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年，对台商可谓双喜临门。福建南平的台协成为大陆成立的第一百家台商协会，而台商总会业已通过民政部备案，在3月份有望成立筹备会。

台商，这个在台湾被称为“第26个县”的群体，在大陆也逐渐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经济版图上的“西征”运动正如火如荼。在两岸经济政治的博弈上，台商正试图发出更大的声音。

以台商总会的成立为标志，台商进入大陆25年后，终于站在历史的分水岭上。

2007年元月最后一天，大陆各地台商协会的会长们齐聚北京，讨论成立“大陆台商企业协会联谊会”（台商总会）筹备会事宜，大陆国台办经济局长何世忠与会。

台商全国总会主要发起人张汉文透露，台商总会筹备会将会在春节过后召开，台商总会的办公地点将设于北京。

同日召开的国台办新闻发布会上，有记者问到此前3位东莞台商当选政协委员之事，面对台商在大陆参政的空间未来是否变得更大的问题，国台办新闻局副局长杨毅简短地回答地道:“我们支持台湾同胞参政议政的要求。”

台湾“陆委会”之前则表示，如果这三名台商仍具有台湾居民身份，将违反所谓“两岸关系条例”中出任大陆党政军及政治性机构职务的禁止规定，“陆委会”在了解状况后将会同相关机关予以处分。

此前一个月，台商林重光在厦门参选人大代表，虽然落选，但其参选举动同样引起两岸争议（参见《凤凰周刊》总第242期《台商参政的两难选择》一文）。

台商总会的成立，正是基于台商业已成为大陆政经生活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亟须一个统一组织成为其代言者的背景。百万台商在大陆的坎坷之途，或许会因之成为康庄大道。

台商，再次成为两岸三地的焦点。

探亲与探路

谁是第一个在大陆投资的台商，如今已不见载。在大陆官方的记载中，这个时刻被标注在1982年。

此前已有诸多台湾人辗转来到大陆寻亲，其时并无投资意识。尽管当时大陆步入改革开放的轨道已然4年。

“谁最早来到大陆现在可能不太清楚了，但是要找超过15年历史的台商，除了广东很难找到。”东莞台商协会前会长张汉文说，他来到大陆经商已经超过20年，但是他也并不清楚最早来到的商人是谁。

大多数第一代来到大陆的台商都被称之为“台胞”，他们最主要的目的是回乡寻找亲人。带给亲人的物资或者钱成了第一笔投资，“台胞证”在这时候可以被人花钱借走，因为凭证可以在免税商店里买到一些电器，当然还需要有“外汇兑换券”。

早在1978年的最后一天，中央电视台破天荒地播放了一集介绍台湾风光的记录片。片子很短，画面上有台北鳞次栉比的楼群和车水马龙的街景；为数不多的游人出现在景点时，多是以海滨为背景的长镜头，这些人都衣着光鲜、发型时髦。

随后在1979年新年的第一天里，叶剑英先生《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多年来象征性的炮击也结束了，“解放台湾”的口号不再提及，代之以“和平统一”之新政策。同年的广交会上第一次出现了公开的台商的 身影。

大陆的这一姿态并没有得到台湾方面的积极回应。《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个月后，蒋经国先生正式提出对大陆“不妥协、不接触、不谈判”的“三不政策”。

两岸关系尚未融化的时候，有些大胆的商人开始试着在大陆投资。深圳，这个小渔村在1979年被宣布为中国的经济特区，起初来这里试水的多是香港商人。1982年，回乡探亲的一位台商忐忑不安地投下了第一笔资金，随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踏上“探亲”之路。

1983年4月，国务院颁布《关于台湾同胞到经济特区投资的特别优惠办法》，给予台商在企业所得税、土地使用费等方面一系列优惠，允许30%产品内销。两岸经济往来进入恢复时期。限于禁令，许多台商先与港商在香港注册合股的公司，取得香港公司的身份，再以这家公司的名义进入内地。

