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吴晓波著 中信出版社
“尽管任何一段历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独特性，可是，1978年—2008年的中国，却是最不可能重复的。在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大国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日渐瓦解了，一群小人物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试验场，它在众目睽睽之下，以不可逆转的姿态向商业社会转轨”，这或许是作者吴晓波为这30年中国企业作史的理由。《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一书将读者带回这段历史，让没有经历过的人通过文字来感触，让曾经经历过的人重新体味。
1978年之后的30年对个人、对企业而言是一段独特经历，对社会而言是一次重大转型。从1978年开始，中国逐渐摆脱了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走上一条与前28年截然不同，立足于现实、服务于国计民生需要的“改革开放”之路。这条路的起点并不容易，首先是民智觉醒不易。如书中所写：先知者如柳传志，“第一次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一篇关于如何养牛的文章”，也会“激动不已”，发现“气候真是要变了”。直到1980年代，传统意识形态仍然很强大，附着在这一意识形态上的既得利益也很顽强。所以当年“傻子瓜子”雇用12个工人竟会引发“这是不是剥削”的全国大讨论，最后要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一锤定音，当事人才免于牢狱之灾；而深圳特区的土地出租，也是从厚厚的《列宁全集》中查出列宁引用恩格斯的一段话，证明“消灭土地私有制并不要求消灭地租”后，才获得安全感；为躲避政治风险，1980年代有不少企业家不得不将自己辛苦创业所得，全部“无私归公”。面对种种阻力，当时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采取了迂回、渐进，事实上是“赎买”的改革方略，将改革方向确定为“放权让利”，让原来的既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使改革获得至关重要的中间层动力。为避免意识形态的纠缠，邓小平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方针，发明了“不争论”的改革策略。在如此种种巧妙的设计下，改革才获得全方位动力，不但顺利搭建起基本市场经济体系，经济持续高速增长达30年之久，而且保持了社会稳定，直至进入21世纪。
回顾历史，在书中截取的这30年之前的近30年间，中国经济同样保持了高速发展。但这期间物质财富的增长并没有转化为老百姓的生活改善，而是主要积累成了国家建设的成果。在1949年至1977年的大多数时间里，亿万人民心甘情愿忍受贫穷，只为心中的社会主义梦想。但这种意识形态的理想随着文革而幻灭，由此催生出以满足民众生活需要为方向的经济转型，改革者只是顺应了这种时势。从改革初期至1990年代中期，新生的市场机制在创造经济高增长的同时，也满足了大多数人的实际需求，全社会开始洋溢一种对市场调节的充分信任。但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市场化所积累的贫富分化开始凸现，部分人被市场抛弃，沦为不具有购买能力的贫困阶层。由于不具备购买力的需求在市场经济逻辑中被视为“无效需求”，市场自动忽略了这部分人的需求；而在“市场崇拜”的氛围下，被市场忽视的也自然被社会所忽视，于是这部分人因贫困而悲惨，基本生存条件难以得到保障。市场的局限性终于使经济发展再次偏离满足大多数人生活需要的根本目的，效率本来只是手段，却遮蔽了目的本身。这种偏差不但酿造了越来越多的社会矛盾，也引发了近些年对市场化改革的反思。在这种全社会的反思中，发展的目的再次从过程中彰显，政府重新发现了自己为市场所不可替代的功能与责任。至《激荡三十年》一书所述的终点，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已系统提出“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等执政理念与构思，经济社会的发展逐渐由手段向目的回归。
30年河东，30年河西。种种迹象显示，这30年已构成一个完满章节，历史的下一章正在悄悄铺开。它既是前一章节的延续，又有着自己独立的逻辑。从这种意义上说，《激荡三十年》一书的回顾是圆满的，它不但有助于认清过去，更有益于启迪未来。
《我与东史郎交往13年》
朱成山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东史郎是一个曾参与南京大屠杀的日本老兵，他从一个受日本军国主义影响严重的杀人魔鬼转变成一个和平斗士。本书则记述了作者——江东门纪念馆馆长朱成山与东史郎从1994年至2006年的交往经历。书中披露了《东史郎日记》案长达8年的诉讼内幕，以及作者先后12次与东史郎见面的详细情形。
《杨虎城大传》
杨瀚著 团结出版社
