学者质疑称，汇金公司既然是代表国家行使出资人的权利和义务，那就应该将经营所得上交财政，由财政部决定这些钱的去向。

甚至汇金自己都意识到了这一尴尬处境。他们对外界表示，汇金仅仅是“奉命”拯救券商，是为了暂时缓解券商的流动性问题，优化券商的财务结构，“将来一定会考虑在市场上推出。”

但直到目前为止，汇金公司依然持有或间接持有国泰君安、申银万国、银河证券、中信建投等多家国内最知名券商的股权。

中国的“淡马锡”？

“贱卖论”引发大争论

据内地媒体报道，当初汇金模式的设计借鉴了新加坡淡马锡公司的一些做法。新加坡淡马锡公司是由新加坡财政部出资设立的，以市场化方式运作管理新加坡国有资产的一家企业。

在汇金公司奉命“拯救券商”的同时，依然继续推进其控股或参股的国有商业银行进行改制。而改制的首要目标，就是“引进战略投资者”，“促进建立现代企业管理制度”。

这就引起了有关汇金公司的第二大争论——“贱卖论”。

2005年6月，建行引进战略投资者美洲银行和淡马锡控股。汇金出让部分股权，共获得39.66亿美元转让收入，但依然持有建行71%的股份。

2006年2月，中行正式引进战略投资者苏格兰银行和淡马锡，汇金公司出让了122.62亿原始股，获得143.52亿美元收入。

而此后，建行、中行分别在香港上市，每股发行价格远远高于此前“战略投资者”所投入的成本，一时间，国有商业银行被汇金“贱卖”的观点充斥媒体。以至于谢平不得不出面高调公布汇金公司成立3年以来的丰厚收益，反击“贱卖”论。

谢平向路透社表示，不需要担忧外资企业直接投资中国金融业将危及国家金融安全。任何国家金融行业的主要风险都存在于结算系统和货币稳定性方面，而这两个方面与银行所有权都没有关系。

谢平认为，国有商业银行股份被贱卖的说法没有根据，中国商业银行的信用因外国投资者的参与得到提升，而且确保了上市的成功。

汇金获得的回报首先是在向美洲银行和亚洲金融(淡马锡)转让老股时，实现了47.213亿元人民币的投资收益。此外，获得了引进战略投资者之前的利润分配权和引进战略投资者至IPO前的利润共享权。初步统计，上述两银行给汇金公司带来的分红收益约为20亿元人民币。上述两部分是汇金公司2005年的现金收益。

建行IPO让汇金公司持有的建行股份的所有者权益每股增加了0.169元，汇金的股东权益增加了233.47亿元。

谢平说，按发行价格估算，汇金公司及其他国有股东所持股份在约一年的时间内，增值了1.45倍，汇金公司直接间接持有的股权价值增加约2400亿元人民币。谢平估算，汇金获得的回报累计将接近3000亿元人民币。

按照总投资额5000亿元人民币计算，汇金公司在仅仅3年之内就收回了超过60%的投资。这样的成绩单，即使是它的“前辈”、“榜样”和合作伙伴——新加坡淡马锡公司都会感到汗颜。

但与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淡马锡不同，汇金公司所取得的骄人战绩，实在是依赖于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无论是中行建行，乃至工行上市，还是拯救券商。如果不是中央政府的鼎力相助，都不会进行得如此顺利。尽管它可能是最市场化的金融国资管理模式之一，但汇金公司的管理体制还是无法摆脱浓厚的行政色彩。对此，谢平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告诉媒体：汇金是一个没有行政级别的“央企”。

身份定位摇摆不定

未来渐趋明朗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表示，汇金公司是维护金融稳定、具有政府性质的机构，还是对外汇储备保值增值负责、高效运用外汇储备的投资公司？现在看来，汇金的定位还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

有关专家表示，汇金定位困难的根源在于，其所用于注资银行和拯救券商的资本并不是“税收”， 而是“国家外汇储备”，从理论上来说，并不属于“国有资产”。在通过人大立法程序获得正式的法律授权以前，汇金公司与国家之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并没有厘清。

中央汇金公司本身既没有实际的经营业务，也没有独立的管理团队，董事和高级管理层全部是来自几个财经金融政府部门的官员，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角色错位和利益冲突，难以有效发挥控股股东的作用，将可能导致汇金公司管理层作为监管者和所有者的双重角色的模糊与混淆，带来原来的一些老问题，诸如政企不分、缺乏效率、监督乏力等。

巴曙松认为，中央汇金公司无论是动用外汇储备，还是基于国家信用借入的外部贷款等，都涉及动用公共信用和资源，因此加强公司的透明度和资讯的披露十分重要，要尽量避免政府决策参与市场运作。中央汇金公司的内部治理结构同样值得关注，向控股机构派出股权董事，已经是带有中国特色的制度安排，从公司治理结构的角度看，都值得深入研究其可操作性。

因此，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央汇金公司是否能成为一个符合市场经济要求、符合现代公司治理要求的股东，是否有足够的约束和激励权力来监督国有商业银行的运营，是否有足够的决策机制来保证汇金公司行使股东挑选经营者的权力。

一位业内人士表示，汇金模式尽管有争议，但能不能更好，不仅取决于汇金的努力，也取决于整个的金融生态。

而据内地《第一财经日报》报道，按照送交本次会议的相关报告，由汇金重组改造的新公司将兼顾储备投资与落实金融资产出资人权利职能，其法律地位应该得到明确。将其重组改造为直接隶属于国务院的国家投资控股公司可望成为方向。

按照相关报告的规划，汇金重组改造的模式是成立一家新公司，然后将汇金原有职能放入其中，原有汇金公司将不复存在，其原有行使金融资产出资人职能将全部保留。在新的储备投资职能方面，该公司可能不会通过发行人民币、债券所得一次向央行购买外汇，更可能的情况是分期发行，分批购买。外汇储备可能主要投资海外，不排除外汇储备中的长期储备分期卖给该公司并用于海外实业投资。

汇金是去是留，在这次金融工作会议上没有明晰决断。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