东莞籍的港商约有15万人，不少人将首选的投资点，都放在了东莞，台商因此被港商带着进入东莞。随后，前来试水的台商越来越多，他们面对的是一个尚未开发的巨大市场。

短短8年时间，两岸经香港的转口贸易额增长了近20倍，从1979年的0.77亿美元增长至1987年的15.15亿美元。

张汉文还特别提到台商的“候鸟心态”，初到东莞时，台商多持观望态度，厂房只是租赁，不作固定投资，钱不敢多赚，随时准备撤出东莞。而他自己当年来东莞时，也只是试探性地搞了两个小项目，不料收获还不小，这才决定在东莞发展。

初尝商机的台商们开始企望得到更宽松的环境，他们不再满足于小打小闹。两岸关系的转折在这一年发生。

“谁敢去大陆就抓起来”

1987年是两岸关系中的重要年份，在两岸这一轮互动中穿针引线的是被称为“美籍华裔第一人”陈香梅。陈香梅在这一年赴大陆时曾获邓小平接见。邓对她说，“你应该让那些已经在台湾的人，让他们回到大陆来探亲。”

陈香梅之后在台湾会见蒋经国时，就将这一意见转述与蒋经国，“很多从大陆来的人已垂垂老矣，离别大陆亲人40多年，他们的长辈也七老八十了，如果再不让他们回家看看，可能再也没机会了，这在历史上将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

蒋后来说‘可以考虑’。时任国民党中央副秘书长的马英九为蒋经国完成了《民众往返大陆探亲问题之研析》初稿。

随后，1987年7月，台湾当局解除外汇管制，允许企业对外投资，为台商间接赴大陆投资创造了条件。9月份，台湾《自立晚报》记者李永得、徐璐经日本访问大陆成为当年的轰动事件，两位台湾记者所到之处，都遭到大批当地记者的包围。

大陆当时的报道中提到，在广州参观访问期间，两人特地去看了景仰已久的黄埔军校旧址，呈现在眼前的破败之相令他们大失所望。

事件轰动的背后，是当年台湾放开“探亲令”后的社会心理集中显现，两名记者在当年9月付诸行动之前，戒严令已于6月宣布解除。大陆媒体称他们的行为是“突破禁忌”，他们行前也曾有些担心，在回台湾后，两位记者和所在报社都曾面临被起诉，但最终不了了之。

同年11月，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台商纷纷以探亲名义赴大陆考察或寻找投资机会。开放探亲两个月后，蒋经国去世。

中共高层显然也注意到了情况的变化，1988年6月国务院及时公布了 “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为台商赴大陆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与政策条件。

随后一年，陈香梅在台湾组织了40人的台商访问团，准备作破天荒的大陆之旅。台湾商界人士的考察团在陈香梅的带领下转道香港前往大陆，尽管岛内放出风声：“谁要敢去，回来就把他抓起来。”但还是有人挺身而出。

“当时真的是心理压力很大，很恐慌。”北京台协副理事长林彦宏说，他也是在1989年初次来到北京。他说，当时有些台商对“统战部”不了解，听到名字都会害怕，“台办”在台湾的宣传中都是“情治机构”，但后来他在与大陆官方的接触中转变了这一观念。

闸门松动之后，奔赴大陆的台湾民众以数十万的人次往上翻番。到1990年，回大陆探亲的国民党老兵达200多万人次。10年间，来大陆的人数上升了将近10倍，从1982年的几万人到1992年的130多万人。

最初的探亲已经渐变为寻找新的投资机会，大陆成为台湾冒险家们的乐园。“早期的台商都是零零碎碎地过来，尝试性的较多，投机的也不少。”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经济室主任孙升亮说，雨伞、鞋子、纺织、陶瓷、食品等传统轻工产业成为台商进军大陆的首选产业，在东莞这一时期平均每年有113家台商进入大陆。

台资企业遍地开花

“形势比人强”，林彦宏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当时的情况，跨过海峡来到大陆寻找机会的商人越来越多，超出了两岸所有人的意料。台商在各个领域都尝试开始投资，这一时期的投资者面临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环境。

1990年，北京成立了第一个台资企业协会，这一年成为两岸关系发展迅速的一年，变化起始于两起遣返事件，台湾因为强行遣返大陆渔船，导致46名私渡客死亡的海难事件引发舆论的强烈谴责。

随后，以两岸红十字会名义组织的“金门会谈”开始，这次半官方的接触被台湾舆论界认为是一次“堪称历史性的会谈”。

台湾“陆委会”、“国统会”在这一年先后成立，日后推动两岸关系发展的另一重要组织“海峡交流基金会”在当年底成立，其成立宗旨就是接受“陆委会”委托，办理两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项事务。

