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外劳的管理混乱导致了目前四处受压的局面。

加拿大是个劳动力缺乏的国家，据加联邦政府估计，未来10年内，仅西部两省劳动力缺口就达35万以上，因此它们相继推出一系列鼓励外劳输入的政策，如阿尔伯特省就规定，任何雇主只要在政府劳务网站刊登招聘启事7个工作日无人应聘，就可直接向海外招聘外劳，从而大大简化了外劳输入的手续。

但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劳动力缺乏的阿尔伯特省埃德蒙顿市两家制造工厂却不约而同宣布，他们在送走即将期满的120名中国劳工后将不再雇用中国外劳，两家工厂负责人均表示，中国劳工表现中规中矩，并无可指摘之处。

无独有偶，中国外劳问题似乎成了世界各国的通病：在法国，“驱逐非法外劳”成为政客争夺选票的筹码；在俄罗斯，中国外劳在刚刚推出的新整顿法规面前饭碗朝不保夕；在马来西亚，自2003年起，原本繁盛的中国外劳输入被政府叫停，而当局打击“黑外劳”所引发的种种非常事件仍不断见诸报端。

白外劳与黑外劳

按照官方的统计数字，2005年中国在外劳务人员总数为53.2万人。

但这个数字显然是大大缩水的：如按官方记录，自2004年以来，中国在马来西亚的外劳总数应该为零，而据马方统计，实际在马从事劳务的中国公民至少达十多万人；俄罗斯每年发放给中国的劳动签证均在2000～3000左右，但实际上仅边境小城赤塔，中国从业者就达6000人以上，其中至少2/3是受雇于当地华商的外劳；在外劳、外包日益兴盛的非洲，不在“官册”的外劳总数也相当可观，在多哥、马达加斯加等多个国家设有分支的华人超市“天地亿万多”，华工多达数百，而在册的“外劳”数竟然只有6名。

奥妙在于，中国有“白外劳”和“黑外劳”之分。

所谓白外劳，即指通过政府批准的合法劳务公司，按照国际间劳务合同输出的外劳，此外，“外包”即中国公司在外工程中标，自行招募工人外派，也应属白外劳之列。2004年之前，外劳业务由指定国营专业公司垄断。2004年商务部、国家工商总局第3号令颁布《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管理办法》，此后“依法登记注册的企业法人只要符合相关经营资格条件、按程序申请并取得对外劳务合作经营资格，即可从事对外劳务合作业务”，自此一些私营外劳企业也可以合法输出外劳。

所谓黑外劳，则是指并非通过合法劳务输出手续，而是以旅游、商务等名义出国，然后滞留从事外劳工作。

白中有黑 黑中有白

其实黑白之间并不那么泾渭分明，而是“白中有黑，黑中有白”。

白外劳的操作中同样有许多黑猫腻，层层转包、层层盘剥的现象相当普遍。许多外劳、外包公司名义上是整体输出，实际上却通过黑中介层层转卖指标。如福建某对外劳务合作公司向以色列输出建筑工、厨工，每个工人应收2000～3000美元劳务介绍费，但经过中介三道盘剥，最后每个工人实际支付都在9000美元以上。

在加拿大的中国工人是通过正规渠道输入的合法外劳，但他们每人都额外预先支付了10000加币现金给中介；他们中虽然大多数人都签订了劳务合同，但有些合同是表面文章，有些则含有很多”霸王条款“，对劳动者的收入、福利待遇、劳动条件均有很苛刻的限制，由于这些合同“见不得光”，一些劳务公司往往会在收取全部或部分介绍费后再拿出合同，务工者生怕付出的钱拿不回，只得忍气吞声签字。

黑外劳中也并非都是打算非法长期驻留或打黑工者。非洲多哥洛美大市场、贝宁科托努米赛波市场中国商行多达数百家，受雇“外劳”也有数百人，他们几无一人是通过正规劳务输出渠道出境，而是将护照直接寄到当地，由当地的“黑签证托”办理短期签证出境，到达后再换长期多次往返签证达到滞留目的，这些人一般都是各商行的业务骨干，从事正当行业，这些“黑外劳”，黑的其实只是“劳”而不是“外”。

