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升值问题和金融、资本市场开放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是外国资本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两个集中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开放过程当中，两个领域开放进度之间，管理层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舍弃小部分领域的利益，来换取整个开放市场过程当中，更多的有利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和艺术。

2006年，中国资本市场刚刚开始引起全球投资人，特别是中国国内投资人的广泛关注。而这种吸引力，是中国股市以其“亢奋”的上涨方式作为“药引”，并通过其难以估量的扩展空间，以及市场本身对此的“反复描述和想象”，来强化和维系的。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魏加宁研究员认为从客观上说，资本市场的一系列变革在2006年只是刚刚起了个头，或者干脆被“延后”，这种变革的能量，从量变到质变，再到“爆发”，都还要一个积累、酝酿的过程。

原来说2006是创新年，但实质性的创新并没有多少，反而是资金推动下的“回归年”。2007年主题词是规范与创新，或称是结构性上涨年，但什么是结构变化的动力呢？魏加宁认为，是交易与产品的技术创新。也就是说，2006年的事不得不移到2007年做了。

从实际情况来看，一系列创新没有在2006年实现主要基于两个原因，一是目前市场的制度、规则还不健全，管理层的风险控制能力也还略显不足，仓促推出的风险较大；二是管理层根据后来市场的变化，进行了有选择的调整——即那些有可能助长泡沫的“工具”被推后，而那些可以“垫高、夯实”股市基础的改革、创新，则是在陆续地、甚至是加速地推动。

无论是目前风风火火的股权激励，还是2007年就要实施的新会计制度，以及面临收尾的上市公司“清欠”，乃至证券公司的综合治理，证监会在竭尽全力为股市“固本培元”，这也为来年资本市场“上层建筑”（一系列创新工具）的搭建，打好了制度上的基础。

就市场的认知层面看，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了资本市场多年来形成的“思想和认识的禁锢”。一方面股改的临近收尾，完成此前市场认为“不可完成的任务”，让很多以前看来，难以甚至是无法解决的问题，找到了被市场接收的解决途径和办法，并且有的已经有了初步的成果；同时A股对于大盘股的承受能力，也并不如人们预料的那么脆弱，市场的“弹性”增强，承接了超出“想象”的扩容压力。

另外，在市场化方面，管理层的灵活性得以提高，“约束”和“干扰”市场的行政行为明显减少，在中央赋予资本市场大战略的框架之下，证监会回旋、腾挪的空间更大，但投资者的认识还并不稳定，虽然有蓝筹行情的引导，但对于大扩容与生俱来的担心，还并没有彻底消除。

事实上，从2006年的“大扩容”来看，无论是中行还是工行，其上市流通的“大头”，更多还是在海外市场，A股部分所承受的压力相对较小，并且就数量来看，2006年A股的扩容，远远要低于香港股市，从这层意义上说，股市的“大扩容”还并没有真正开始，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股改虽然接近尾声，但正如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所说“问题还很多”。整个市场对于当前改革的进程、阶段，以及对于这个资本市场的认识，都要有一个由表及里的，深入、全面、正确的认识，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资本市场才能够更好地进一步发展。

前景可观

把股改所获得的“对价”填权计入，目前沪指仅在1800点左右，实际点位并不高，以及从市盈率的角度来看，目前上涨是有业绩支撑的之外。如果说当前指数的持续上涨存在着风险，那么在现阶段，谁又能给中国股市一个公允的上限指标呢？当中国在新世纪的国内、国际环境之下，有越来越多的题材和动作，而又受到国际、国内资本不断追逐，外围“流动性”不断膨胀的情况下，中国资本市场的表现，很可能就要大大越过绝大多数人的想象，挑战投资人想象的极限。

当有的券商，随着中国联通的上涨，不断将其股价的评级，从3元调至5元，乃至8元的时候，当人们预期工行的极端股价可以达到7元，甚至把中石化股价定在13元，还未上市的中国人寿看到90元的时候，既然有人敢于出来“讲故事”，并且不断地反复强调它，那么，那些虎视眈眈的庞大外围“流动性”，也就敢于把这个故事变成现实（不管它们是有意识的，还是盲目的，但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那些出来“讲故事”的人，都是经过了一番“研究”的）。在平时，这些故事也许还只是一个远景规划，但在当前资金泛滥的情况下，不排除它们就敢于提前实践这个计划，并且通过这种思想的传播，来强化市场对这种趋势的认同。