“那个时期应该是台商进来投资最多的时间，经过试探发现大陆的很多商机，看好这个市场，原来产业在台湾受到限制的，都慢慢过来投资。”林彦宏说。

更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之后，开放成为大陆最为强劲的声音。这一年前后，“海基会”海协会先后成立，“九二共识”出炉。“汪辜会谈”在次年实现，台商进入大陆的脚步加快，台商的投资半径则从珠三角开始扩展到长三角。

《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1994年通过，这是第一部专门台胞在大陆投资制订的法律，同一年召开的“对台经济工作会议上”，国务院将推动两岸经贸交流作为今后一个时期对台工作的重点。

随后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发展海峡两岸经济关系若干问题的决定》，提出对台商投资的领域、项目和方式，采取“同等优先、适当放宽”的原则。

“感觉投资环境一步步好起来，这个变化是蛮大的。”张汉文说，这位在大陆深耕多年的台商从最初的混乱中脱颖而出。在他看来，政策的变化吸引了更多的投资者。东莞这一时期前来投资的台商，从之前的平均每年113家激增至320家，珠三角到处出现台商的身影，大多数台商协会在这一时期成立。

越来越多的台商奔赴大陆让台湾继任的“总统”李登辉颇为忧虑，传统产业外移之后，高科技产业大量西进让李倍感惶恐，在其主导下，台湾在这一阶段对大陆投资实行“积极开放、有效管理”政策。

1995年5月，李登辉公开宣称台是“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两岸关系降到冰点，台海陷入空前危机。台商则成为这一轮危机的最大受害者。随后一年，李登辉提出“戒急用忍”，台商发展大受限制。

由于岛内的限制，台商踏入大陆的脚步一下子慢了下来，随后而来的东南亚金融风暴则更是让台商雪上加霜。

据有关资料，从1995年到1999年，在大陆投资的台资项目一路下滑，从这一年的接近5000个下落到不足2500个。

自然，也有顶着压力继续来到大陆经商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后，大量的台商开始大举进入内地，稳定的环境和优惠的政策成为台商们最为看重之处。但对台商来说，竞争已经开始日趋激烈。

“台商的西进运动和大陆的政策调整也有关，长三角及内地的逐步扩大开放让台资有了更多选择，同时竞争的激烈也让台商开始转型。”孙升亮说。90年代后期，两岸贸易中台湾顺差即已达150亿美金以上。

“台资在大陆的竞争优势不外三点：一是没有语言交流及沟通的障碍；二是大陆的优惠政策；三是廉价劳力。”孙升亮说。

台湾电机电子工业同业公会公布的一份报告，则把当前中国大陆的投资环境概括为：“珠三角的投资环境在恶化，长三角接近饱和，环渤海经济圈正在崛起。”而“西部大开发战略”、“中部崛起战略”则为处于产业转移中的台商提供了新的投资机遇。

台湾“自动化之父”石滋宜对此评价说，“上帝对台商特别优厚，他们经历了台湾的经济起飞，从中赚了许多钱，而当竞争力下滑之时，上帝又给他们一次机会到大陆，让他们有赚第二桶金的机会，因此台商是非常幸运的。”

“台式生活”风靡大陆

1991年，一种叫“康师傅”的方便面第一次由台湾进入大陆，好多人被电视屏幕上的广告所吸引，“康师傅”此后几乎成了方便面的代名词。

据台湾《中国时报》报道，以餐厅内碗筷摆设为例，毫不起眼的小动作都是台商打进大陆市场的关键。早期的上岛咖啡、真锅咖啡等中西餐饮业者，幽雅的装璜、中等价位餐饮、训练有素的服务员等，为大陆顾客重新定义商务洽谈应有的餐饮体验，而餐盘、刀叉、饮料该放在餐桌那个位置，全有标准。

不止是吃饭的方式，来自台湾的统一绿茶、康师傅方便面似乎成为都市人新的必备食品，连火锅都由重庆的麻辣转向为“呷哺呷哺”。

“在上海，想吃到台湾饭是很容易的。在那里感觉真是回到了台北，所以有很多台商都会选择去上海。”林彦宏说，在各地都会有台商的聚集区，“近两年来，过来做服务业的越来越多，台湾有的东西这里基本都会见到。”