宁从黑中取 不向白中求

中国籍黑外劳总数远远超出白外劳，原因很多。

首先是合法劳务公司本身实力和资源的不足。

中国国内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输出市场彼此脱节，互无关联，劳务输出公司本身无法掌握大量的劳动力资源；而国外雇主经常直接在网上发布招募外劳的广告，这样一来就无形中拉平了“正规军”和“黑输出”间的资源差异。

对国外雇主而言，关键是及时找到劳工，根据许多国家的规定，这些外劳不一定必须“有组织地”进入，如加拿大就规定，外劳只需提供一张4000加元额度的银行存款证明，就可以直接申请雇工签证。不但如此，“黑输出”手续简便，速度快，而“正规军”需通过层层审批，往往缓不应急。

其次是待遇上“白外劳”并无优势。

由于黑白外劳在很大程度上招募途径、方式几乎完全一样，即通过中介层层转包招募外派，他们在海外工作所得到的收入和待遇基本相同，甚至所受的盘剥也大同小异。

一般而言，从事“外劳”、尤其从事占外劳最大比例的建筑、渔业、制造加工等工种者，大多数是农村闲散劳力，或城市下岗职工，家庭积蓄微薄，很难一下拿出这笔钱，大多数外劳只能向亲戚挪借，甚至借高利贷。

由此产生的巨额债务压力使得外劳负担沉重，即以建筑工为例，在条件较好的以色列、阿联酋等地，不论黑白外劳，一个工人正常情况下需用18个月左右，才能付清全部出国费用，而外劳合约通常为两年，也就是说，两年的苦工，真正为自己干的仅半年左右。

因此，许多外劳不得不把心思花在“打黑工”上，以贴补不足。一般而言，白外劳管理严格，层层把关，工人护照都攥在管理人员手里，外出受限制，很难去找私活；而黑外劳许多是直接派驻当地企业，管理由企业负责，相对较自由，打黑工便利。这样一来，工人舍白就黑，便毫不足奇了。

还债压力使工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延长外劳时限，以尽量争取更多“为自己打工”的时间，黑外劳对此同样较为宽松：他们只要保证钱赚足，至于合同期满后外劳是走是留，于他们毫无关系；而白外劳因手续问题则不可能有任何通融，反倒要采取种种非常手段严防外劳滞留，这同样造成了“黑盛白衰”的局面。

外劳的恶性竞争

不论黑白公司，其在劳务输出中所能得到的“合理”收入大抵可分两项：向外劳收取的中介费，向外劳输入方收取的管理费。出于竞争需要，各公司竞相压低管理费以取悦雇主。如在毛里求斯，自1992年至今，外劳管理费水准竟缩水达50％－75％。羊毛出在羊身上，他们自然要想方设法将亏空转嫁到外劳身上，这自然让外劳们的际遇雪上加霜。

许多过着集体生活的外劳生活状况相当恶劣。在阿尔及利亚科莱亚工地，工人们住处简陋，且由于伙食被工头的亲属承包，从事体力劳动的他们一个月难得吃上几回肉，饭、菜量也时时不足，饥肠辘辘的工人们只得在工地后山挖野菜、捉野猪、野猫，在河里捞乌龟，或偷拿食堂锅巴充饥。

即使某些“自由”的黑外劳，也由于高利贷压力而手头拮据。加拿大埃德蒙顿的中国劳工就拒绝入住工厂安排的宿舍，理由是“租金太高”，因为他们工资中的相当部分将被“黑输出”扣除，以偿还他们垫付的“入境费”——这笔费用事实上并不存在，完全是“黑输出”巧立名目盘剥外劳的借口。

不但如此，一些黑外劳竟是以诈骗为目的的骗子，他们在网上搜到某条外劳招募信息，自己并不掌握实际渠道，便想方设法登广告招工，收取中介费、培训费等，费用到手就溜之大吉；另一些企业为讹取中介费，夸大招募条件，将劳工骗出国后便翻脸不认账。

中国外劳出现的种种问题使得输入国疑虑重重，给中国外劳输出带来诸多负面影响。由于不论黑白，外劳大量非法滞留，成为非法劳工、非法移民的现象层出不穷，导致不同程度的社会问题和族际冲突，并成为许多政党、政客和劳工组织大做文章的素材；此外，由于中国外劳负担沉重，压力巨大，也给其工作造成不小影响。加拿大两家宣布不再雇用中国外劳的工厂，其主要理由就是这些中国外劳将大量业余时间用于干私活，导致上班时间效率下降，及身体状况的严重恶化。来源：《凤凰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