本书系杨虎城将军之孙杨瀚在收集、整理诸多历史资料和档案的基础上完成的，第一部以大传形式详细记述杨虎城将军悲壮人生的著作。与以前出版的相关书籍相比，本书更为全面、详实，涉及了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许多重要人物、重大事件。书中还深入分析、探讨了围绕杨虎城将军的几个未澄清的问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史实细节。
造反派的文革舞台
文 □ 严飞
《青春无痕：一个造反派工人的十年文革》
陈益南著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文革既已过去，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录便成为研究文革的珍贵史料。目前有关文革的个人回忆大多是知识分子和老干部所著，工人造反派的回忆录却极为罕见。而工人造反派和红卫兵组织的关系是文革研究的重要课题，这方面的第一手史料，特别是关于工人造反派的心态、他们从造反到挨整的经历以及文革中一系列事变对其思想的冲击，均相当匮乏。
因此，这本描写湖南长沙一名工人造反派有关他在文革期间活动的回忆录便具有填补此一空白的重要学术价值。从时间上而言，作者这本回忆录整整跨越文革十年，记载了作者整个青春岁月。也因此，按照作者所言，使得整本书所提供的一些历史细节和描述显得更加真实和可信，因为“正值青春之际，对当时的那种经历感受之叙说，对当时那些历史事件体会之描述，我自信，本书奉献给读者的，是一种真实”。
文革刚刚开始时，作者刚好16岁初中毕业，现实给他上的第一课，便是以革命接班人的身份，亲眼目睹了几名无辜的普通群众和干部，成为文革运动的受害人。在运动的初期阶段，作者尚能以同情甚至抵触的心态对待被批斗的单位同事和领导。但随着文革的火热深入，特别是造反运动的错综复杂以及残酷斗争的加剧，作者主动加入了以工人为基础组成的造反组织，并继而成为湖南势力最强大的工人造反组织“长沙市工人造反派联合委员会”（简称“工联”）的积极骨干，“造一切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人和事情的反！不管是谁，资格有多老，权力有多大，只要他违背毛主席的指示，我们就要造他的反！”全书真切地回放了作者思想上这种变化的过程，并且将之放置于历史的大舞台之上，展现了一幅历史画卷中一个“小人物”的若干文革片段，构建出文革历史中的立体感受。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作者除了记录下自己的文革历程，也在全书的叙述中加入了很多自己当下的理性分析和思考。再回过头审视这段历史，作者深刻体会到工人造反运动对社会产生的消极影响，它没有给工人自身和社会留下正面的价值，工人造反派领袖也逐渐和普罗大众的感情和利益失去关联，留下的仅仅是对权力和地位的追逐。
文革中工人造反运动的兴起虽有其与体制长期矛盾的背景，但从本质上讲，它始终是一场没有自主性的行动，是文革中出现的一支奇特的政治势力。
当时造反组织的发起人，基本上是文革初期被打成“小邓拓”与“新右派”的工人、小干部、教师等社会底层的群众，这些后来成了文革风云人物的造反派头头们，最初造反的动机，无一不是想为自己被打成“反革命”、“右派”的冤屈争得平反，重获做正常人的地位。但是，当他们通过最长仅几个月，短则只有几天的挨整厄运，或仅仅写了矛头指向“走资派”的几张大字报，便获得了进入政坛的门票，并一下子由受害者转登上了权力高位，刹那间变成了领导数千、数万甚至上百万群众的“领袖”时，平反自己冤屈的初衷已经退而其次，相反，造反动机的功利性变得更加明确——要取代“走资派”“当权派”，成为新的掌权者。
然而，根据作者的切身体会表明，这些因被整成“右派”而造反、而又因此当了造反组织领袖的人，相当多的人不具备做政治领导人应需的素质。因此，每每造反派的有利之际，往往就又是造反派们的分裂、打内战之时。所以，他们相当多的人能成为权力的掌握者，全都出乎他们的意外，仅仅是因为当时的特殊潮流，将其推到了造反组织领导人的地位，而并非他们的才能所致，也因此，“造反派的头头们，有几个真有可以担当政治大任的能力与本事？”
有趣的是，文革十年中，造反派们喊了无数次“打倒邓小平”的口号，文革之末的“批邓反右”运动更是将邓视为死敌。然而，当工人造反派成为历史的名词之后，很多当年的造反派都恢复到原有的工作岗位上，并且相当多人，后来还能因“下海”经商赚了钱，这些都得益于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方针。作者由此反思，真正左右中国前进方向的，不是谁是谁非的路线斗争，也不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只有将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之上，才可以保证国家的兴旺强盛、人民生活的富裕安定。
《中国消费新世代》 香港贸易发展局出版
中国内地实施经济改革后成长和发展事业的新世代，自信、收入高、消费力强，是近年港商开拓内地消费市场的焦点。本书综合了香港贸易发展局研究部对内地新一代40岁以下的中高收入消费者的调查和研究，详细地介绍了这一新世代的背景、观念，并进一步研究了他们的消费态度和习惯。
《“文革”中的周恩来》
刘武生著 香港三联书店
