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月8日的中纪委七次全会上，中共总书记胡锦涛告诫中共高官，“少和大款拉拉扯扯”；要求他们全面加强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生活作风建设。随即，国家统计局原局长邱晓华因“生活腐化堕落，涉嫌重婚犯罪”被严厉查处。

1月29日，《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生活正派情趣健康》强调，“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必须把倡导良好的生活作风和健康的生活情趣作为一个重要方面”；各级领导干部要“净化自己的社交圈”，“决不能沉溺于灯红酒绿、留恋于声色犬马。”

这是近些年来中共首次如此强调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表明执政党中央已将高官的生活细节纳入反腐视野，防微杜渐。这无疑会增强当前反贪腐的力度，在贪腐与反贪腐的博弈中，增加反贪一方的筹码。较之此前某些媒体公开呼吁领导干部“傍富”，鼓励官员与富商“交朋友”的思路，执政党的理念已发生重大变化：反腐肃贪不再为经济增长让路；反之，经济增长要运行在政治清廉的轨道内。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多次强调：反腐是当前首要任务。

执政者的这种转变合乎历史的逻辑：在社会经济基础极其薄弱时，增长的需要可以暂时压倒一切；但当经济有了一定基础后，增长就应该在兼顾多项目标的条件下进行，其时，“什么样的增长”就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关键。近年来，中国经济虽然保持高速增长，但官场腐败也愈演愈烈。这种恶性循环导致不少地方官民关系紧张恶化，损害执政党的执政基础，动摇政权的稳定；同时也从反面提醒我们：应当顺应社会现实的变化，适时调整发展思路。

官场腐败之所以久治不愈，从表面上看，是因为权钱交易花样翻新，贪官污吏前赴后继；本质上说，却是因为政府官员掌控着巨大的利益资源。对权钱交易的买方即不法商人来说，购买权力为己服务，较之正常的竞争手段，可谓一本万利，收益既易且巨。当某个商人因成功购买权力而获得竞争优势后，其他竞争者不甘于失败，就不得不竞相效仿。而对于权钱交易的卖方即贪官污吏来说，面对众多商人争相结交的热情、层出不穷的利益输送手段，即便不沉溺于灯红酒绿、不留恋于声色犬马，也很难拒绝所有诱惑。这种体制环境和资源配置机制，对买卖双方都是“劣币驱逐良币”的危险深渊。

所以，着力营造和完善一个“良币驱逐劣币”的体制环境，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政府官员同样是人，并非特殊材料制成。他们同样有七情六欲，对各种诱惑的抵抗力同样有其限度。让他们直接执掌巨大的利益资源，就是把他们置于难以抗拒的诱惑下。更何况现行体制对他们的监督有限，而且监督者同样也面临诱惑。因此，要有效断绝官员和大款之间拉拉扯扯，使执政党多些清官，少些贪官，一方面要对官员加强纪律道德约束，但更重要的，还是要在制度、机制上下功夫。

首先是加强民主监督机制，透过不断开放言论空间，加大透明度，将各级官员置于民众和舆论的监督之下。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官商勾结”莫过于美国在军事领域的“铁三角”。它的一边是美国总统办公室、国家安全委员会、国会参众两院军事委员会等；另一边是参谋长联席会议、陆海空三军等；底边是众多私营军工企业。这种“官商勾结”纵然力不可敌，但在公开透明的民主制衡体制下，在民众和媒体的强大监督下，它在相当程度上是公开的博弈，是“阳光下的罪恶”，而非少数贪官和奸商可以恣意妄为。

在加强民主监督的同时，还应收缩政府对社会经济利益资源的直接掌控权，以断绝官员“寻租”的资本。在健全、完善的市场经济社会，非国有企业是市场主体，市场通过价格机制承担资源配置的基本功能；政府的作用主要是调节经济周期、平抑波动，维护市场的秩序和公正，同时通过二次分配调节贫富分化，为贫困人群提供生活保障。中国社会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还没完成，不但国有企业在经济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生产要素的基本配置在相当大程度上也取决于政府而非市场。由于政府与市场双重机制并存，政府官员的自由裁量权在不少领域远远大于计划经济时代。这种类似“双轨制”的体制环境，成了繁殖腐败最肥沃的温床。如此即不难理解，为什么近些年随着市场化改革的推进，腐败愈演愈烈，不可遏制。因此，要消除腐败，一个根本性的途径是尽快结束“双轨制”，收缩政府对经济的直接掌控力，让市场真正成为基础性的配置力量。

政府经济权力收缩，会不会造成执政党被边缘化，从而影响其执政地位的稳固？只看眼前得失，这种担忧似乎不无根据。然而，从长远看，执政党合法地位的长期被认同，在于党对民心的争取与凝聚。如前所述，中国经济虽然继续保持增长，但不少地方民众的满意度并没有随之增长，诉诸于各种利益的群体性冲突事件反而越来越多。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分化激化了利益冲突；但更重要的是，由于作为社会仲裁者的政府官员滥用权力、腐化无度，导致官民关系恶化，使得执政党面临渐失民心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政府的经济权力尾大不掉，官商勾结斩而不断，官场腐败除之不尽，执政党才真的有可能被民心抛弃，丧失稳固地位。

从长期保持经济稳定的安全性出发，政府在对金融、铁路、能源和装备工业等关键行业保持直接控制的同时，可以考虑放弃对若干经济领域和行业的直接掌控，尤其是应该放弃人为设置的市场准入障碍，打破由行政因素造成的国有企业对一些行业的垄断，让生产要素可以在不同行业、不同地区自由流动，从而实现最优配置。当官员不再拥有巨大的资源配置权力，而只是无差别地为市场主体提供公共服务时，他们就不再是铜臭追逐的目标，才能摆脱人性难以抗拒的诱惑与危险，进而形成由体制、行为到社会风气的良性循环。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