早期台湾制鞋厂移转到大陆，如何管理全厂数千女工的吃喝拉撒睡堪称经典。当时台湾退役军官成业内最爱，为让整个厂区运作有条不紊，实施严格的军事化生活管理。

一位曾见识过台湾工厂管理的大陆官员即指出，中午开饭时间，五百多名女作业员双手托着餐盘，在食堂外整整齐齐地排成一列，一个接一个进食堂吃饭，“部队都没有这么整齐”。潜移默化中，台商协助大陆员工建立起适应市场经济运作的整套观念。

最早西化的台湾人接受了中西合璧的教育，所以泡茶和打高尔夫成为台商必有的两大生活习惯，最初的江浙商人们从台商这里重新拾起了茶道，而高尔夫则要从头学起，不久商人们就将这一中一西的会客之道推广到大陆各个省份。

最近的消息来自于广西，为了和台商能够有效沟通，广西的一些官员组织了一支厅级干部以上的高尔夫球队和台商进行友谊赛。

大陆的“包二奶”之风重现，固然与台商并无直接关系，但这一名词却由台商创造。九十年代初，台湾著名主持人邱彰在其主持的电视节目中爆出，“发生状况”的台商比例惊人，一时让两岸间电话线路骤热，都是太太打给在大陆的先生查勤的，多年后的景况仍是不衰反盛。

“香港人一提‘二奶’，台湾人就发笑”的口头禅在民间不胫而走，这也为大陆尚在走法律边缘的私人侦探业，和在台湾可以公开营业并已在大陆设立多处分支机构，号称“专抓包二奶”的“征信社”，提供了滚滚商机。

一种新的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都由港台移植到了大陆。从一些细微的变化开始，台商成为一代人生活的“启蒙”教师。

至于台湾明星，更成为大陆青年的青春偶像，一些台商带过来的台湾词汇，也进入大陆的语境之中。

台湾 “第26县”在大陆

2006年春节刚过，200多位大陆台商针对台湾水果登陆、两岸包机直航等两岸经贸政策，以及台商人身安全等台商权益问题，联署“台商宣言”，要求台湾行政及立法当局放宽对台商在中国大陆投资的限制，希望修正《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保护台商权益，并尽快立法通过实施“三通”。

2002年12月17日，台湾同意章孝严“春节包机”的提案，这被认为是大陆台商为维护自身利益而迈出的关键一步。台商随即出现在台湾大选中，手握百万选票的台商群体被台湾媒体形容为是“台、澎、金、马”25个县市之外的“第26县”。

之前的若干年中，大陆台商一直坚守“只赚钱，不议政”的传统，但2004年台商开始主动出击，他们开始利用手中选票争取有利于自己的政策。

回家过中秋的台商们被接连不断的座谈会、茶话会、餐叙会、联谊会、参观访问弄晕了头，各党对台商们的重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陈水扁向台商会长大摆宴席，并称“必须对到大陆打拼的台商给予肯定、配合和支持”。

蓝绿对决的关键时刻，近百名大陆台商发起筹组“大陆台商连宋后援会全台总会”，卸任东莞台商会长的张汉文担任总会长，呼吁各地台商在大选时扮演关键力量，全力支持连宋当选，“第26县”力量初显。

2005年，连宋轰动两岸的“破冰之旅”后面出现了诸多台商的影子，大陆90多个台商协会的会长几乎悉数出席连战的登陆之行。连宋之行，台商都倍感兴奋，随后的两岸第一次经贸论坛中，台商们也纷纷登台亮相，这种越来越紧密的经济活动之后，台商的影响力也在日益扩大。

据台湾一份对“大陆台商1000大”的调查显示，赴大陆投资台商1000大企业的2004年整体营收共计7336亿人民币，约合新台币3兆800多亿元，几乎是台湾国内生产总值（GDP）的1/4，和上海的GDP差不多。

大陆台商的实力称得上“富可敌国”，但仍有人称这份调查亦有遗珠之嫌，还有更多未上榜的台商其实影响力亦不容小视，在经济上台商已成为两岸台商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