作为管理层来说，它关注的根本性问题，并不应该在于市场投资主体个人的行为，究竟是否完全是理性的，还在于解决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是整个市场的基础的制度和监管，是否能够逐步的完善，也就是说，要摆好一个讲坛，让这些讲故事的人来讲，只要它讲的不是假话，哪怕有一些夸张，也是可以的；第二是管理层是否尽快建立好一套风险预防和抵御措施，市场的暴涨暴跌，有它内在的规律性的要求，管理层可以进行引导，甚至进行调控，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当市场出现这种暴涨暴跌的情况之后，整个市场能够进行抵御和承受（这一点，在中国股市仍然是单边市场的情况下，是更为困难的，因为没有对冲机制来防御这些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管理层更加注重，“事前”的调控和防范，而于近期反复调整要稳妥地推出股指期货的初衷。

中国已为资本市场开放

画下了“红线”

海外资本向中国资本市场的“叩关”愈演愈烈，其对人民币升值的热忱，越来越具有向要求金融资本市场开放所倾斜的趋势，但是中国的管理层已经连续多次明确地表达了，资本市场对外开放要按照自己的节奏，不能操之过急。

然而中国金融、资本两个管理部门—央行和证监会，在向外资开放市场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各有各的部门利益考虑，但二者当着洋人的面，公开这种矛盾，显然并不仅仅是部门利益使然，或许还隐藏着中国在有关问题上，和国外资本进行讨价还价筹码的考虑。

人民币升值问题和金融、资本市场开放问题，在未来相当长时间内，将是外国资本向中方施加压力的两个集中领域。这两个领域的开放过程当中、开放进度之间，管理层如何相互配合、协调，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舍弃小部分领域的利益，来换取整个开放市场过程当中，更多的有利条件，是一个很重要的战术和艺术。

在中美双方的市场开放谈判，逐步从“专注于”人民币升值的问题，转向越来越多的“关心”金融市场开放问题的背后，既是中国在取得制造业成功发展之后，又开始在金融资本领域“有所作为”的一种反应，同时，也是西方资本对于中国的关注，或者说，对于“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感受，从制造业这样的实业部门向金融资本领域转移的表现。换言之，如果说压迫人民币升值，是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制造业迅速崛起的担忧的一种必然“反弹”的话，那么，西方资本越来越强烈地关注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开放的趋势，则是西方资本对于中国金融资本的实力，开始急剧膨胀所“预感”到的威胁的又一种“反弹”。

过去中国自己选择了将自己的发展模式绑定在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的低端市场，以这样一种低成本且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迅速地增强了自己的国力和在国际贸易体系当中的实力。这种由于制造能力提升，而带来的出口领域的极端强势，让全世界都切身感受到来自于中国的竞争压力，而为了保护本国市场，或者说，为了满足本国利益集团的政治需要，来迫使人民币升值，只是对于这种来自中国竞争压力的“不当、但正常”的反应而已。

而现在，当中国取得了在实业部门，特别是制造业领域的显著成就之后，与之相配套的中国金融资本市场的大发展，也就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大趋势，在这个背后，既孕育着庞大的机会，但同时也令西方的资本感受到了潜在竞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它们迅速地调整了斗争的策略，将相当一部分精力转向了要求中国尽快开放金融资本市场，以在中国金融资本领域取得先机之前，谋求更多的话语权。这样，既可以分享这个新兴市场成长的果实，同时，又可以保证自己在面对这种威胁时，有一定的影响力。

从这个层面上看，中国的金融资本市场越完善、越发达，海外资本对于要求中国金融资本市场开放的声音和压力也会越来越多，甚至，在未来金融资本市场的开放和人民币升值这两项，会并列为国际资本向中国施加压力的首选领域。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