本书讲述的是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事迹。作者刘武生曾担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兼周恩来研究组组长，系统地阅读过大量档案材料，访问过有关人士，发表过不少研究成果。近一、两年来，他集中力量研究“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周恩来，力求如实地再现历史的真实。
青年格瓦拉的转变
文 □ 李云雷
《革命前夕的摩托车之旅》
切·格瓦拉著 大块文化
2007年是格瓦拉逝世40周年，40年过去了，世界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冷战结束了，历史“终结”了，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不战而胜”，在这个时候读到格瓦拉的“摩托日记”，让人产生不知今夕是何夕之感。
在医学院毕业后，格瓦拉曾经做过几次环绕南美洲的旅行，其中一次就是记录在此书中的1952年的摩托车之旅。在这次旅行中，格瓦拉和他的同伴阿尔贝托从阿根廷出发，用9个月的时间，穿越了智利、秘鲁、哥伦比亚、委内瑞拉4个国家。在途中，他们遇到过各种艰苦的情境，有时不得不忍饥挨饿、露宿街头，但这两个青年是快乐的，他们看到了沿途迷人的自然风光，也看到了更多人的生活状态，发现了无穷的乐趣。
青年人总会有“到远方去”的冲动，因为真正的生活似乎永远“在别处”，格瓦拉的这部笔记，便给我们展现了他在空间与精神上不断拓展的记录，这些文字是优美的，有生动有趣的人物，也有幽默的细节和美丽的场景，是一部很有价值的“游记”。但对我们来说，真正有意义的并非在于他的“旅行”，而在于他内心的变化，也即他是怎样从一个医学院的学生转化为一个革命者的。在这次旅行两年之后的1954年，格瓦拉便在危地马拉参加了政治活动，而1955年7月他与卡斯特罗结识后，旋即加入了游击队，开始了推翻古巴独裁者巴蒂斯塔的革命行动。那么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呢？
在1960年的一次演讲中，格瓦拉说：“我刚进入医学院的时候，心里丝毫没有我今天所抱持的革命理念，那时我只想成功，像所有人一样想追求成功。”可以说那时的格瓦拉跟现在中国的大部分“小资”一样，一心只想着个人意义上的成功，但正是旅行让他“更进一步认识了拉美大地”，在旅行中他“亲身接触到贫穷、饥饿与疾病”，想靠个人的努力来帮助那些人，正是这一朴素的愿望引领格瓦拉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阅读这本笔记，我们会发现，在前半部分更多的是格瓦拉对自然美景的发现和喜悦，而越到后来，他越会发现人世间是那么悲惨和不公，在法耳巴拉索，格瓦拉去看了一个患气喘病的老妇人：一屋子腐臭的汗味和臭脚味，灰尘从几张安乐椅上扬起，在生病之后，她连起码的尊严都没有了。在描述了老妇人的生存境况之后，格瓦拉接下来写到，“正是在碰到这样一类事情的时候，特别容易让一个医生知道自己的无能，从而萌生念头改造这个世界的不公。……在这些没有明天的人身上，我们窥见了全世界无产者所经受的深重苦难。”在这里，我们看到了革命思想的萌芽，一个学医的青年尤其对疾病敏感，我们在孙中山、鲁迅、郭沫若身上也能看到，强烈的责任感，使他们从研究生理的疾病转向了对社会“疾病”的诊断。
在搭车的旅途中，格瓦拉遇到了一位来自普诺的老师，“他谈到为什么需要彻底改变目前的教育体系，这些体系在有限的状况下也提供了印第安人一点教育，不过却只更使得学生充满羞愧与憎恨，将来既没有能力帮助自己的同胞，也会在一个对他们充满敌意、也不想接纳他们的白人社会中，陷自己于极端不利的处境。”这位老师让格瓦拉，也让我们了解到殖民教育对原住民的伤害，在今天，虽然不再是殖民的名义，但这样的教育体系不也仍在发挥作用吗？
在西方和中国，格瓦拉都成了“小资”们的偶像，在他们眼里，格瓦拉是那么“酷”，那么性感，可他们将格瓦拉只当作消费的一个符号，无法真正懂得格瓦拉的胸怀和理想。2000年，大陆一部话剧《切·格瓦拉》上演，引起了思想界极大的震动，也让人们开始重新思考格瓦拉所代表的革命传统。而早在1975年，中国就出版了格瓦拉的《古巴革命回忆录》，描绘他参加游击战的经历，可以视为此书的续篇。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即使不能像格瓦拉那样漫游，至少也应该睁开眼睛，看看周围真实的世界，然后想想我们能做些什么，或许这就是纪念格瓦拉逝世40周年的最好方式了。
《星巴克模式：体验热情煮沸的经营哲学》
约瑟夫·米其里著 美商麦格罗希尔国际台湾分公司
星巴克改变了全世界对咖啡的品味，但除此之外，星巴克还彻底改写了商业、营销、甚至于一般的大众文化。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完整呈现星巴克五大经营法则（视为己有，注重每个细节，惊喜与欢乐，拥抱阻力，留下轨迹）的专著，作者精辟的见解让我们得以一窥星巴克这股革命性的力量。
《1901—1949中华民国之谜》
王晓华著 灵活文化
在弥漫着古旧霉潮气味、存放民国案卷的档案馆里“熏陶”了一二十年的民国史研究员，利用公布的史料和一些当事人的揭秘性回忆，及一些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将国民政府在大陆期间一些重要的事件及当时的新闻焦点用通俗的笔法写出来，使之变成这本老百姓耳熟能详的有趣故事，也成为研究民国史者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来源：《凤凰周刊》 | 