“我们希望能够保护台商利益，让台商更好地发展。”张汉文用很朴实的话说，不管谁上台。如果保护台商利益，就是我们支持的。

张汉文坦言，成立台商总会亦是为了这一目标，“通过一个全国性的协会，把大家凝聚到一起，组织一个全国性的联谊总会，联系起来。在中央所在地成立一个总会，比较容易和上层沟通，也能创造更多的发展资源和投资机会。”

“当初创办协会都是地方政府牵头，有些地方还不了解，有些地方并不热衷。现在很多地方支持成立协会，交往拉近了，很多事情可以直接和地方部门进行商量，当地政府也帮助我们做生意。”张汉文说台协这两年的变化也很多，成立台商总会也是势在必然，他在两年前提出成立总会的设想后得到了大多数台协会长的支持。

大陆台商总会的成立得到了国台办的支持，张汉文对之前传言国台办经济局局长何世忠会出任副会长一说没有正面回应。他以东莞市台协为例说，“东莞台协总会的架构，台办的副局长就是我们协会的当然的副会长，他下面的分管科长自然也是我们协会的秘书长。台商总会归国台办管辖，分管领导自然会是副会长。”

两岸之间的新角色

两岸经济联系极大地改变了台北和北京双方的政治现实。在台湾，商业团体已经成为加强两岸交流的积极的倡导者。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台湾经济更需要大陆，而不是大陆经济更需要台湾。”孙升亮说。台商开始改变自己的“候鸟”心态，一本移民上海的手册在台湾成了畅销书。越来越多的人喜欢定居北京，飞回台湾过春节的人数在下降。

台湾政治大学东亚所副教授耿曙亦认为，像早期去东莞做生意的台商与当地社会是没有互动的，他们碰到的中国人只有两种，一种是需索无度的地方政府，另外一种是他们认为可以不用平等对待的打工仔。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明显转变，移居长三角成了主流，买房子的变多了，开始有人与当地人结婚，心态也开始改变了，越来越多年轻的、受过高等教育的台湾人去大陆了。

“在北京古玩城聚集了五六百台湾人在做古玩生意，再往前两三年前，在望京最多的时候有2000多台湾导游在那里，因为当时做欧美游的大陆导游很少，有很多就都留在了这里。” 林彦宏说，他听到越来越多的移居北京、上海的台商朋友，很多人把家搬过来，也让小孩子上当地学校，和大陆人做朋友。林彦宏说，“本土化是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1月底，广东东莞公布的政协委员名单中，出现了三位台商。新增的3名台商代表是林佳蓉、洪文正、翁阿辉都是台协会员，新任委员翁阿辉已向东莞政协提出改善台商经营环境等议案，由于出任政协委员恐触台湾法律，最高可罚款50万元新台币。翁阿辉无奈地说：“我只是为台商发声而已，要罚就罚吧。”

东莞台商协会会长郭山辉则否认台协从中安排。他说“乐观其成”，但“不方便评论。”但也有台商对此提出不同看法，认为没必要非要参加政协，他们坦言台商来大陆是为了经商，台商来大陆来不是为了从政。

前会长张汉文和三位新当选的台商都很熟悉，他认为这个事情不要想得很复杂，“就是多了一个更加通畅的表达渠道，有很多意见可以直接送达政府部门，当然在出台政策、法律上也会提出合理建议。也是在帮助维护台商的权益。”

事实上，2003年中共中央统战部即同意省市级以下政协可安排台湾人士加入，但由于台湾当局法令限制，如东莞、厦门和上海等地台商，都只以受邀列席方式参与当地政协会议。

在政治之外，奢想只谈经济的台商面临着新角色的困惑。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民表示，台商日渐形成新的社会群体与利益团体，由于他们的利益既与岛内相关，也与大陆密切联系，从而使他们的角色颇为特殊。

处于利益中心的台商，他们的声音会否使两岸的政治生态发生某些变化仍是未知数，但他们的行动却足以促使政治家们调整立场。年前传出台湾“立法院长”王金平将会在今年访问大陆的消息，为其牵线搭桥的正是大陆台商。

勿庸置疑，在未来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台商总会将成为台商在大陆政经界最合适的舞台，将给台商提供更广阔的活动空间。也因此，将为两岸未来的政治走向，增加了不确定性。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